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社”为何物？：英国记者1960年走访中国15个人民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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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原创译文
导 语
早在人民公社兴起之初，欧美国家便对这场变革充满恐惧与质疑，甚至用“毁家灭户”“奴隶劳动”等恶意标签肆意抹黑。
为探寻真相，英国记者菲利斯·格林于1960年不远万里奔赴中国，实地走访了十五个人民公社，通过对公社的诞生背景、组织架构与社会意义的深入考察，为外界留下了一份客观真实的记录，让我们得以穿越历史迷雾，窥见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村及中国农民的真实面貌。
那么，人民公社究竟是否为自上而下强制推行？这一问题，至今仍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人民公社仅作为落实国家意志的载体存在，农民因此沦为被管理的对象，在农业生产与生活上几乎丧失了自主性。另有观点认为：国家、集体与农民之间，绝非管理与被管理的单向关系，合作化运动也非单纯的行政强制命令，而是广大农民主动改写命运，共建经济社会共同体的自觉实践。
在记者格林的记录里，我们看到：数千万农民主动投工投劳、不计得失，疏浚河道、修建灌渠，新增千万亩良田，亲手打破了昔日旱涝肆虐、靠天吃饭的宿命；农村妇女得益于公共食堂与社会化育儿体系的建立，挣脱了繁重家务的桎梏，走进田间地头、走进乡村工厂，以平等的劳动者姿态，投身于社会建设的浪潮之中；一座座乡村工厂拔地而起、蔚然成势；昔日的文盲农民，不仅努力脱盲，更从零学起，蜕变为经验丰富的农机能手；而无数工农大众秉承着“不要迷信专家，要和他们竞赛”的信念，在平凡的岗位上攻坚克难，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与精气神。其时，农民这个千百年来深陷社会底层的群体，竟以主人翁的崭新身份，参与集体事务，投身国家建设。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公正的裁判。对待人民公社，理应在相信群众智慧与力量的前提下，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中评判。格林的记录提醒我们，在看到探索中的曲折时，也许更应该铭记那些镌刻在土地上的灌溉工程，那些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劳动者，那些流淌在岁月里，至今仍激励我们前行的团结互助、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遗产，以及凝聚在集体之中，支撑中国农村突破困境奋勇前行的磅礴力量。
本文摘录自Felix Greene的著作 《China：The country Americans are not allowed to know》 （中国：美国人不被允许知道的国家）（1962年Ballantine出版）。
作者｜Felix Greene（菲利斯-格林,1909-1985）
翻译 | 歲川、侯静、侯娣、姜饼
校对 | 侯寅、侯马
责编｜侯Q、姜饼
后台排版｜净怡
作者简介：Felix Greene（菲利斯-格林，1909-1985），英国记者、纪录片导演，20世纪60-70年代以报道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革命运动而闻名。1957年，他首次以BBC记者身份访问中国，在美国记者尚难进入中国的背景下，成为较早深入新中国进行采访的西方记者之一。此后，他多次拍摄和撰写关于中国、越南、古巴等国家的报道与纪录片，包括《中国！》（China!）、《One Man’s China》《Cuba va!》《Vietnam! Vietnam!》和《Inside North Viet Nam》等。
1963年上映的《中国！》及其配套著作《墙有两面：今日中国画像》（The Wall Has Two Sides: A Portrait of China Today），使他在美国被视为“同情社会主义国家”的西方记者代表。由于影片难以进入美国主流院线，他甚至自费租下纽约一家小影院放映。《泰晤士报》回忆称，当时观众排队“绕街一周”，影片因此获得广泛关注。
公社的缘起
那是1958年的秋天，“公社”一词首度见诸美国报端。传言中国正酝酿大事——一场全新、不祥的剧变。起初虽然不知细末，但“公社”一词已经自带凶兆：无论如何，中国大陆断然没有好事发生。既然它不可能是好事，那么自诩正直的政坛人士——更遑论新闻评论员——自然有义务指明“真相”。
果不其然。11月14日，国务卿杜勒斯先生在西雅图向前来开会的科伦坡计划各国代表宣告，中国人正“对六亿五千万人施行大规模奴隶制”，他们“践踏了人的尊严”，他们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奴隶国家”。
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Scripps-Howard Newspapers)推出了题为“锁链苦役帝国”的系列报道。记得其中配有一幅漫画，画着一排骷髅头，背景是血迹斑斑的墙壁，墙上用血字写着：“毁家灭户”、“兽行”、“奴隶劳动”。《生活》杂志则刊登了图画（其实是画家的想象画面），描绘着燃烧的村庄和哭泣的妇女。
公社运动兴起时，我正在美国。自认对中国人民已有相当的了解（对当时美国媒体如何报道中国新闻也已心中有数），所以对那些“拆散家庭”、男女隔离、驱赶入营之类的故事，大多持保留态度。何况，欧洲一些媒体的报道，也呈现出颇为不同的中国版本。不过我想，那些关于公社的可怕传闻，总该有些依据吧。于是我怀着最强烈的好奇心，又带着些许忐忑，盼望着亲眼去看看公社究竟为何物。以下是我尽可能了解到的情况，大都是通过与欧洲农业专家的讨论、与北京农学院职工的交谈，以及后来对大约十五个公社仔细地实地考察中得来的。
在不久以前，中国领土中仅有九分之一可供耕作。然而中国人有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彼时数量已逾五亿五千万。
九百年前，宋代文人苏洵有言：“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穷饿而无告。”（苏洵 嘉佑集/田制）
西方作家与学者对于中国农民苦难境况的著述，早已不胜其数。土地改革之必要，至少在理论上，也为蒋介石政府所承认。事实上，1948年，与国民党合作的美国人曾拟定一项土改方案，计划用五年时间将所有佃农转变为自耕农。
如同蒋政权治下大多数其它改革，这项土改计划来得太迟（已然到了其政权岌岌可危之时），最终并未付诸实施。
从根本上说，正是农民的造反摧毁了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共产党领导了这场早该到来的土地革命。这便是他们的“秘密武器”，蒋介石纵然拥有美式装备，对此也无能为力。共产党在取得每个地区的政权之后，都进行了没收一切地主土地（仅留最低限额，如果地主愿意，可以留下自行耕作），并将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的工作。1949年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后，再分配（即所说的“土地改革”）迅速展开，至1952年，除了某些边远地区外，已在全国范围内完成。
然而，新政府的领导人并不将此举视为一劳永逸。早在1943年，毛泽东就曾指出：“...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贫困。克服这种状况的惟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惟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毛主席《组织起来》）1949至1954年间施行的中国临时宪法《共同纲领》第三十四条，敦促政府“鼓励和扶助广大劳动人民根据自愿原则，发展合作事业。”
然而，即便是这些平均不足两百户的合作社，依然规模太小。真正的现代化规划无法建立在这些小单元之上。更重要的是，它们无力解决中国农民长期存在的就业不足问题。任何一个像中国这样希望快速迈入现代世界的欠发达国家，都无法承受五分之四的人口有超过一半的时间不开工。进入下一阶段的时机已经成熟。
1957到1958年的那个冬季，政府发起了一项全国性的水利灌溉工程。此前，灌溉作为提高粮食产量的技术已受到相当重视，自1950年以来，已有约四百五十万英亩土地接受灌溉。然而，这个冬季的工程规模之大，令之前的一切都望尘莫及。数千万农民，连同来自城市的志愿者，都投入了修建水坝、疏浚河道沟渠、挖掘蓄水池以及钻井的工作中。经过这几个月的巨大努力，新增灌溉面积近一千四百万英亩，为来年夏季的农业丰收奠定了基础。
但这场灌溉运动已经超出了合作社的能力范围，合作社的规模太小了。要创造有效灌溉所需的大型水坝和运河，往往需要多个合作社，甚至一整个县的民众，共同投入劳力、机械和物资。植树造林的情况也是如此。一个村庄或许有大量荒地需要绿化，却没有多余的劳动力；另一个村庄可能有劳动力，却没有可用的土地。采矿方面也同理。同时，当时政府正在推行农业机械化，但农业机械对于许多个体合作社来说过于昂贵，难以自行负担。
基于这些迫切的理由，全国各地开始出现合作社非正式合并的现象。这样合并后被称为“大社”，即“合作社联社”或“扩大合作社”。这表明合作社已无法满足农民对它们的要求。
公社运动本身最早是在河南兴起的。在该省的遂平县，有二十七个合作社于1958年4月合并——共合并了九千三百户（四万余人）。按照惯例，选举了干部，农民们被分进劳动组。由于有了大量劳动力，他们为在田间劳作的母亲们设立了托儿所。一些妇女联合开办了食堂，在春收时节将饭菜送到田间地头。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错和例行的集体讨论，这二十七个合作社的合并正式确立，并通过了一套章程。他们自称为“卫星集体农庄”。这一切自然而然地发生了。这些河南农民只关心自家的事，大概并未意识到，他们正开启一场即将席卷全国的运动。
自那一刻起，中国报刊便洋溢着各地合作社与邻社合并的报道。卫星公社的详情被广泛宣传，据说有八万五千人前往参观，考察其运作方式。短短数月之内，这场运动便席卷全国。到那年年底，中国几乎每一户农家都加入了人民公社。
短短十年间，中国农村经历了三次重组——土地改革、合作社，以及如今的人民公社。中国人相信，这三个阶段的发展，已将地球上最分散、最低产的农业体系之一，提升至世界上最集中、最具潜在生产力体系的水平上。
基本结构和财政
1960年回到中国时，我对人民公社抱有许多先入为主的想法，还有一些不合理的理解。很多想法都围绕“自愿”一词的意义，还有关于强行拆散家庭的指控，这一点我稍后会谈到。至于人民公社本身，我当时想象的是某种实体建筑，人们可以走进去，然后说：“我现在身处人民公社。”事实上，如今在中国农村，无论你身处何处，你都“身处人民公社”——就像在美国或英国，你总是身处某个特定的县一样。起初，你可能走过数百个村庄，却没注意到任何新变化，因为变化主要体现在行政和社会层面。然而，如今你会看到以新建筑形式出现的变化：公社学校、食堂、幼儿园、工厂和作坊。
从规模上看，公社大致相当于中国农村的基本政治区划——乡，而乡就相当于美国的镇。通常一个乡包含若干个村，共有五千到一万户人家，但规模也可能更大。一些规模较大的公社甚至覆盖多个乡。
公社不仅负责辖区内的农业生产，还承担了通常由地方政府负责的所有职能。小学、中学、托儿所、幼儿园、课外活动学校（成人教育学校）、食堂、工厂、诊所和医院、银行、住房、理发店、维修服务、市场、图书馆、剧院、体育设施、人口统计、五保户的供养——所有这些以及许多其他方面，如今都由公社管理。
公社是自筹资金的。除了公社成员的消费之外，他们的产品要么通过政府采购机构出售，要么直接出售给国家或省级工厂。价格由政府根据全国平均生产成本确定，而且似乎一直保持稳定。我将城镇和乡村的小麦、大米等主粮的价格与上次访问时的价格进行比较，发现价格并没有变化。
公社的支出主要分为以下几类：生产成本、公共财产折旧、国家税收、免费食品发放、基本工资和奖金、公共福利基金以及资本投资公积金。1960年，公社被征收其总生产总值的6%作为农业税。全国的该项税收总额为41亿元人民币，仅占国家财政收入总额的5.9%。
奖金（在支付其他费用后如有盈余）经公开讨论后，颁发给表现特别出色的生产队。有时，这些奖金会以小礼物的形式发放——笔记本、毛泽东语录、圆珠笔，或是可以挂在墙上的奖状。公积金为学校和医院的建设、车间所需的拖拉机和机械设备、土改工程（如修建水坝、安装水泵、灌溉工程等）提供资金。农民可以从工厂分期付款购买拖拉机和工业机械，无需支付利息。阻碍公社实现机械化速度的并非是资金短缺，而是工业产出的不足。福利基金用于支付免费教育、医疗、生育津贴、娱乐活动、丧葬补助、养老金以及为无依无靠的老人提供的住所，此外还设有应急储备金，以帮助任何家庭渡过难关。
各公社确定货币工资的方法各不相同，因此难以进行比较。总的来说，公社工人每月基本工资约为7至12元人民币（约合2.80至4.80美元）。当然，这还不包括免费的食物。工资按月发放，而且不再像以前那样只发给丈夫，而是发给实际劳动者——包括妻子和孩子。大多数家庭都有几位挣工分的劳动者。
在西方观察者看来，这些报酬少得可怜，事实也的确如此。但必须记住，现金工资只是公社成员实际收入的一部分。几乎所有公社的首要诉求之一就是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对中国农民来说，最大的保障就是粮食。对他们而言，金钱——这是农民第一次获得工资——远不如粮食保障重要。因此，公社从一开始就致力于为所有人提供“免费”食物（有的只提供粮食，有的则提供所有食物）。此外，还有住房、教育、医疗等等。工资可能很低，食物有时也很匮乏，工作也极其艰苦。但对中国农民来说，公社生活比不久前的过去有了真正的改善。
阔别三年后，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除了1960年有粮食短缺，因为前几年收成不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农民都穿上了“盛装”，自行车也多了起来。我有时还能在农舍里看到收音机和钟表。我经常看到成堆的新毯子。
人们很难想象，每月不到五美元的工资还能剩下多少积蓄。但事实上，在我走访的所有公社里，相当一部分农民都开了储蓄账户，年利率在3%到8%之间。当然，许多人的积蓄数额不大。在我走访的河南省一个贫困地区的公社里，人均储蓄只有6元人民币（约合2.40美元）。另一方面，在河北省的“四季青”公社，57%的家庭都拥有储蓄账户，平均每户存款97元人民币（约合40美元）。十年前，农民中任何形式的银行存款都是闻所未闻的。（我的一位在中国生活多年的朋友读到上面这段话后惊呼：“不可能！我知道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但我实在无法相信农民会有银行账户，更别提收音机和钟表了！”）
《户户有存款》，作者：苍游公社什王村大队社员 刘惠生
图片来源：户县农民画选集（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
公社运动的一个主要目标，除了提高全国农业产量外，还要开发农村的工业潜力，更充分地利用大量未充分利用的人力资源。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各地的村镇都建起了成千上万、甚至可能数十万家小型工厂或作坊。稍后我会介绍我参观过的几家作坊。
在此，我想指出，除了这些与生产相关的目标之外，还出现了一些性质更为抽象的目标。例如，在中国，人们日益增长的愿望是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村居民也能享有城市居民所拥有的文化机会和技术便利。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人们希望逐步缩小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差距。这背后蕴含着一种理念：工人也应该具备思考能力，知识分子也应该能够劳动。也就是说，一旦消除这些武断的分类，人类的生活经验范围就能得到拓宽。
“我们要释放自己和他人的潜能”这句话，我从许多积极参与公社运动的人那里都听到过，而且表达方式各不相同。更严格地说，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公社的目标是推动国家走向完全共产主义的时代——也就是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奉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
在最初几个月的忙碌中，这些长远目标不得不退居其次。组织选举、制定管理细节、新建工程、建造诊所和医院、开办学校、建立公共厨房、配备车间、设立幼儿园和托儿所、培训年轻人照顾孩子——这些以及其他数不胜数的活动让每个人都忙得不可开交；而与此同时，田间劳作和收割、耕种、播种等日常农活也必须照常进行！尽管那几个月肯定令人筋疲力竭，但我发现，我访谈过的许多人都将1958年视为他们人生中的一个高峰——一个“值得铭记的时代”——就像英国人至今仍将闪电战铭记于心，法国人仍将他们的抵抗运动铭记于心一样。
但回到公社的基本结构——卫星社章程第24条规定：公社及其所有生产单位（生产队、工厂、矿山、木材场、畜牧场、拖拉机队、学校、医院、商店、银行、食堂和军事单位）必须确保充满活力、规律的民主生活。所有独立核算的组织都必须公布其账目……所有行政人员都必须参与生产劳动……
公社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代表由生产队成员选举产生，任期两年。代表大会再选举产生“管理委员会”，负责处理日常事务。执行主任和副主任从管理委员会成员中选出。（我发现，在我走访的大多数公社中，副主任都是女性。）
管理委员会设立各部门，分别负责农业、工业、水利、财政、学校、医院等事务。各部门负责人由管理委员会提名，但必须经公社代表大会批准。主任和副主任通常任期一年，但公社代表大会可随时以玩忽职守或效率低下为由将其解职。
为了制衡管理委员会，公社代表大会设立了监督委员会，该委员会有权调查管理委员会的行动，并确保代表大会的决议得到执行，这与美国合作社和信用社选举独立监督委员会的方式类似。
财务账目应当公开，并随时接受查阅。委员会成员和其他官员的工资与普通工人相同，但主任和副主任通常会获得少量额外津贴。我遇到的大多数（但并非全部）公社主任都是共产党员。
公社的实际工作由生产队负责，每个生产队负责专门的生产领域。生产队选举自己的委员会，各大队的委员会组成上文提到的公社代表大会。因此，生产队构成了公社的基本选举单位。
任何年满十六岁的人都有资格加入公社，享有投票权和被选举权。唯一的例外是“原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他们“可以被接纳为公社的非正式成员，并在依法获得政治权利后，可以被接纳为正式成员”。虽然这些人没有投票权，但他们可以“享受与正式成员相同的经济待遇”。
西方人读到中国人所谓的“民主管理”的这段描述，可能会质疑其中有多少只是表面功夫，又有多少真正付诸实践。他们或许还会质疑，中国人与西方人在谈论民主时，其含义在多大程度上是一致的。这些问题合情合理，或许也无法解答。然而，我确信，中国正在发生的许多事情的关键在于集体讨论与合作。我认为，如果不了解这一要素，我们就无法理解过去十年席卷全国的群众运动的力量。而且我确信，这种运动还将继续下去。
无论人们用什么名称来称呼它（中国人称之为民主），当今中国生活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通过会议和小组讨论实现群众参与。这类讨论通常由共产党员领导，他们会汇报人民的想法。正是通过这些会议，中国领导层才能密切了解民意，并常常能够在错误造成严重问题之前加以纠正。毫无疑问，党会提出一些预先设定的决定，希望人民能够接受。这是一种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发展起来的教育和说服技巧，与毛泽东的领导理论密切相关。像我这样的旅行者很快就会意识到，在中国，无论在何处，无论什么话题，都会有讨论、会谈、会议和辩论。
《泰晤士报》曾将中国政府称为“以无休止的对话来治理的政府”。
一位英国朋友于1958年访问中国，当时毛泽东刚刚请求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职。我从他那里了解到这样一个颇为奇特的“群众讨论”的例子。他参观了一所小学，听到一群五岁的孩子认真地讨论毛泽东的请求。孩子们一致认为不应该允许他辞职，他们的决定被正式记录下来并送往北京。几天后，在另一所学校，我的朋友又旁听了一群青少年类似的辩论。他们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应该允许毛主席辞职，只要他不脱离社会。（没有决定性的证据表明毛在何种程度上受到这些建议的影响！）
但举行此类讨论的政治智慧显而易见。毛泽东是国父——中国的亚伯拉罕·林肯——是保护、延续和力量的象征。如果他一声不响地辞职，就会造成真正的冲击。但正是每个社区、每个团体的讨论，使其避免了这种震动，而且讨论本身也让民众感到自己（无论多么间接）都参与了决策过程。
民族蓝图
一旦我们从考察单个公社转向评估其对整个国家的影响，就能明白中央政府决心推进公社运动的原因。
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在面对农村人口就业不足的问题时，都寻求通过扩展城市工业、让过剩的农村人口逐步迁入城市来解决。苏联、日本及许多其它国家都采取过这种模式。这一过程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进展缓慢且代价高昂，其“解决方案”本身也存在问题，因为工业城市的急剧膨胀（许多国家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往往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制造出同样多的新问题。在苏维埃俄国，农村人口从三十年代起便开始减少，人们预计中国迟早也会出现这类趋势。中国城市中本就存在的失业问题加剧了这一困境，人口增长率又使整个问题雪上加霜。因此，要真正解决中国农村失业问题还任重道远。
公社运动似乎直面了这一问题。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无需迁移到城市便找到了就业机会。1959年，即公社成立后的第一年，中国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农民的工作日已增至每年300天。与仅仅两年前的161天相比，这一巨大增长反映出在公社建立小型农村工业，以及利用剩余劳动力进行农业基本建设（水土保持、造林、筑坝、灌溉）所取得的成果。因此，中国似乎正在接近一个其它欠发达国家尚未实现的目标：解决农村就业不足的难题。据我所知，并且我确信的情况是，如今在中国的一些地区，实际上已出现劳动力短缺——这对于一个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来说，简直难以置信。
从经济角度看，公社制度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在于，它让国家能够在几乎无需中央资助的情况下，为农业改良提供资金并建立农村工业。大量资金被重新投入固定资产投资，而非用于提高生活水平。如今，中国农民的生产力增长远远超过其个人购买力的增长，其差额来自公社对资产设备与土地改良的投入。
公社运动还为国家带来了其它益处。更大的耕作单位能够引入更先进的技术。（倘若美国的农业一直局限于传统的个体家庭农场模式，其农业进步会有多快呢？）机械化、科学知识的普及、肥料的合理使用、病虫害防治、玉米杂交试验——所有这些都可以放手施展。
与此同时，公社里的作坊不仅增加了国家的产出，还将此前从未接触过机器的农民，转变为具备丰富机械技能的劳动力量。数以百万的男女，就在几年前还目不识丁，如今却能看懂图纸、操作精密车床、生产出公差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的产品。对于中国这样正全力推进工业化的国家来说，这一点绝不落后。
公社还带来了另一项国家层面的财富，那便是战略上的无懈可击。政府职能与行政机构的去中心化，以及工业的分散布局，提供了一种其它工业国家所不具备的安全保障。再加上各地区自给自足的计划，地方工业满足当地需求的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可以设想，即使中国三分之一乃至一半的领土遭到摧毁或占领，其余地区也不会出现太严重的混乱。这样一个国家的生存能力是极其强大的。
显然，中国农业仍有很长的路要走，1959至1961年的歉收就是例证。中国人自己也承认，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他们的方法仍然极其原始。不过他们也指出，恰恰是他们方法的成功造成其资源上的诸多压力。
例如，1960年秋季完成的一项研究表明，从半就业到充分就业的转变，促使了粮食消费量的增加。昨天还在房间里消磨时间的妇女，今天已走出家门，活跃在田间地头和作坊里，她们吃得更多了。政府估计，随着公社公共食堂的建立，原来贫农和下中农的粮食消费量已提高到中农的水平。
各地衣着水平的极大改善（这是我1960年再次抵达中国时最先注意到的事情之一）导致棉花供应持续紧张，尽管据报道，过去十年间棉花产量已增长了三倍有余。到1960年年中，农业部长廖鲁言对形势作了如下总结[1]：
“随着工业的发展...供应城市的粮食数量增加了。…1960年供应城市的粮食数量估计将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也就是1953年增加近一倍...我们是一个工业尚不发达的国家。…需要进口一些自己还不能制造或产量尚不能满足需要的机器和设备。要进口就必须出口。1959年，我国的出口总额比1950年增加了将近三倍。出口商品中，农产品及农业加工品占百分之七十以上。…
“过去十年间，中国粮食产量的年均增长率达到9.6%。…但人均粮食产量仍然较低…
“为发展轻工业提供生产设备的问题并不难解决；问题在于从哪里获得必要的原材料，特别是作为轻工业主要原料的农产品供应。例如…一年之内建造十个甚至更多个拥有十万纱锭的纺织厂并无困难。但要为十个纺织厂提供一年所需的原料…我们可能需要建立几个上百万甚至上千万亩的棉花生产基地…
“我国农业生产目前几乎还完全依靠手工劳动。大部分半机械化农具也靠畜力和人力牵引…当前的任务是为人民公社配备现代化农业机械，以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
“人民公社的建立以及工业化已达到的水平，为农业机械化准备了必要条件。…1959年，农业机械耕作面积仅占全国耕地面积的5%左右。”
回答一些关键的问题
自从回到美国之后，我就在各地进行演讲，分享自己在中国的经历。有几个关于人民公社的问题，几乎每一场听众都会向我提出：这难道不是一种由政府强行推行的制度吗？共产党在其中难道没有犯下严重的错误吗？家庭制度难道没有被破坏吗？这些都是关键问题；如果不能提供答案，我们就无法对人民公社作出有意义的评价。我认为，这些问题在媒体报道中一直没有得到充分讨论，因此，我尝试在本章中给出我所知道的答案。
问题1：人民公社是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吗？
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在1958年夏天之前，中国官方的任何评论、预测或号召中，都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将有一种全新的制度出现。但是，不经事先长期、认真的“讨论与教育”，就开始推行这一计划，也完全不符合领导层的作风。
在中国，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重要事情都难以推动；与此同时，共产党也始终密切关注基层的动向。但在与很多目睹了1958年农村这场突如其来的变革的西方人士交谈之后，我逐渐认识到，即便政府没对这场运动感到意外，至少对农民们的积极性是在意料之外的。当时中国的新闻报道也印证了这样的说法：地方的主动性不断超出政府的预期。政府主要任务反而是如何在不挫伤群众积极性的前提下，对他们的热情进行引导和控制。
直到1958年8月底，几个人民公社成立之后，共产党才第一次公开发表评论。8月29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提醒农民不要急着并大社，要 “根据当地的情况自行决定”，并强调要在“共同商量”之后才能采取行动。对于自留地的问题，不必急于处理，也不必“来一次明文规定”。同时强调，并大社、转公社应“防止强迫命令”。9月1日，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红旗》（半月刊）社论指出：只有通过充分的鸣放辩论，在当地人民群众充分的自觉自愿的条件下，才可以把农业生产合作社改变为人民公社[2]。
9月3日，《人民日报》发文：人民公社的建立必须是在当地群众通过鸣放辩论、真正自觉自愿的基础上。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任何改变，尤其不允许采取任何急躁、轻率、命令主义的态度[3]。
所有这些都是踩刹车的声音。
但一旦人民公社获得了广泛的群众支持，党和政府都马上给予充分的支持。
问题2：难道人民公社化运动没有导致严重的心理和经济方面的错误吗？
据我了解，初期确实存在不少错误。
最严重的问题显然源于过度的热情。人们期盼已久的那一天已经到来：灶神在微笑；在中国，以前谁听说过有免费的食物？那么，为什么不再进一步提供免费的衣服、鞋子，免费的一切呢？甚至连一些党员干部，似乎也被这种弥漫的节庆气氛所感染，开始急于推进。可以想见，那些新成立的生产大队扛着红旗、敲锣打鼓走向生产的场面是多么激动人心（中国人非常喜爱热闹），在这样普遍高涨的情绪中，保持冷静也确实不易。一切似乎都进展顺利，甚至连收成都创下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纪录。在许多地方，人们开始流传这样的一句话（虽然没有得到官方鼓励），“只要再多努力一点，共产主义就在眼前”。
《公社诞生传喜讯》，作者：牛东公社业余美术组
图片来源：户县农民画选集（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
初期所犯的过失、混乱和过度劳动在今天已经得到承认。但是从整体进展来看，这些更多被视为不可避免的现象，而不是严重的问题。
“研究”一度成为热词。随着人民公社对资源的整合，它们发现自己拥有了多余的资金。于是，人们尽管还没有掌握足够的技术知识，但也开始兴建“实验”和“研究”机构。在一些公社，社队企业的开工带来了新鲜感与兴奋感（这是许多年轻农民第一次接触机器），导致农业生产受到忽视。其他一些地方则为了追求粮食高产纪录而忽视了养猪和家禽养殖。公社食堂建立之后，许多妇女因为不需要再做饭而一时兴起，砸锅炼钢；以至于后来想在家做点饭时，却发现已经无锅可用了。
西方媒体在很多问题上都失之偏颇，尤其对公共食堂的批评最为离谱。尽管我听到过一些关于饭菜的零星抱怨，但我所接触到的妇女都把公共食堂看作是一项伟大创举。西方人很喜欢中餐，但是谁只要见过乡村妇女弯腰蹲在简陋的炭火或柴火灶前，一边扇火一边做饭，或者想象做一道菜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就能理解为何公共食堂办起来的时候，妇女们会共同感到如释重负。
我在中国拜访了一位中国朋友的老母亲，她儿子在美国一所大学教书。我问她有没有什么话需要我带给她儿子。她第一句话就是：“自从有了公共食堂，我的生活变得更加幸福了……”她接着说，自己年纪大了，有时去食堂不方便，尤其是下雨天，这时就会有年轻人把饭送到家里来。“当然，”她补充说，“有朋友来访或逢年过节，我们还是会在家里做饭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所出现的问题。人民公社的兴起，恰逢工业生产的爆发式增长，两种情况的叠加对欠发达的交通运输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为铁路被用于运输工业物资，导致粮食无法从一个地区运往别处。就地粮食短缺的现象较为普遍。货物运输，甚至包括出口运输，常常一拖就是好几周。统计调查工作也陷入混乱。当时尚未建立起统一的粮食产量推算系统，甚至连测量的标准都不一致。面对前所未有的粮食大丰收，仓储能力严重不足。即便粮食产量测量得当，也有一部分在使用前就腐烂，因而损失掉了。
政府没有意识到，从农村不断上报的农业数据在多大程度上带有过度乐观成分。在那个忙碌的夏秋季节，整个中国似乎都处于一种全民狂欢当中。然而没过多久，中国人务实的一面又重新显现出来，他们开始冷静下来，着手解决那些难以一蹴而就的农业难题。
错误得到了纠正，工作日恢复了正常。集体化的菜地、猪、鸡、果树都归还给了原来的主人。自行车也“去公社化”了。毫无疑问，新的问题还会出现，调整也会继续进行。
现在普遍认为，人民公社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过度扩张”。因此，一些原本由公社组织承担的权力被削减，并下放给了较小的单位，包括：以村为单位的生产大队（大概有两百户人家）和生产队（劳动组织单位）。当我还在中国的时候，上级已下达通知：从城市调来的临时支援人员和政府干部，职责是协助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工作，而不是直接执行命令。
人民公社仍将保留总体的行政管理职责，并负责监督社队企业以及管理社员福利的各方面工作。但是个体农民会再次回归到小圈子里劳动，与邻居亲友相伴，而不是在一个人员上万、素不相识的环境里工作。现在，社员的创收得到了松绑，而且农民经营小块自留地、自给自足的做法重新得到鼓励（我在中国的时候也是如此）。
西方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认为这些举措代表着一种“倒退”，背离了公社的最初目标。一些更极端的言论甚至宣称公社已经被“废除”。而中国方面则持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这是一种尝试，为了让农民在管理方面拥有更多的自主权。
在我看来，这些调整相对于整体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当然，这也确实表明失误的出现。但是当考虑到所发生的变化——整个地方政府、农业、福利、教育和工业的管理，由几年前尚目不识丁的五亿农民接管，因此令人惊讶的反而不是错误的产生，而是这一运动没有在巨大的混乱中走向崩溃。
人民公社第一个高潮阶段已经结束。接下来，我猜会进入一个巩固的阶段。回顾初期阶段，中国人会说，那些错误和混乱源自于“积极”的因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产超出预期、热情高涨所造成的。简而言之，是来自于成功，而不是冲突和失败。这些不过是成长中的阵痛。中国人向来喜欢讲口头禅，他们称这一时期为“动态不平衡”。一位经济学家曾经告诉我“当事物处于静止状态的时候，它就已经死了。我们宁可要一种不平衡的但是在不断前进的状态，也不想要一种平衡却停顿的状态。错误总能被纠正”。最后，他赠我一句耳熟能详的话：“有困难，有办法”。
到了1961年初，也就是我从中国回国几个月后，人们找到了一些克服苦难的新办法。公社的体制得到了调整，这些调整在我离开之前就已经开始推行。
调整的重点在于认识到在农业生产中，农民自身长期积累的经验要比理论更有价值。因此，一个重要变化是，赋予生产大队更多的自主权，他们可以自行决定种什么作物，以及耕作的时间和方式。同时，也鼓励社员利用业余时间经营自留地。此外，大队成员因为已经忙于粮食生产，就可以不必接受公社指派的其他临时性工作。
据中国媒体报道，小规模的生产大队拥有“选择耕作方式的权利”，以及决定“劳动力数量和管理牲畜和农具的权利……”
“应该鼓励社员发展畜牧养殖，从事家庭副业和自留地耕作。国家仍然允许农村集市的存在。”
从这里可以再次看到，中国政府面对问题或实际错误时所展现出来的极大的灵活性，并且能够回应农民的实际需求。显然，党员干部对公社的行政控制将会放松，因为正如政府所言“必须大胆地相信群众。”
参访农村人民公社
今天，我到访了黄河之滨的郑州市附近的一个人民公社。
河南省历来是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昨晚，当他们问我想参观什么样的公社时，我说：“最差的那个。”他们似乎对此并不介意，还说，我今天去的这个公社是开车能到的范围内最穷的，看完之后我就会相信。所谓来访者只能看到样板工程的说法不攻自破。
我们最终到了一个小村庄，村子的街上拉着一条褪了色的横幅。车子拐进一个院子，院子四周是低矮的白色房屋，墙上画满了旗帜、画像和标语。公社的乔社长在迎接我们。他请我们进去，按惯例边喝茶边座谈。他带我们进了一间又长又窄的屋子，里面有一张桌子配着几条长板凳，几乎占满了整个房间。这就是公社管理委员会的会议室。一面墙上挂着毛主席画像，他面带微笑慈祥地俯视着我们；另一面墙上并排挂着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画像——他们是四位革命英雄。和乔社长一起过来的还有两个人，他们陪了我们一整天，但发言的主要还是乔社长。其中一个人偶尔掏出笔记本记下一些问答。我一直没太搞清楚他们的具体职责是什么；不过，我现在对采访中出现默不作声的旁听者已经习惯了。
我们一边喝茶，乔社长一边给我介绍基本情况。这个公社的主要问题是土地贫瘠，气候恶劣，旱涝灾害频繁交替。五条黄河的支流流经公社的土地。解放前，没人愿意去修堤疏渠，因此河道不断淤塞。水位稍一上涨，河水就会泛滥成灾。例如，一个季度的降雨量达到八英寸（约20厘米）时，就肯定发洪水。
这个村子的庄稼收成一直很差，粮食产量高的时候只有每亩60斤。（我参访过的更富裕的公社亩产可达1000斤。相比之下，根据《1960年美国统计摘要》，美国1959年小麦每英亩产量为21.3蒲式耳，折合每亩约1124斤。）有些年份甚至颗粒无收。比如1942年——至今，农民们回想起来仍然不寒而栗——当年秋天到次年秋天，地里都颗粒无收。两千多户人家被迫背井离乡，外出乞讨。这附近一带饿死了327人，两百个孩子因家庭无力抚养而被卖掉，人们只能以干草根和树皮充饥。
大部分土地是佃农耕种的。1948年10月，共产党来到这里后就立即开始实施土地改革。和中国大部分地区一样，这里经历了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和现在的人民公社四个阶段。乔社长认为，即使是高级社，也无法解决农业的根本需求。比如水利问题，上游的公社可能用水过多，导致下游的公社水量不足；在汛期，上游一些不当举措可能加剧下游的洪灾。而且，合作社规模太小，无法有效实行机械化。拖拉机稀缺，又归中央拖拉机站统一管理，合作社必须提前申请才能使用。在农忙季节，拖拉机要么派来得太早，要么派来得太晚。
当“卫星人民公社”的消息传遍全国后，这里的农民立刻开始讨论是否也要成立一个“这样的新公社”。大家似乎都赞成，于是推选代表向县政府提出申请。县里批准后，公社于1958年8月17日正式成立。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着手解决水利问题。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扛着镐头铁锹，挑着篮子，利用秋收后春播前的农闲时间，建成了五座新水库，总蓄水量达5.06亿加仑（19亿升），还修建了一套排灌渠网络。乔社长认为，现在即使降雨量达到12英寸（约30厘米），也不会发生水灾了；而且，尽管过去两年出现严重干旱，还有些庄稼能保住。
“你们目前的粮食亩产是多少？”我问道。
“很低。现在的旱情和1942年一样严重。去年最后两百天几乎没有下过一场像样的雨，只有偶尔几阵毛毛雨，今年（1960年）甚至一滴雨都没下，水位非常低。灌溉渠保住了去年秋天种的庄稼，但今年我们的一些地块补种了四次，每一次都因缺水而枯死。我们正在用人工挑水抗旱，也铺设了临时管道。收成会远低于正常水平，比我们期望的低得多。但我们总会有一些收获，没人会挨饿，1942年的情况再也不会发生了。”
我一边听乔社长讲话，一边打量着他。他大约三十五岁，手臂肌肉结实，双手布满老茧。他身着短袖衬衫，胳膊肘支在桌上。一张晒得黝黑、饱经风霜的脸径直望着我。眼前的这个人不是城里派来的干部，他来自土地，也是土地的一部分。我完全理解为什么大家会选他来领导这个公社了。
“走吧，”他站起身说，“我带你去看看我们正在干的事”。
我们走出屋，上午耀眼的阳光照得我们睁不开眼。司机已经把车停在树荫下打盹。我们叫醒他，上车，前往拖拉机站。显然，拖拉机是乔社长最喜欢的话题之一。他告诉我，公社现在有35台拖拉机、4台联合收割机和51台发电机，还有一些大型水泵。在拖拉机站，我们看到一间配备数台车床的修理车间，还有机械师正在修理一些拆开的机器。拖拉机整齐地排在外面。我数了数，共有38台，外加5台联合收割机。乔社长不好意思地解释说，他刚才报的是去年的数据；最近他们又购置了3台拖拉机和一台联合收割机。
这些拖拉机中有一台是中国制造，来自附近的洛阳拖拉机厂。其余的则是捷克或保加利亚生产的。当我打听它们的性能时，乔社长说洛阳产的和捷克产的最好。中国制造的拖拉机马力更强，可以带动两台联合收割机，而其他的只能带动一台。
我们又坐上了车，车子边开，乔社长边继续如数家珍地向我介绍公社的多种活动。他们造纸，生产化肥，酿造瓶装酒和醋，养鱼卖给附近的市场，还经营几个国营大厂下属的装配车间。他们还有一个砖瓦厂，今年与郑州市签订了合同，要供应两百万块砖。这个公社养了6000头猪。（据我了解，今年全国掀起了“养猪运动”，目标是将中国的生猪数量翻一番。）至于其他牲畜，乔社长告诉我，公社养了160匹马，4000只鸡和1500只鸭。我说这个数字太低了（平均每十个人才有一只鸡），社长解释说，他给的这些数字并不包括社员私有的家禽家畜。
我问，社员能不能自己养鸡养鸭，并在自留地种蔬菜。
“不仅可以，”他回答说，“而且鼓励。我们现在又在开展一个运动（我已经数不过来到底有多少个运动了。）我们称之为‘利用十块边角地运动’。利用周边的每一小片空闲、零碎的土地，不管是路边、河边、果园边，还是其他的。”
这时，车停了，我们下车，眼前看到的是一幢砖瓦砌的新厂房，这是滚珠轴承厂。不过，实际上这是一个装配车间，而不是工厂，零件是从郑州运来的。我们看到大约200名身穿蓝色工装的女工坐在板凳上。伴随着喇叭里传出的音乐，她们正在组装各种类型的轴承。我在一张板凳前停下脚步，这里有位女工（车间里最漂亮的姑娘）正低头专心工作。她很专注，直到听见相机快门响起才注意到我。她抬起头，脸上绽开可爱而略带羞涩的笑容。
我问她叫什么名字。
“舒小燕。”她答道。（翻译告诉我小燕就是燕子的意思。）
“你多大了，舒小燕？”
“十八岁。”
“识字吗？”
“识字，不过我还在上业余学校，想多学点儿。”
“你喜欢自己的工作吗？”
“喜欢。而且我们也能帮忙。”
“帮忙？帮什么忙？”
“帮助我们国家”，她说，“建设社会主义”。
这家滚珠轴承厂看起来相当现代化，工作效率也高，与我们那天参观的其他工厂形成对比。不过，让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轴承厂，而是一个造纸厂，因为它透着一股鲁滨逊式的、自己动手的劲儿。那里有一溜自制的木制机器，轰隆隆、嘭嘭嘭地响着，就像圣歌里靠信仰和上帝恩典运转的大轮子和小轮子一样。但它们确实在运转，在工棚的一头，稻草和树叶被送进一台原始的、由毛驴驱动的打浆机，而在工棚另一头，两根原木做的滚轴之间，居然抽出了一条湿漉漉的纸带。那是我见过的最粗糙的纸。不过，用于包装也是完全够用了。
我想，凭着能把旧木板和树干变成造纸厂的聪明才智，他们今后如果遇到任何现代机械方面的难题，都不会被难倒。
回公社总部的路上，我问乔社长社员的收入情况。他以公社唯一完整的年份1959年的数字为例。社员的平均现金工资是每月六元八角。吃饭、上学、医疗和住房都是免费的。他估计，仅口粮分配就能占总收入的53%。
“你们在盖新房子吗？”我又问。
乔社长说是的，不过进度不快。仅1959年一年，他们就新建了800套住房，总面积14万平方英尺（约1.3万平方米）（在美国相当于120套两居室经济适用房。公社有8000户，大多数人还住在小土屋和茅草房里。）
“得先办更要紧的事。”乔社长说。
我们回到管委会，能在办公室里歇一会儿，躲开那明晃晃的太阳真好。我们口干舌燥，汗流浃背。大家在长桌旁重新坐下，一个姑娘端来茶，还拿冷毛巾给我们擦脸，我们默默地呷了几口茶。我把宝来克斯摄影机的镜头擦干净，又装了一百英尺的胶卷。之后，我们和乔社长接着谈。
“跟我说说教育的情况吧。”我说。
“先从小的孩子说起，”乔社长答道，“我们办了120个托儿所和89个幼儿园。”我打断他，问是不是所有小孩都去。“不是，”他说，“都去的话，我们也照顾不过来。只有大约四成的孩子去，其余的留在家里，由爷爷奶奶照顾。另外，公社还有44所小学，其中16所是公办的。”
“为什么学校不是全部公办的呢？”我问，“让每个孩子接受小学教育不是国家政策吗？”
“是国家政策，但在现阶段，要让中央政府在我们这些分散的村庄里全面办学，是不可能的。再说，我们也喜欢自己管自己的事。这样也合情理。我们有校舍，现在也有本地受过一定训练的年轻人可以当老师，或者可以从城里招聘大学生来任教。”
“我们也给成年人提供业余教育。这些成年人有的是不识字的，有的是觉得自个儿文化不够的。我们大多数社员小时候根本没上过学。现在他们年纪大了，才有上学的机会。不管多大年纪，只要愿意，他们可以从一年级开始学，把过去错失的教育慢慢补回来。”
“还有多少人不识字？你们怎么定义‘脱盲’？”
“有不少人年纪太大，学不会了。我们也不勉强他们。业余教育只面向真正想学的人——我们有好几千成年人报名上学。不过大约有两成人恐怕永远也无法脱盲了。能读写大约1200个常用汉字就算脱盲了，这足够可以看报纸。城里的标准通常高些，大约需要2000字或更多。可在农村这儿……”
他又拿毛巾擦了把脸。“在农村，就得按农村的实际情况来。我们的社员通过识字考试，可是件大事。我们要给他们小小庆祝一下。你知道几乎所有人都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是给毛主席写信，告诉他，他们学会写字了！毛主席每天准能收到成千上万封那样的信。”
“你要明白，公社有三个目标：发展农业，兴办地方工业，提高教育文化水平。最终，我们想让农村人过上跟城里人一样的日子。总有一天，公社会有大学、技校，有自己的剧院、音乐学校、戏剧学校……”他的声音渐渐低下去，身体往椅背上一靠，半眯着眼望着天花板。
我到每个公社都要问一个同样的问题，看起来现在是提问的好时机了。“我问乔社长，“你们觉得有必要让夫妻分居吗？哪怕是暂时分开？”乔社长让翻译重复一遍问题，翻译转述给我。我又说了一遍。
翻译忍不住笑了，社长和在座的其他人也跟着笑起来。乔社长笑着说了句什么，翻译对我说：“乔社长想知道，这是不是你们英国人的做法。”1958年十二月发布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广为传播，决议中讽刺了杜勒斯先生在西雅图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向全世界宣称，中国的家庭制度被破坏了。在许多公社和工厂的墙报上常常画有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的漫画。在所有我参观的公社中，每当我提出家庭分居的问题都遭来取笑，只有一个公社除外，那里的社长带着几分轻蔑说：“您是读了杜勒斯的讲话吧！”
我又问，“如果有一对男女彼此相爱，并在婚前，或没到法定年龄就有了孩子，你们会怎么处理？
翻译把这个问题说出来之后，屋里沉默了好一阵子。这显然是个不太常见的问题。桌旁的其他人，有的开始整理笔记本，有的检查圆珠笔尖。那位正在收拾湿毛巾的姑娘也停下手中的工作，侧耳倾听。
“现在结婚不成问题了，”乔社长说，“从前很多人因为经济原因结不起婚，现在这个障碍没有了。从前人们教育水平低，有人染上了坏习气。现在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
“可人性总是人性，”我坚持说，“您很难说服我，从没有发生过未婚生子的事。”
乔社长摇了摇头。
我一般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尽量追问，可是，当面质疑社长言辞的准确性似乎不太合适。毕竟，我不能像在拖拉机站数拖拉机那样，出去挨个儿数婴儿的数量。也许他说的是实情。我告诉他，北京和其他地方的官员，还有大学和卫生部门的人，都把这些视为现实问题来讨论……
可是乔社长坚持他的说法。“您可能不相信我，”他说，“可我们这儿眼下确实没有这些问题了。”
我点点头，随即换了话题。
今天的中国，可以说是一个高标的“道德”强制社会。我走访的所有公社中，除了一个，其它都矢口否认有非婚子女的情况。唯一例外的这个公社有两个例子，父母都未达到法定婚龄（男二十岁，女十八岁）。两起情况的处理方式也相同：法院“为孩子着想”，批准早婚。
到这个时候，我对乔社长已产生了无比的敬意。他虽说是当官的，但待人接物却不卑不亢。我注意到，他对下属说话的语气，与对我、或对我的翻译说话时一样。此外，我喜欢他的另一点是，他显然对工作非常享受。他大部分时间一定忙得脚不沾地，才能应付像“三环马戏团”似的一摊子事，而且还乐在其中。
我请他谈谈他自己。
他耸耸肩想岔开话题，但是在我一再追问下，他终于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出生在附近一个村子，不在现在这个公社，而是在邻县。他爹是下中农，家里的一小块地不够糊口，他就给地主干活，还额外租了地主的一块田。他家一直都欠债。解放后，家里分到了八亩地，虽然还是不够吃，但有了互助组，日子头一回有了奔头。
“你从什么时候学习读书写字的？”我问。“六年前，在业余教育学校。”乔社长说。
对我来说，这几句简短，而且不大情愿说出来的话里，藏着中国革命的大秘密：释放被埋没的创造潜力。
十年前，乔社长还在3亩薄田上苦熬日子。但是今天，他却梦想着有发电站、技术学院、音乐学校。不只是乔社长，还有轴承厂的女工们、异想天开弄出“造纸厂”的年轻工人们、幼儿园的保育员们、正在安装新的（公社自产的）电动灌溉水泵的工人们，也一样憧憬着未来。仅仅一上午的走访，我就见到了数百人正发挥着原本可能会被埋没的才能。我想起几天前在一个公社墙上看到的鲜红大字标语：“不要迷信专家——要和他们竞赛！”他们似乎正在明白，技术没有什么神秘的，他们不再等着国家教他们怎么干……
最重要的是，希望
根据在中国各地十五个公社所做的研究，我认为我在河南省郑州公社所见到的总体组织规划和日常生活状态，是整个运动的典型代表。
我也参观过一些更富裕的公社，比如在北京和上海附近的公社食堂里，肉类和鱼类的供应频率已经从一年六次提高到了每周一次。在其中一个食堂里，菜单上有十四种不同的菜肴可供选择。这些公社土地肥沃、气候宜人，而且靠近大城市市场，有优渥的地理优势。我在一些公社看到了现代化的、设备精良的医院和实验室。公社的建筑、住房、学校、供销社里商品种类——一切都处在更高的水平。作一个简单的对比，郑州公社每户家庭的平均积蓄只有6元，而在其它一些公社，这一数字接近一百元。
中国农村的平均生活水平，大概是介于这两种情况中间。事实上，中国农民正凭借自身的努力，从一种难以想象的贫困深渊中挣扎走出来。可以清楚地看到，农村的生活条件已得到了改善。生活虽然依旧艰苦、简朴，但是我常常看到这里面闪耀着欢乐与蓬勃的热情，最重要的是对未来充满着希望。在列举这些事实和数据的时候，请先让我引用几段我自己当时的日记记录，它们或许比任何统计数字都更能说明问题。
河北省
在一所托儿所遇到了一位老师。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10月1日国庆节，孩子们在院子里忙着清洗他们的小椅子。墙壁刚刚重新粉刷过，一位年轻的姑娘——看上去大约二十二岁，实际上可能更年长一些——是北京医学院毕业的护士。现在正在“下乡”服务，原本只待四个月，但已经延期，她也不知道还有多久结束。她说自己喜欢和孩子们一起工作，看上去这是真心话。她肯定不是农民出身。
辽宁省
在养猪场与他们进行了关于人工授精的交谈，相较于自然交配，他们现在更倾向于人工授精。他们给我看了两头公猪，每天要在它们身上采集一次精液，然后把精液保存在冰箱里，用于给任何发情的母猪进行授精。如今这项技术已经非常精确，几乎可以达到百分之百受孕率。
吉林省
我们参观了一家养老院。通常来讲，看到老人觉得自己没用只能等待生命结束，是很压抑的。但是在这里却感受不到负面的情绪。老人们在下棋，其中年纪最大的有九十岁了。他们看上去是一群开朗的老年人。我与其中一位交谈，他说过去他只有一亩地，他一生未婚，一直与侄子生活在一起，直到三个月前侄子去世。
我问他，“如果没有这个养老院，你现在会怎么样？”
“我”？他喊道，“我恐怕早都没命了！”
河南省
他们给我看了他们的“广播站”——一间小小的卧室，三个人住在里面，同时也用作广播室。这个广播站通过有线线路与公社里的75个村庄连接，用来发通知、播报新闻和音乐。此外，他们还举行“广播会议”，六个大队的队长不用从各自的地区赶来就能进行商谈。有时公社委员会也在这间屋子里开会，会议过程也会被广播。
湖北省
我在写给埃琳娜的一封信中提到了另一处“敬老院”。
我要求看望这里年纪最大的老人，他们就把他从卧室里叫出来。这是一位85岁的老大爷，满脸皱纹，弯腰驼背。我们坐在桌旁交谈，其他人则围在周围听着，时不时插话，有时候还讲一些我听不懂的笑话。
我问这位老人家公社成立前他住在哪里。
“没有地方。”他说。
“可你总得有个住处吧。”
“没有，我没有地方住。”
“那你晚上睡哪儿？”
“我有一辆带轮子的手推车，”他说，“晚上我就把它翻倒靠墙，睡在下面。”
江苏省
每个生产大队代表一个村子，这个公社里有六个大队。我被带去参观一个水果采摘大队——他们正在采摘一种类似英国欧楂的果子。当我们到达时，队里的人没有在干活，而是聚在一间简易棚屋里避暑，唱着歌。一个年轻姑娘领唱，她用手指着报纸上的歌词带大家唱。他们唱得兴致勃勃，根本没注意到我。
“你们在唱什么”。我问。他们告诉我是“三面红旗”：“人民公社、总路线和大跃进！”当我给领唱的姑娘拍照时，不知为何他们觉得非常好笑，笑声打断了歌声。
译者注：
[1]原文可能来自廖鲁言《十年来农业战线的光辉成就》，但部分数据不一致。
[2]《红旗》1958年第7期，社论《迎接人民公社化的高潮》，第15页。
[3]《人民日报》社论《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1958年9月3日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