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来信：找不到人生的意义，是我自己的问题吗？

2024年初春的一天，坐在返校的高铁上，笔者刷到了《三联生活周刊》对甘阳老师的访谈，主题是“为什么大学生不快乐”。访谈中，“疲惫、焦虑、未老先衰”这几个词显得格外扎眼，却正切中了我长期以来的模糊体感。不久后朋友圈内就出现了转发潮，许多同学认为很有共鸣。

坦白说，当时我正处在保研的压力之下，长期处于一种慢性情绪低落的状态——说不出具体缘由，却实实在在地感受不到“快乐”。甘阳老师的访谈以及朋友圈的热烈反响，让我意识到这种“不快乐”或许并非我个人独有，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恰好那时有一个独立开展小研究的契机，我便决定，不如借此机会好好研究一下这个话题——既为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也是一次自我治愈的尝试。

鱼对水的存在习焉不察。而这个小研究就像是“跃出水面”的一次努力，是对自身及自身处境的一次审视和反思。同时，我希望从自身感性经验最丰富的微小切口进入，尝试触摸更广阔时空中社会的脉搏。如果还能为我们认识现状提供一些新的角度，那就再好不过。

研究过程中虽然也不乏焦头烂额的时刻，但总体带给我相当正面的反馈。当我从“感觉不快乐”转向将“为什么不快乐”作为一个问题去探究时，便逐渐能够将自己从这种弥散的情绪中抽离出来，站在情绪之外去审视和挖掘——在这个意义上，它的确成了一场自我治愈。访谈环节也令我收获颇丰。除了访谈技术的提高，更重要的是让我与身边同学的连接更加紧密。我平时的交际范围很有限，访谈——很多时候其实更像一场场真诚的聊天，让我对身边不少从前只是脸熟的同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访谈也给了我与人深度交流的机会（这种深度交流在今天的大学里其实已愈发稀缺，这也与文章中呈现出的原因有关），使我们得以分享彼此的故事、困惑与思考，这些经历本身就是弥足珍贵的。过程中，老师和师姐师兄也给了我相当大的帮助，无论是方法上的指导，还是思想上的启发，都令我获益匪浅。

很难说这项研究以及最终的写作，对我之后的一些人生选择产生了什么具体而直接的影响。但毫无疑问的是，这段研究和思考的经历确实在暗暗推动着我，最终使我更加笃定地走上了一条少有人走的，甚至被认为是“毫无必要”、“浪费时间”的“弯路”。但在我看来，比起“直路”，这条“弯路”才会通向旷野，让我有机会看到更广大、更扎实的人生和世界。如果这篇尚显稚嫩的习作，也能给读者带来一些启发或片刻思考，则幸甚至哉。

作者｜阿灿

责编｜阿大

排版｜童话

大学作为“校园”与“社会”的结合部，理应是学生主体性发展的重要场所，但如今却呈现出高中化趋势。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校园”生活的被动性与虚幻性：“校园”生活如流水线工厂，学生被动完成任务、接受监督，无暇思考意义；又如严肃的游戏，学生陷入无尽的比较与竞争，意义虚无。公共性的消逝使社会难以为大学生构建具有感召力的意义蓝图，曾经的宏大叙事难以引起年轻大学生的共鸣。

面对这一危机，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认识到公共性对于个人的重要意义，寻找新的平衡，以促进主体性的真正发扬。这不仅是某些大学生个体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需要共同关注与努力解决的课题。

2024年3月14日，《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号一篇《清华大学教授谈“为什么大学生不快乐？”》的访谈文章获得了“10万+”的阅读量，引起了大学生的诸多共鸣。在访谈中，甘阳教授表示：“用8个字概括现在的学生，特别是清华北大的精英学生——疲惫、焦虑、未老先衰。他们做什么都被动……”[1]钱颖一教授也指出，精英学生在进入大学后普遍陷入了“忙”“茫”“盲”的囚徒困境[2]。在对大学生的访谈中，我也得到了类似的答案：

访谈对象01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现在的大学生，精神并不是特别的昂扬，眼睛里没有光。大家都不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且也不通过尝试去找到自己想要什么，自然也就感觉在各种选择面前束手束脚……感觉大家生活得很闭塞，或者说感觉大家的状态不太改变。”

访谈对象02

“滚滚红尘，庸庸碌碌，不知道为了什么活着，但是就是这样活着，很糟糕。我自己也是这样的。”

他们在大学的评价体系里拼命挣扎，一路打怪升级；但大多数人只是随波逐流地卷，用力却麻木地争，鲜少思考学习与生活的意义。这俨然已成为一场散布于大学内、弥漫在青年间的“精神危机”：本该最富朝气、最具活力的大学生群体，何以普遍地疲惫、焦虑、被动，乃至意义虚无、主体性缺失呢？青年，特别是大学生群体，是社会发展变革的晴雨表，也是肩负未来的主力军；青年的问题与困惑，往往反映了整个社会与时代的某些特质。

对此，笔者与某精英大学11位本科生进行了深度交流，了解其在大学期间的处境和精神状态，探究他们消极态度背后是如何理解和构建大学生活与学习意义的。

要探究大学生的精神面貌与状态何以至此，毫无疑问，我们需要考察大学生所处的环境——大学，以及他们在进入大学前长期身处其中的教育系统。为此，我们将引入“校园”与“社会”这两个概念，并指出大学在其中所处的位置。

所谓“校园”，即教育系统，指各级院校实体，连同各种作用于学生的制度安排（包括学校内的各种行为规范及评价标准等）。本文所讨论的主角——大学生，已经历的大部分人生都在“校园”及其逻辑支配下度过。“社会”是相对于“校园”而存在的一个概念。具体而言，“社会”指的是校园之外的广阔空间，涵盖了个体在离开校园后所进入的外部环境。通俗而言，“社会”即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离开校园，进入社会”的“社会”，它代表了一个从受教育者到社会成员的身份转变过程。

需要声明的是，这里引入“校园”和“社会”的概念，是着眼于其作为大学生曾经处于、现在正处于以及未来将要处于的环境而言的，是出于身处其中的个体对自身生活史的审视。一般而言，从“校园”到“社会”是一条单向的路径；而大学处在“校园”系统的末段，是“校园”与“社会”接壤的边界地带。从“校园”到“社会”的过程，理应是一个人不断成长、成熟的过程，是逐渐从“被教养”的孩童成长为独立自主的成人的过程，是从虚幻的“象牙塔”走入真实世界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大学作为“校园”与“社会”的结合部，同时具有二者的特点；并且，作为从“校园”走向“社会”的最后一站，大学理应是学生具有较大自由度和自主权、学生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尊重与发扬的场所。

进入大学的学生，一方面受到了所处教育系统最深最久的影响，另一方面（相比于初高中学生）又前所未有地接近脱离“校园”逻辑的支配，因此，这一阶段的不适感是十分正常的：

访谈对象03

“高中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在游泳池里游泳，你只需要沿着给定的这条泳道的方向游就可以了。但是刚进大学给我的感觉就像是被扔到了一个大湖或者大海的中间，没有人告诉你该往哪里游，似乎很多个方向都有可能。”

访谈对象02

“到大学我会觉得越来越需要确认自己，认识我自己——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以及它在这个天地间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在进入大学前，学生们习惯的是这样一种逻辑：要做什么已经由学校安排好，自己只需努力把“规定动作”做到尽善尽美，在单一的评价维度上，学生通过分数与排名自然能确定自己的位置。进入大学后，面对更大的自主选择空间和更多样的赛道和评价标准，需要靠自己来找到自己的定位。这时，学生很容易感到迷茫，但与此同时，这也是真正认识自己、拷问意义和发展自身主体性的绝佳契机。

然而，作为“校园”逻辑逐渐退场、学生的主体性逐步得以建立的场所，今天的大学内“校园”逻辑却依旧很强势——大学本科阶段大有高中化的趋势。保研/考研成了新的高考，学生为了绩点而学习。

访谈对象03

“我觉得这个课很没意思，而且也没什么用，但是为了绩点不得不上，不得不卷。”

大学中的绩点与排名为何变得这么重要？曾几何时，“六十分万岁”还是众多大学生对待成绩的态度。如今大学中的评价系统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成绩态度的变化完全是“校园”边界延伸的结果。在大学扩招、学历贬值的大背景下，叠加经济形势的不景气，大学生就业压力巨大。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被迫延缓进入社会的时间，在大学毕业后寻求进一步深造，以提升自己未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希望读研究生的人多了，“校园”的末段被迫延长，学生不得不去做更多的“规定动作”以求在评价体系中获得更好的位次，大学也就日益成为又一个高中了。

访谈对象04

“最大问题还是研究生根本不是想做研究的人才去……我记得我之前跟计算机系一个老师聊，他说大概十几年前，有一年本科毕业生出去工作就能有很高的工资，然后排名靠前的同学就全部去工作了，研究生就没什么人读。”

大学日益高中化，而大学生相比于高中生又添了新的一重烦恼：在高中，做好“规定动作”毫无争辩地压倒个人的“自主选择”，是几乎所有人的共识，大部分人最终安于现状，梦想着“到了大学就好了”；但是在大学中，一方面“自主选择”是被鼓励的，个人可选择的方向也确实更加多样，而另一方面，做好“规定动作”又是现实逻辑。学生怀着“终于自由了”的美好憧憬来到大学，不多时却发现大学不过是另一个高中——甚至是需要“卷”的赛道更多的高中，期待落空，难免失望，并且再也难以像高中时那样对人生的下一站满怀憧憬了。这本是一次思考意义、发展主体性的良机，然而高中化的大学容不得你迟疑，很快就将你裹挟进轨道般的“校园”生活之中。

三、“校园”生活： 流水线工厂与严肃的游戏 

伴随着“校园”逻辑的延伸和大学的高中化，“校园”生活的两大特点——被动性与虚幻性也在大学得到加强。在被动性与虚幻性的生活中，人的主体性被压抑，有社会化而不见公共性，有原子化的、互相对立的个体而没有真正的集体。被动性使人无暇思考意义，虚幻性使得意义难有存在的土壤。

“流水线工厂”是对这种被动性生活的精妙譬喻。学校是工厂，而学生则是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方面，流水线是自动向前的，学生需要做的事情已被规划好，随着传送带来到面前，学生需要做的只是被动地完成一项又一项任务；另一方面，工人的行为无时无刻不受到监督，正如学生们也时刻受到评价。

访谈对象05

“我们系是一个比较卷的地方。在我们那届刚入学的时候，一开始大家都不太清楚自己的定位，加上学长们告诉我们保研有一定难度，大家又不清楚评价标准到底是什么，以及到底做到什么程度才能保研，于是大家普遍比较慌，然后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疯狂地卷绩点——因为绩点越高肯定越有利嘛，这也是我们唯一能抓住的东西。”

这位访谈对象的经历是大学高中化的生动体现，也是体现被动性的鲜明案例。初入大学，本是重新思考意义、按自己的意愿规划大学生活的时机，保研的压力却让他们紧紧抱住“绩点”这唯一具有确定性的评价标准，被动地随大流一起“卷”。一旦被评价标准俘获，人就变成了站在流水线旁的工人，任务源源不断地送来，你只能被动地、又精益求精地完成它们。久而久之，习惯于这种被动性的生活，习惯于服从标准带来的安全感，也就不敢于做出新的探索，慢慢就会出现这种“固化”的状态：

访谈对象01

“大家都不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且也不通过尝试去找到自己想要什么，自然也就感觉在各种选择面前束手束脚……”

无时无刻的监督是另一个问题。它使得学生只在有监督的情况下才有做事的动力，而缺乏有效监督的事情——即使是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也缺乏动力。“一位来自中国顶尖高校的教授……的苦恼是如何强化他负责的学生们的宿舍卫生问题。”[3]事实上，许多寄宿制中学同样需要学生自己负责打扫宿舍的卫生。但与大学不同的是，寄宿制中学往往会对宿舍卫生有严格的考核制度，这里的逻辑是命令/任务式的，事实上是对打扫卫生这一劳动的异化（学生会先因为被检查者发现没有打扫干净卫生而受到惩罚，而非是因为未打扫干净卫生本身承受最自然的后果：被迫忍受不洁的环境）。学生习惯于为免受惩罚而打扫卫生，因此一旦来到了对宿舍卫生缺乏有效监督的大学，自然缺乏认真打扫卫生的动力。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无时无刻的监督下，人会变为监督者的奴隶，行为受恐惧驱动，事实上存在对人最基本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压抑。在访谈中，也有访谈对象这样表示：

访谈对象06

“我很好奇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一件事情，你本来想做，别人规定出来你反而就不想做了。”

这种情况恐怕说明这位受访者已经承受了过多的外界规定与监督，“反而不想做”是主体意识对于外界监督的逆反，恰恰说明了这种被动性生活对主体性的压抑。

学校之外，家庭也会带来评估的压力，这是“校园”逻辑的外溢：这一代大学生相比于父辈不快乐的原因，一部分就在于有一个笼罩性的监督者——具备时刻评价能力的父母——存在。而父母辈在上大学时，其往往是第一代大学生、家中最富见识的人，长辈没有能力对他们在大学中的生活多加干涉和指导，因此他们能获得一种心理上的自由和主动性——行动不会被实时评估的自由。当自己获得选择采取何种行为的自由，自然要承担如此行为的责任，自己对自己生命有了掌控感，主体性也就在其中生长起来了。

被动地完成任务、被动地接受监督，这样的流水线本身是对人的一种消耗，使人产生倦怠感，无暇思考。正如刘云杉教授对学生的评价：

“他有麻烦，但无犹豫；有谨慎的反思，但无严肃的沉思。他善于反思，尤其是改进性的反思，他能发现且清除‘bug’（程序错误），将其转化为可以消除故障——或者性能不好，或者设计中的缺陷……他呈现出一种过度的活跃，一种看似积极实则被动的行为方式。在过度的活跃中，他缺乏沉思、一种精神性的感受力。沉思需要单一的专注力，将自己沉浸在事物之中，一种物我两忘又物我交融的新境界。单一的专注，必然有舍弃，有所不为，这需要精神上的自主，一种看似温和、消极无为，实则有所作为、有所坚守的内在韧性。”[4]

“学校环境有不止一种特点使人想到赌博环境：规则的使用只是为了使人参加进来，时间和空间有限而且来自诸决定因素起作用的真实世界。”[5]布尔迪厄在与帕斯隆合著的《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一书中指出了学校生活的不真实性与游戏感，此处借用其“严肃游戏”的表述来描绘“校园”生活的虚幻性特点。

有的人陷入到了这种游戏当中：

访谈对象01

“我对自己的要求很高，经常会想：‘别人能做到的我为什么不能？’然后我发现有的人是真的聪明，效率是真的高，我就会想是不是我应该更充分地压榨自己的潜力……现阶段我理性的做法是多做科研，在课程上少投入一些时间。但我明知道做科研会耽误学习课程的时间，自己的成绩必然受到影响，也在理性层面上说服自己了，但是快到考试的时侯，还是接受不了自己成绩会不好看，所以还是会花很多时间来准备考试。这其实会带来很多无意义的时间消耗，自己也会感觉很累。”

这位访谈对象习惯于跟他人进行比较与竞争。比较、仿效、竞争，这本身并不一定是坏事，但问题在于：支撑起比较、竞争的动力是什么？“别人能做到我为什么不能？”这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好胜心。但是当这些比较全都落在了可评估和量化的指标上，落在学校评价体系之内的时候，这在事实上只是一种虚幻的游戏：比较纯粹是为了比较本身，它抽去了内容，或者说内容是不重要的——一切可供比较的都拿来比较，在意一切内容也就等于对任何内容都不在意——而只有“比较”的形式是他真正看重的。当抽去了内容时，比较本身是抽象的，是无法与真实世界建立联系的，只不过是虚幻的游戏而已。在虚幻的比较游戏之上，自然无法建立起任何真实的意义。并且，这种与他人无尽的比较和竞争，只会让人与人之间处在彼此孤立和对抗的状态中，集体与公共性也都成为不可能。

有的人发现了这种游戏本身的无意义：

访谈对象07

“我本质上是个喜欢学习的人，虽然可能高考后有所懈怠，但是本质上依旧是喜欢学习的，但那门课的作业让我体会到了什么叫生理上的反感。那个作业毫无意义，又很折磨人，导致我到后面没有任何做它的动力。这种失望可能是我后来抑郁的原因之一……我对学业产生了生理上的恶心，那段时间又是保研关键期嘛，外界给我很大的紧迫感，但是自己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完全丧失了行动力，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每天就在床上，找各种网文小说没日没夜看，饿了就点外卖，困得支撑不住就睡。时间像漩涡一样，自己被困在里面，很无力。”

当你尝试追问自己日常学习的意义，在发现某项学习任务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但为了绩点又不得不做时，会感到十分痛苦。此时，你必须做出选择，要么强忍不适完成作业，以求维持一个“稳定的”日常生活；要么就是不去做——这时候就意味着你要做一个离经叛道者和局外人了。对意义的思考往往导致行动上的犹疑和丧失动力，而不能在系统规定的时间内作出相应的动作，评价体系会带来负面的反馈。一方面受到所谓“现实”逻辑的拷打，“我以后的出路是什么”，另一方面又没有动力去做出行动上的改变，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外界的紧迫性和内心意义的崩溃同时出现，最终很容易导向自我怀疑、逃避，甚至抑郁。

很多时候，学习活动本身无法构成自身的意义，其本身是否有意义往往在于外界评价的结果，正所谓“结果好则一切都好”。日常学习活动意义的产生需要经过类似马克思所说的从商品到货币所要经历的“惊险的一跃”。以当下大学生熟知的“考研”或“考公”为例，只有最后成功“上岸”，备考的过程才是有意义的。或者说，考试成功的结果赋予了备考过程意义；而如果未能成功，则备考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不具有任何意义。并且，事实上在备考过程中，意义一直处于一种“悬而未决”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学习过程本身无法构成自身的意义，便常常导致日常学习中的意义虚无感。而同样是竞争，评选优秀拖拉机手与考研或考公是不同的。没评上优秀拖拉机手的人，其劳动过程的意义并没有随着竞争结果的失败而被消解——劳动过程的意义不依赖于竞争的结果而存在，其本身是不会被抹杀的，即使挣得荣誉也只是一种锦上添花。

校园生活的虚幻性体现在抽离实际内容的比较与竞争中，也表现为学习活动本身难以独立地获得其意义。这种虚幻性使得学生们陷入无尽的比较和竞争中，以求通过教育系统的评价体系获得某种符号性的凭证，也使得他们在日常的学习过程中难以收获真实的意义感。表面上的努力和忙碌，实际上是一场无意义的游戏，这种虚幻的追求不仅削弱了学生的主体性，更使他们在日常学习中失去了内在的动力和方向。

结合以上的分析，大学生活的被动性和虚幻性压抑了学生的主体性，也抽空了意义感诞生的真实土壤。在这种环境中，学生们在被摊派的任务和无止境的竞争中迷失自我，个人的思考和自主性被逐渐侵蚀，只剩下被动的执行和虚幻的比较。当这种状态成为常态，大学生群体面临的不仅是学习上的压力，更是深刻的主体性压抑和意义危机。

四、意义建构： 公共性的消逝与意义的失落 

面对愈发呈现出被动性与虚幻性的大学生活，主体性在环境的压力下难以伸展。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意义”的明灯一盏，指引着主体性的复归；然而，不幸的是，我们也比任何时候都更缺乏真正的意义感：

访谈对象07

“我觉得人生没有意义，存在先于意义，存在本身没有意义，就去‘运作’吧。”

访谈对象08

“我觉得我现在有点意义缺失，但我并没有无意义感，因为我觉得人忙起来的时候就不会想意义了。现在让我想一下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我说的出来的意义……长期的、深层次的焦虑就是我找不到一个非常有意义且可行的事业。”

格尔兹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指出：“文化是公共的，意义是公共的。”[6]意义的建构并非个体能够完成，而一定要依仗公共性的存在。而在今天的环境中，常有社会化而鲜见公共性，有原子化的、互相对立的个体而难见真正的集体。

改革开放后，国家与集体的所谓宏大叙事在很大程度上被解构，伴随着市场化与经济体制改革而来的是对个人的关注，希望从集体中打捞面目模糊的个体，似乎只有打破集体对个人的压抑，人的主体性才能得以释放和发展。但在集体崩塌、公共性消解的今天，本应最具朝气和活力的青年大学生群体却面临着严峻的意义与主体性危机，这足以引起我们的反思。

经济体制改革改变了生产关系，集体在这一过程中大面积坍塌，人的处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集体中的联系被打破，个人成为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体被抛向劳动力市场——在这里，每个人在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彼此对立和竞争的关系，公共性在事实上难以存在。一方面，前文提到的“校园”生活的被动性与虚幻性，在某种程度上其根源正是“校园”外更广阔的“社会”空间中人与人关系的变化与公共性的丧失。被动性，事实上是个人为了赢得与他人的竞争，而被迫委身于教育系统被动性逻辑——“与魔鬼签订契约”——的结果；虚幻性，与他人无尽的比较游戏，则是在“社会”和劳动力市场中与他人竞争的投射和预演。而另一方面，“校园”生活的被动性和虚幻性又反过来进一步伤害了公共性存在的基础，在个体生命的早期就使之适应来自外部的、异己的监督者，并彩排人与人之间的比较和竞争关系。

国家这一“虚幻的共同体”也无法构建出对个人真正具有感召力的意义蓝图。曾经有效的、让老一辈人心潮澎湃的宏大叙事难以引起如今年轻大学生同样的共鸣。正如人类学家项飙教授在一次访谈中所提到的：“主流话语用的是老一代的那套符号，用的是老一代年轻时候的形象，所以老一代讲起来就很兴奋……可惜主流话语把生活经历抽象成宏大的象征，让有些人觉得毋庸置疑地拥护，让下一代人摸不着头脑、也不知道怎么去修正和发展这些看法。”[7]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整个社会公共性稀薄、共同体丧失，事实上构成了个人意义感丧失的重要基础。从“潘晓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到钱理群教授提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再到甘阳教授引我们思考“为什么大学生不快乐”，今日的问题并非一夕形成，也并非局限于校园之中。立足于新的经验基础，此刻，我们或许更需要重新唤醒那份对理想生活与社会图景的想象力——愿这份想象力，如星火不灭，照亮每一个将至的清晨。

参考文献

[1]参见《清华大学教授谈“为什么大学生不快乐？”》，三联生活周刊，2024年3月14日，https://mp.weixin.qq.com/s/5JLOiE-Chq0rpkXHVzM7KA

[2]钱颖一. 大学的改革· 第四卷: 学子篇(本科生) [M]. 北京: 中信出版社,2021:93.

[3]杨璐. 晚熟的大学生[J]. 三联生活周刊,2024,(2):33.

[4]刘云杉. 掌控的反噬：目标导向的自主学习者[J].高等教育研究,2023,44(07):1-20.

[5]皮埃尔·布尔迪厄, J.-C.帕斯隆. 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M]. 邢克超,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59.

[6]克利福德·格尔兹. 文化的解释[M]. 纳日碧力戈,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14.

[7]项飙,康岚.“重建附近”：年轻人如何从现实中获得力量？——人类学家项飙访谈（下）[J].当代青年研究,2023,(06):1-10.

原文标题：校园里的精神危机——关于大学生主体性与意义感困境的观察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