谢侃侃 | 1926年起义：从印尼共的陨落到共产国际的局限性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印尼共）是亚洲历史最为悠久的共产主义政党，其前身成立于1914年，比中国共产党早了7年。但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党，却在1926年底错误估计了形势，仓促发动起义，招致荷兰殖民当局的强力镇压，几乎退出政治舞台。起义爆发后五天，共产国际就批评这是错误的决策，可三天后，又改口对此表示欢迎。印尼共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共产国际的表态为何迅速变化？如何理解印尼共、印尼革命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

今天推送的文章就回应了这些问题。原来，1926年的起义源于殖民地内部矛盾激化，它的失败是印尼共激进派错误估计革命形势、决策失误所致。激进派领导人亚利明和慕梭，不顾另一位领导人丹·马拉卡的反对，前往苏联，寻求共产国际对暴动的支持，但共产国际态度谨慎。两人在归途中遭英国殖民当局拘捕，导致印尼共在未获任何指令下仓促起义。从这个角度看，1926年共产国际的讨论实际上未对当地革命产生实质性影响。

不过，围绕这一事件的一系列争论还是展现了当时共产国际领导殖民地革命的真实情况：共产国际对印尼革命的认知受同一时期中国革命、斯大林-托洛茨基论战等事件的影响，缺少从印尼实际出发的分析；共产国际的相关会议由擅长理论而不了解印尼实情的高级官员主导，讨论流于形式，对印尼革命形势缺乏判断，对荷兰殖民政府的镇压反应迟缓，暴露了共产国际自身的局限性。

作者｜谢侃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系长聘副教授，关注广义“马来群岛”地区的历史及当代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左翼运动、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及去殖民、冷战中的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等。

责编｜侯农

1926年底，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印尼共）在荷属东印度各地发动了一连串起义。武装暴动首先出现在首都巴达维亚（今雅加达），随后迅速发展至临近的万丹地区，并在一个月内蔓延到了苏门答腊西岸，但由于准备仓促、组织混乱，各地暴动在几天内便被殖民当局彻底扑灭。荷印殖民政府逮捕了约13000名暴动的直接参与者和超过5000名亲共人士。当局只对一小部分印尼共成员进行了公开审理并将其定罪，却对多达1308名所谓的共产党领导人进行流放，统一关押在位于新几内亚岛上的利辜（Boven Digul）集中营。这次镇压对印尼共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印尼共运的第一阶段（1914—1926）宣告结束。虽然流亡党员多次尝试东山再起，但在当局的严密监控下始终难有作为。直到“二战”结束，印尼共才重新开始在本国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

长期以来，学界普遍将印尼共领导的1926年起义视作印尼共运史上的重要事件，并将其看作该国民族解放运动中一座不可或缺的里程碑；另有一些学者从本地视角审视了这次起义的内在驱动力。在阐述起义背景时，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提到了印尼共与共产国际间的联系与互动。露丝 · 麦克维对起义失败前的印尼共党史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探讨，她认为：印尼共的1926年起义主要是由殖民地的内部矛盾引发的，共产国际及其印尼代表并非这次运动的组织者，国际因素对这场运动的影响非常有限。

麦克维的研究成型于冷战时期，史料主要依靠共产国际《国际新闻通信》以及苏联《真理报》等公开出版物；在此基础上，她还对共产国际的若干印尼代表进行了采访。麦克维的研究反映了共产国际与印尼共进行互动的基本形式，但受材料和视角所限，其论述缺乏对一些关键细节的探讨。例如，共产国际的代表们背景各异，大多对印尼情况知之甚少，身处莫斯科，他们如何认识印尼革命？共产国际对其发布的“宣言”和“决议”字斟句酌，但在这些精心雕琢的文字背后，代表们如何对印尼革命形势进行判断？

本文试图通过全球视角对共产国际与印尼共之间的互动进行重新审视，旨在填补麦克维等人研究中的空白，探讨国际共运和地方革命的相关话语是如何相互形塑的。本研究主要使用荷兰国际社会史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IISH)收集的印尼共和共产国际档案，包括会议记录、报告、书信，及未出版的印尼共领导人回忆录和演讲稿等资料。

与聚焦于印尼内部矛盾的过往研究不同，本研究基于共产国际档案，重新梳理了国际共运与印尼共1926年起义的互动关系，揭示了全球视野下殖民地革命与共产国际政策之间的复杂张力。

首先，本文指出，虽然印尼共1926年起义主要受殖民地本地形势影响，国际因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但共产国际关于印尼革命的认知与判断却与同一时期世界共运所经历的重要事件相互交织、息息相关。其次，本文突破了传统研究中将国际因素边缘化的倾向，通过分析共产国际会议记录和代表辩论，展现了莫斯科对印尼革命的认知如何被同期中国革命、斯大林-托洛茨基论战等事件形塑，从而填补了麦克维等学者因冷战时期史料限制留下的研究空白。最后，本文探究了国际共运的话语构建机制，指出共产国际对印尼问题的讨论虽脱离实际，却深刻反映了国际共运内部的理论分歧与策略竞争，为理解20世纪20年代亚洲革命的跨国联动提供了新视角：一方面，共产国际认为印尼共对起义缺乏准备，除了批评印尼共的左倾政策，共产国际在起义前并未给印尼革命提供实质的指导与帮助；另一方面，尽管先后有四名印尼共代表在莫斯科参与了关于印尼革命形势的讨论，但相关会议却被擅长理论而不了解印尼实情的高级官员主导，使得这些会议大多流于形式，最终导致共产国际对印尼愈发危急的革命形势缺乏判断，对荷兰殖民政府的严酷镇压反应迟缓。

印尼共是亚洲历史最为悠久的共产主义政党，也是印尼早期民族解放运动中最为活跃的一支力量。其前身是由荷兰人马林(Hendricus Sneevliet)于1914年建立的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Indische Sociaal-Democratische Vereeniging,简称“东联”)，起初成员大多为旅居印尼的荷兰人。随后，东联实行“集团内括”(bloc within)策略，与民族主义组织伊斯兰联盟(Serekat Islam)合作，吸纳了大量印尼本地人入会。

东联致力于通过工人运动展开反殖民斗争，其领导的铁路与电车工人协会(Vereeniging van Spoor-en Tramwegpersoneel)尤其活跃，但也因此引起了殖民当局的警觉，使得包括马林在内的多位东联荷兰籍成员被迫离境。此后，印尼本地人逐渐控制了东联的领导权，于1920年将该组织更名为“东印度共产主义联盟”(Perserikatan Komunis di Hindia, PKH)，由司马温(Semaun)和达尔梭诺(Darsono)出任正副主席。该联盟于1921年加入了共产国际，1924年正式定名为“印尼共产党”(Partai Komunis Indonesia, PKI)。

印尼共作为合法政党进行活动的时间极为短暂，成立不久便遭到了荷兰殖民政府的疯狂打压，丹·马拉卡(Tan Malaka)、司马温、达尔梭诺等多位领导人先后被驱逐出境。1925年8月，一场由印尼共领导的码头工人罢工再次以失败告终，荷兰殖民当局对印尼共及其附属组织展开了空前的镇压。为了消除印尼共对大众的影响，荷印政府严令禁止印尼共公开集会并逮捕了大量印尼共活跃分子；此外，当局还采取强硬措施抑制印尼共的组织和宣传工作，收缴了党报《红旗》(Red Flag)等宣传资料。1925年年末，印尼共中央委员会在中爪哇召开会议，讨论了印尼共面临的艰难形势，通过了一项“普兰班南决议”(Prambanan Decision)，决定在党的有生力量被殖民当局消耗殆尽前发动大规模起义。为了推进此项工作，中央委员会决定联系印尼共流亡海外的几位重要领导人，以求获取必要的策略指导和物资支援。

此时，共产国际对印尼革命形势的了解与判断主要依靠已流亡海外多年、1926年初先后抵达莫斯科的司马温与达尔梭诺。两位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的印度秘书处(Indian Sub-Secretariat)，频繁地在会议上与各国代表一同探讨印尼的革命形势。为获取跟印尼相关的资讯，身处莫斯科的代表们不得不依赖英国与荷兰报纸上的二手报道，信息的完整性、可靠性、时效性均难以得到保证。通过极为有限的新闻报道，代表们得知印尼共的处境日趋严峻，宣传工作在殖民当局的打压下几近瘫痪。

1926年5月，达尔梭诺向共产国际方面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了帮助印尼共渡过难关的建议。他认为，印尼共应该着力领导一场群众运动，要争取印尼本地知识分子和包括当地华人在内的中小资产阶级的支持。但鉴于殖民地形势危急，印尼共有必要谨慎行事，保存力量——“不能让人一眼看出运动是由共产党领导的”。

尽管秘书处认为达尔梭诺的计划仍有瑕疵，却同意派一名代表前往爪哇协调相关工作，并要求达尔梭诺和司马温在这名代表动身前提交一份更为详细的行动方案。然而，秘书处的印尼代表与非印尼籍的高级顾问们却在这份方案的起草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这批顾问包括约翰·佩珀(John Pepper)、格里高利·沃汀斯基(Grigorii Voitinskii)和罗伊(M. N. Roy)等人，虽然他们对印尼的实际情况不甚了解，却是资历深厚的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或长期在共产国际担任要职。顾问们无视两位印尼代表的意见，常常在会议中主导讨论的方向，主张印尼共应以俄国革命为参考，充分借鉴布尔什维克行之有效的斗争方式。

顾问们对印尼共运的发展状况不甚满意，批评了印尼共领导人犯下的一系列错误，认为印尼共中央委员会在领导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在处理与群众组织的关系时犯下了左倾的错误。佩珀指出，印尼共最严重的错误是急于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并因此过早地将自己暴露在了殖民者警惕的视野中。这一连串的错误导致殖民当局对印尼民族解放运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印尼共的许多工作被迫转入地下：“如果共产党尚处于势单力薄的阶段，那它应该首先集中精力壮大自己，不要过早地领导民族解放运动。”

在佩珀看来，通过激进革命在印尼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条件还不成熟，所以印尼共的首要奋斗目标应该是要求荷兰政府召回总督并建立以本地人为核心的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罗伊也强调，在当前形势下，印尼共需要将更换政府首脑作为其活动的“最低目标”，因为只要荷兰人还掌握着中央政权，地方层面的变化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同时，他坚持认为印尼共必须尽早考虑夺取政权后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政体，领导层需要让党员清楚地知道是否议会民主制就是印尼共奋斗的最终目标。最后，罗伊提醒道，亚洲革命中有许多“小资产阶级和虚情假意的同情者们”都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共产国际为印尼制定的决议必须严肃地讨论这些人在印尼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

然而，司马温却认为苏联模式和西方议会民主制均不适合印尼，印尼共应该尝试开拓一条中间道路。司马温承认，印尼共与个别民族主义团体（尤其是伊斯兰联盟）的关系过度亲密，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党的根基；但即便如此，印尼共仍应克服困难，坚定地参与民族主义运动，并最终夺取了该运动的领导权。司马温建议首先纠正党内出现的极左倾向，再试图通过群众与荷兰殖民当局进行斗争。虽然印尼无法在短期内实现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但司马温相信，“成熟的机会将在恰当的民主形式中得到体现”，印尼共需要建立一种具有“间接普选制度的国民民主”(national democracy with indirect universal suffrage)。一旦印尼共带领民众走上这样一条中间道路，“纯粹的国民民主”(pure national democracy)即使在世界革命形势尚未明朗的情况下也是可以实现的。到条件允许时，这种国民民主就可以向苏联式的政体进行过渡。司马温进一步指出，印尼民众对殖民政府的不满情绪正在迅速蔓延，这将逼迫当局进行改革。印尼共为实现国民民主而采取的新计划将是适时的，该党很有可能一举获得殖民地政治思想与实践的中心地位。

双方辩论的焦点在于，印尼共是否应该在当局的严酷镇压下推动建立议会制。秘书处的高级顾问们谴责印尼共领导人，认为后者的反议会态度是幼稚且极左的。罗伊和佩珀援引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支持杜马的例子，坚信印尼共应该模仿俄国模式。司马温对此进行了回击，强调印尼共所面对的局面是完全不同的。首先，俄国革命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均具有革命性；与之相对，虽然议会制并不是在殖民地建立民主体制的必要条件，但是印尼社会却缺乏为实现类似目标而敢于与荷兰统治者进行对抗的民族资产阶级。其次，印尼代表们提出，许多国家在革命后发现议会制并不适合当地情况。例如，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攫取了议会的领导权，因此议会制也有可能走向错误道路；而苏联的建立恰恰证明了“议会并非民主的唯一表现形式”。最后，俄国从未像印尼一样遭受过外国的殖民统治，俄国民族资产阶级对外国势力的反抗并不像殖民地那样激烈。因此，司马温认为议会制无论是在“理论上、政治上、策略上，还是组织形式上都是不可能（在印尼）实现的”。他引用了列宁的名言作为总结：“在决定策略和政策时不应忘记具体情况。”

尽管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却没有就下一步如何开展工作达成一致意见。可以想象，共产国际的高级顾问们对印尼情况的了解是相对有限的，因而无法精准地对印尼与俄国革命的不同之处进行分析；他们在讨论过程中深受教条主义影响，热衷于把列宁的理论付诸实践，希望把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经验移植至他国。另外，尽管有两名印尼代表参与了会议，但他们对殖民地最新情况的掌握同样是值得怀疑的。会议进行时，司马温和达尔梭诺都已被荷兰殖民政府流放多年，二人对印尼共的处境和该党领导人下一阶段的工作计划同样知之甚少。他们仅能通过时效性不强的荷兰报纸及党内成员间断断续续的通信了解印尼革命的动向。

尽管共产国际尝试为印尼革命的危机把脉，但彼时共产国际与印尼革命者之间的联络并不通畅，导致印尼代表和高级顾问们很难及时获取真实而可靠的信息。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关于印尼问题的讨论大多停留于理论层面，对印尼革命提供的指导和帮助十分有限。

除了寻求共产国际的支持，印尼共成员也试图与其他流亡海外的领导人取得联系，以推进其发动武装起义的计划。丹·马拉卡是印尼共第二任主席，于1922年被流放至欧洲并加入了荷兰共产党。随后，他取道苏联，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培训，并成了该组织最早派驻东南亚地区的代表。丹·马拉卡在隐居菲律宾期间听说了印尼共的“普兰班南决议”，表示坚决反对发动起义，因为这种鲁莽的行动将激发殖民政府更为残酷的镇压。他责成印尼共领导人亚利明(Alimin)将其反对意见经由新加坡传达给中央委员会。然而，急于促成起义的亚利明却向党组织隐瞒了这一指示，他同另一名印尼共领导人慕梭(Musso)从新加坡出发前往苏联，企图绕过丹·马拉卡直接获得共产国际的授权。亚利明与慕梭最终于1926年7月到达了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了印尼的最新情况，并请求莫斯科方面批准印尼共中央委员会的起义计划。共产国际印度秘书处于7月22日再次召开会议，讨论与起义相关的具体事宜。

虽然印尼共遭到了殖民当局的持续镇压，但亚利明仍然对形势表示乐观，对印尼共群众组织人民联盟(Sarekat Rakyat)充满信心。他认为，印尼共在工人运动方面具有很大的影响，其中铁路和港口工人的工会组织尤为强大；此外，军警队伍中有很多人都对印尼革命持同情态度——本地人占据着殖民地武装力量的绝大多数，而且由于长期遭受不平等待遇，这些人普遍对他们的荷兰上司怀有不满情绪。亚利明指出，印尼共将组织工会催促雇主涨薪，但根据以往的斗争经验，政府及企业主会毫不犹豫地拒绝此类要求。若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印尼共将立即采取行动，号召各行业工人发动大罢工。虽然大罢工势必会引发殖民政府更为暴力的镇压，给印尼共及其群众组织造成巨大损失，但亚利明相信，政府对工人运动的打击会为今后的革命斗争提供适宜的土壤，让殖民地广大受压迫的工人、农民和本地士兵同仇敌忾、揭竿而起——“大罢工将成为起义全面爆发的明确标志”。

秘书处的高级顾问们对这些积极信号表示认可，但仍然对印尼共为发动起义所做的前期准备工作表示怀疑。由于缺乏获取信息的可靠渠道，共产国际对印尼时局的判断只能基于几位印尼共产党员的陈述。亚利明竭尽全力地想要说服秘书处，希望高级顾问们相信发动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印尼共领导人们其实清楚地知道，该党对武装力量的影响仅局限于一小部分本地士兵，军队完全不受其掌控；另外，由于当局的镇压，印尼共的宣传攻势已经很难触及其目标群体。亚利明对时局的盲目自信来源于他错误的假设，即认为荷印政府发放的微薄薪资让下层官兵怨声载道，并已上升为对荷兰人的仇视。他不切实际地认为军警中的印尼人“只愿意为自己的国家（印尼而非荷兰）而战”，大罢工一旦爆发，这些人便会倒戈加入起义。

英国共产党领导人墨菲对此进行了回应，认为印尼共中央委员会对时局的分析太想当然了。墨菲指出，一个政党对其影响力的评判应该以其能够实际控制人员的多寡为准，基于特定人群表态而进行的主观推测是不可取的。高级顾问们就起义计划不断发问，问题涉及印尼共是否已为起义引发的政治后果做好了相应的准备；是否要与殖民政府展开长期的游击战；怎样从荷兰人手中夺取政权；以及印尼最终将采用怎样的政治制度等。司马温承认该党尚未就这些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却坚持认为起义将有助于巩固印尼共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慕梭继续补充指出，中央委员会派他们到莫斯科是为了得到共产国际的明确命令。如果共产国际批准，他和亚利明将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带回爪哇，并将其视为行动纲领；如果共产国际反对，他们仍会将消息带到，但这将导致“白色恐怖”充斥印尼各地。

尽管四位印尼共成员并未就起义一事达成一致意见，他们却希望共产国际能够在充分调研后通过一项行动计划。司马温意识到，印尼共成员们并没有认真地思考过起义的政治后果，对国际形势也缺乏足够的分析；与此同时，共产国际的高级顾问们也明显低估了印尼的形势——“印尼人的革命热情比我们（共产国际的代表们）想象的更为高涨”。司马温提请秘书处注意：即使共产国际否决了印尼共的计划，也会有其他政治团体借助当前的革命形势进行暴动。如果印尼共失去了对革命的领导，使局势彻底失控，党的力量将被大大削弱，共产国际的声望也将受到严重的损害。对此，罗伊和墨菲的回应十分谨慎，即发动起义是十分严肃的问题，莫斯科不能简单地批准或者否决这一计划。在“是”与“否”的答案之外，共产国际必须要为印尼革命指一条明路。

上述讨论表明，印尼共对共产国际的期待与共产国际支持各地革命的能力及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主张起义的印尼共代表希望得到共产国际的直接授权，使他们能够越过丹·马拉卡，将其激进的斗争方案向前推进。更为重要的是，印尼共代表们希望共产国际能够出手相助，帮助该党在殖民政府的严酷压制下渡过难关。然而，共产国际了解印尼形势的途径极为有限，难以对印尼局势进行深入且具有时效性的分析，向印尼共提供策略指导和物资支援由此存在着极大的困难。一些印尼共成员对共产国际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但事实上，该组织是在“普兰班南决议”出台半年后才从来访的印尼共代表那里获取了该计划的基本信息。

虽然亚利明和慕梭对发动起义充满信心，但是丹·马拉卡和共产国际却对该计划充满疑虑，担心印尼共冒进的行动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与此同时，身处莫斯科的印尼共代表们也高估了该党的实力及其作为印尼反殖运动先锋的声望。虽然彼时殖民地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即使没有共产国际的同意，暴动也可能随时爆发；但激进派没有意识到，若缺乏准备、组织不力，共产党不仅将失去对印尼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其有生力量也将在镇压中受到严重的破坏。印尼共在起义前完全由党内激进派把持，无政府主义在其成员中盛行，为混乱局面的出现埋下了隐患，导致该党所面对的危机进一步加剧。

共产国际印度秘书处逐渐意识到印尼局势紧迫，于1926年7月频繁召开会议商讨相关事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高级官员皮亚特尼茨基与佩珀等人多次参与讨论，试图更为全面地了解国际和印尼形势，从而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应对策略。在这些会议中，代表们反复将印尼局势与沙皇时代的俄国进行比较，对俄国革命经验在印尼的可复制性进行了探讨。

皮亚特尼茨基认为，荷印当前的政局与俄国1905年革命之前的环境相似。他指出，当时俄国社会各阶层均充斥着对沙皇的不满情绪，然而能与之对抗的力量却十分薄弱；而面对强大的殖民政府，印尼革命所面临的状况亦是如此。皮亚特尼茨基建议印尼共专注于增强自身实力，为工人、军人和农民争取更好的福利和工作环境，以获得更为广泛的支持；与此同时，印尼共需要积极地为实现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而斗争。该党需要优先考虑完成两个任务：一是从荷兰人及其他帝国主义势力手中夺回印尼的控制权；二是以解放工人阶级为目标进行长期斗争。皮亚特尼茨基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印尼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还未充分理解革命的意义所在，不见得会支持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因此，印尼共有必要借鉴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经验：

亚利明却指出俄国与印尼的社会政治环境存在着本质区别。俄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二月革命为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奠定了基础；在布尔什维克取代资产阶级成为革命领导力量的过程中，阶级斗争是明确存在的。然而，民族资产阶级在印尼殖民社会中是缺失的，印尼人民反殖斗争的主要矛盾集中体现为种族矛盾。因此，印尼人对于荷兰人的憎恨与俄国人对沙皇统治的不满并不能相提并论：“我们的革命与民族资产阶级及社会中的其他反荷势力间毫无关系，他们的力量都太弱小了。”亚利明进一步阐述道，印尼共不怕失败，因为国家机器中有97%都是当地人，相比之下，荷兰人只占据着顶层3%的职位。亚利明反复表达了他对印尼共的信心，认为该党在群众中有着足够的影响力。他认为印尼当前的形势对共产党十分有利，强调即将爆发的起义将得到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

尽管以亚利明为代表的印尼共代表对形势表示乐观，却不得不承认该党正面对着许多障碍，尤其是殖民政府变本加厉的镇压。自1925年以来，印尼共在爪哇各大城市组织了多次罢工活动。尽管该党将罢工视作其革命活动的积极结果，但罢工引发的骚乱却使殖民当局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以防止混乱的局面持续发酵。殖民政府不仅禁止印尼共及其附属组织公开集会，还颁布了第153号法案，即所谓“封口法”(muilkorfwet)，旨在打击各种形式的反殖民宣传。当共产国际进行上述讨论时，印尼共的三份报纸都已经被迫停刊。此外，当局针对印尼共成员的搜查、拘捕、惩戒与放逐接连不断，该党所面对的形势已十分危急。

秘书处的代表们并未就印尼问题达成一致。从1926年7月到11月初起义在爪哇爆发，共产国际档案中没有任何与印尼相关的会议记录。造成这部分档案缺失的原因有多种可能。是共产国际故意隐瞒，还是相关会议因故取消？具体情形已不得而知。但鉴于印尼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共产国际不可能完全对其置之不理。多方资料显示，亚利明和慕梭于1926年10月离开了莫斯科，目的是尽快向印尼共成员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遗憾的是，共产国际的指令并没有被及时地传达出去——两人在回程途中获悉起义已在印尼爆发，并于11月18日在马来亚遭到了英国警察的逮捕。

印尼共成员和共运史学家们对起义发生前几个月印尼共和共产国际之间的互动有着不同的解读：

范·柯洛夫认为，莫斯科方面对印尼共的起义计划不置可否，加上当时通讯不畅、信息匮乏，以及印尼共准备仓促、盲目冒进，共产国际不可能对该党不计后果的起义计划予以全力支持。即使共产国际确实做出了针对印尼问题的重要决定，但由于起义突然爆发，亚利明和慕梭又在马来亚被捕，其指令对于印尼革命的进程也是没有实质影响的。

布拉克曼则认为，亚利明和慕梭在莫斯科期间被卷入了斯大林派与托洛茨基派的论战。1924年列宁去世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矛盾激化。托洛茨基主张进行永久性的世界革命并批评斯大林政权镇压民主；斯大林则坚持“一国社会主义论”，强调苏联必须集中精力巩固自己的政权以捍卫社会主义的堡垒。1925年，托洛茨基失去了他在苏联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但直到1927年11月才完全丧失权力。在1926到192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起组织了反对斯大林的“联合反对派”，恰逢共产国际讨论印尼革命走向的关键时期。因此，布拉克曼推测斯大林-托洛茨基论战影响了共产国际对印尼问题的判断。

亚利明在其回忆录中简要回顾了他在苏联逗留的三个月。他指出，自己已尽全力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高层们阐释了印尼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四位印尼共产党领导人（亚利明、慕梭、司马温和达尔梭诺）对莫斯科会议的“印象”(kesan)不错。他以极其模糊的口吻描述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矛盾：

亚利明是起义的积极倡导者，如果莫斯科方面确实批准了起义，那么他理应把这层信息十分明确地表述出来。然而，他在叙述中既没有提到共产国际的支持或认可，也没有提及是否得到了斯大林本人的首肯。亚利明仅模糊地提到，共产国际指派他和慕梭向“新加坡的同志”（而非身处印尼的党员们）通报其关于印尼问题的决议。由于共产国际档案中关于印尼问题的记录有长达三个月的空缺，学者难以知晓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矛盾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共产国际对印尼事务的讨论。可以想象的是，这三个月的空缺恰逢莫斯科政治气氛十分紧张的时期。

托洛茨基在1926年10月的联共第十五届代表大会上失去了政治局常委的职位，而亚利明与慕梭恰好在这段时间离开莫斯科。共产国际是否因为当时苏联的政治形势而推迟了关于印尼革命的讨论呢？亚利明在其叙述中提到“（我们）对这个伟大政党（联共）所面临的问题有了一些看法，这与我们面临的问题或多或少有些联系”，这样的表述究竟意味着什么？他是否是在借斯大林-托洛茨基论战影射主张起义的印尼共“普兰班南派”与反对起义的丹·马拉卡派之间的矛盾？

麦克维于1959年对司马温和达尔梭诺进行了采访，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印尼共代表与共产国际之间的互动是如何与莫斯科当时的政治局势相互纠缠、影响的。司马温指出，季诺维也夫等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十分支持亚利明与慕梭提出的起义方案。他们相信，支持印尼革命将成为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重要实践——若共产国际支持的世界革命取得成功，斯大林的威信将受到严重挑战，托派在苏联政治中的颓势也将有望得到扭转。斯大林派则坚持认为当前的世界局势尚不稳定，不适合发动大规模的无产阶级革命，苏联有必要在本土守护好社会主义的胜利果实。初到莫斯科的亚利明和慕梭“对苏联政局几乎一无所知，正如共产国际对印尼缺乏了解”，托派人士的支持在两人看来无疑是极具吸引力的。然而，革命经验更为丰富的司马温和达尔梭诺及时向他们发出警告，劝说两人远离这场在苏联权力中心愈演愈烈的派系斗争。

在亚利明和慕梭逗留莫斯科末期，四位印尼代表与斯大林本人见面。据司马温和达尔梭诺的回忆，斯大林本人并不反对印尼共起义，但他反对发动一场组织混乱且毫无胜利希望的运动。麦克维指出，1926年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造就了斯大林这种似是而非的态度。当时，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政策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阵营进行意识形态论争的焦点所在。斯大林认为国民党更有能力领导以资产阶级为核心的民族主义革命，而民族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俄国发起十月革命的必要条件，因此斯大林鼓励中共与国民党继续合作甚至合并；与之相对，托洛茨基派则认为国民党在本质上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共应该寻求机会，尽快将国共两党的关系从党内合作过渡为两党联盟的形式。1926年下半年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较为顺利的时期，国民革命军在北伐战争中势如破竹。在此背景下，斯大林派在国内坚持自己的“一国社会主义论”，在中国政策上则继续支持国共合作。共产国际中国政策暂时的成功巩固了斯大林派的威信，也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斯大林对待印尼革命的矛盾态度。

共产国际于11月17日（即起义爆发后的第五天）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商讨应对策略，指出印尼共必须立即纠正其“政策中的错误”。但该组织却于11月20日发表了一份声明，声称“共产国际欢迎印尼人民的革命斗争，保证将给予全力的支持”。共产国际在几天之内对印尼革命的表态迅速转向与莫斯科当时的政治环境是密切相关的。此时，托洛茨基已经失去了中央政治局的席位，但他领导的联合反对派却还具有一定影响，他与斯大林关于联共中国政策的论战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托洛茨基批评斯大林影响下的共产国际过分强调国共合作的重要性，背离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本质；斯大林却坚持认为国共合作是必要的，北伐战争体现了国民党是唯一能够领导中国革命的力量。

共产国际则深陷于两难境地：一方面，该组织需要为斯大林的中国政策背书，宣告苏联影响下的革命浪潮已经席卷整个亚洲；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却很难在中国革命之外找到合适的例子来证明斯大林政策的正确性。印尼起义的突然爆发无疑为共产国际提供了极佳的素材，使得该组织能够以印尼革命为例证明斯大林的中国政策正在发挥作用，其苦心经营的中国革命模式具有可复制性。在共产国际的授意下，司马温在《国际新闻通信》上发文称：“印尼起义的爆发恰逢其时，它毫无疑问地受到了最近中国革命的影响。这是广东军队（国民革命军）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必将进一步增强印尼人民的信心！”

在印尼共起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内，共产国际发布的各类声明中充满了对印尼革命的溢美之词。莫斯科方面不仅用印尼革命为斯大林的中国政策背书，还反复强调了印尼共在革命中取代民族主义组织，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然而，随着荷兰殖民政府对起义进行全面镇压，共产国际逐渐接受了起义失败的事实，开始着手对失败原因进行调查与反思。共产国际于起义爆发一年后才通过了一份关于印尼问题的决议，但该决议对印尼革命已没有任何实质的影响。印尼共在当局的镇压下土崩瓦解，共产国际甚至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将其指示送达当地，重建党组织更成了遥不可及的目标。

结   语

印尼共1926年起义虽由本地矛盾直接触发，但共产国际对这一运动的回应却暴露了国际共运在殖民地革命问题上的结构性困境。一方面，共产国际因信息闭塞、教条主义和对印尼实情的无知，未能提供有效指导；另一方面，其决策过程深受斯大林-托洛茨基论战和中国革命经验的影响，导致对印尼革命的讨论沦为理论空谈。这一案例表明，国际共运的“全球革命”愿景在实践中常被现实政治、意识形态竞争和组织缺陷消解。通过对共产国际档案中的微观案例进行分析，本研究揭示了国际革命话语与地方实践之间的断裂，为重新审视反殖民运动中“国际”与“本土”的辩证关系提供了批判性思考。

虽然印尼共与中共都是20世纪20年代亚洲革命的重要力量，但两党的境遇却有较大差异。中共所面对的形势深受中苏关系的影响，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论战对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形塑作用；相比之下，印尼共所受压力主要来自境内，海外因素的影响甚微。因此，学者通常认为印尼革命应首先从殖民地内部矛盾的角度进行研究。

本研究以共产国际档案为基础，进一步表明莫斯科方面对印尼共1926年起义的影响有限，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路途遥远、信息闭塞，以及殖民镇压等客观不利因素。在核心领导人流亡海外、国内局势每况愈下的情况下，一部分印尼共成员召开了普兰班南会议，决定以武装暴动回应荷兰殖民政府变本加厉的压迫。激进派领导人亚利明和慕梭不顾丹·马拉卡的反对前往苏联，希望共产国际能够批准他们的计划并提供援助。在普兰班南派看来，莫斯科的授权与援助将拯救危在旦夕的印尼共运，有助于进一步巩固共产党在印尼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然而令激进派失望的是，共产国际对该计划反应谨慎，认为印尼共不应贸然起义。尽管共产国际对印尼革命下达了新的指示，但负责传信的亚利明和慕梭却在回程途中遭到了英殖民当局的拘捕，印尼共在未收到任何指令的情况下便匆匆发动了起义。从这个角度来说，1926年共产国际代表们对印尼问题的讨论并没有对当地革命形势产生实质的影响。

四位印尼共代表在莫斯科亲身参与了共产国际的会议，但该机构的高级顾问们却对印尼情况知之甚少，无法对印尼革命进行透彻分析。为了在实时信息极为有限的情况下讨论印尼局势，代表们参考了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下的“相似案例”：共产国际对印尼问题的讨论主要在印度秘书处进行，英国和印度籍代表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代表们对印尼问题的认知，形塑了共产国际对印尼问题的表述方式，“议会民主制”与“不合作运动”等话题被多次提及；与之类似，苏联顾问们习惯性地将印尼政局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形势进行对比。

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共产国际的讨论脱离了印尼实际，代表们对印尼革命的关切却与当时国际共运所面临的形势密切相关。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论”与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之间的意识形态分野影响了代表们对印尼局势的解读，致使他们不自觉地将印尼革命与中国进行比较。国共合作是当时共产国际的焦点所在，也是该机构用以分析印尼共与其他民族主义组织关系的重要参考坐标。1926年，国共合作背景下的北伐战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共产国际便尝试将中国经验介绍到印尼，并希望通过印尼华人将两地的革命活动联系到一起。然而这一期望却很快落空了——随着1926年印尼共起义的失败和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中国爆发，两地共运都遭遇了巨大的挫折。

起义失败后，与莫斯科保持紧密联系的印尼共成员坚决反对与当地民族主义者合作，这与共产国际1928年后进入更为激进的“第三时期”，对社会民主党等左翼温和势力的抨击是一致的。虽然印尼共在起义失败后遭遇了毁灭性打击，党组织不复存在，但共产国际的政策转向却对大量流亡海外的印尼共成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共产主义者如何在民族主义运动中进行自我定位的问题上。在新一轮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中，与共产国际密切接触的印尼共流亡者保持了激进且不合作的态度，却很难在殖民地全新的政治生态中获得发展空间。在殖民当局政治管控不断收紧的情况下，印尼社会进入了所谓“和平与秩序”(Rust en Orde)的20世纪30年代，流亡者们曾屡次尝试重建印尼共产党，却都以失败告终，直到“二战”结束才迎来了新的转机。

文章来源：《世界历史评论》2025年秋季号。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参考原文。

原标题：国际共运视野下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1926年起义：基于共产国际档案的重新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