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诚食讲座 | 林志光:联合国气候大会热议的碳交易,带给亚洲农民哪些新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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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当前,第3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1)正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巴黎协定》第六条关于碳市场的条款,依旧是本次大会讨论的重要议题。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主张建立全球碳市场网络,统一标准,推动碳信用的国际交易。这样的设想并不新鲜,近年来,碳汇项目早已在亚洲迅速扩张。从森林保护、植树造林,到水稻减排和“再生农业”,亚洲丰富的土地资源与农业资源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在这一过程中,碳汇市场逐渐形成了全球性的产业分工:土地和自然资源主要由全球南方国家提供,而资本、认证机构、项目开发商和买家则更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国家。该如何理解碳汇在亚洲的扩张呢?
本期诚食讲座,林志光结合亚洲及其他地区的具体案例,为我们梳理了碳汇市场的运作逻辑、产业结构及其对农民的影响。首先,碳市场的基本逻辑并非从源头减少排放,而是允许企业通过购买碳信用额来“抵消”自身的排放,使高排放企业得以维持原有的生产方式,甚至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因此,碳市场主要解决的是企业的减排指标问题,难以实现真正的减排。
更重要的是,这些以应对气候危机、增加农民收入为名的项目,却可能使农民付出沉重的代价。碳汇项目往往要求农民签订长期协议,按照企业和认证机构制定的标准使用土地、开展生产,碳信用额的交易权也主要掌握在开发商手中。农民不仅难以参与项目规则的制定,实际获得的收益也十分有限。随着农业企业、农化公司和科技平台通过碳汇项目不断深入农业生产,农民对土地和生产方式的自主决定权也可能受到进一步侵蚀。
那么减排的出路何在呢?林老师指出,相比于碳汇,支持农民利用传统种子,实行生态农耕、合作等方式开展生产,逐步减少对工业化食物体系的依赖,才是更根本的应对方向。
点击此处《诚食讲座 | 林志光:农业碳汇深入亚洲,农民需要知道什么》,可以观看完整版讲座回放。
作者&审稿|林志光,在GRAIN亚洲项目组从事气候与农业研究工作,先后任职多个有机农场,在东南亚地区推动生态农业,支持社区食农教育及搭建农民合作学习平台,学习农民智慧,认为多样性生态农耕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出路。
文字整理及校对 | KK 净怡
责编|侯鼓 非文 青松
后台排版|净怡
碳汇项目最早大多集中在非洲国家,最近两三年更多是在亚洲区域发展。比如,菲律宾、泰国、印尼、新加坡都有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出台,支持整个碳汇市场的发展。碳汇市场进入亚洲以后,很多小农户就会接触到这种碳汇项目。所以今晚我想跟大家探讨:农民应该如何理解碳汇项目?如何决定是否要参与碳汇项目?他们能够获得哪些现实收益,又可能承担哪些长期风险?碳汇项目又是由哪些企业或机构在推动?是否可以真正帮助农民解决所面临的气候挑战?今晚我尝试汇总相关信息,梳理一个逻辑,方便大家理解。
一、碳市场的缘起与逻辑
2026年上半年,很多农民在能源和气候方面遭遇了很大的挑战。首先,今年刚好遭遇“超级厄尔尼诺”现象,整体气候非常反常——不是涝灾就是高温。其次,美以伊战争也导致很多原料价格上涨,特别是肥料和石油的价格大幅波动。
在东南亚,因为石油价格提升,导致种地成本太高,泰国和印度的一些农民直接减少了播种面积。在菲律宾,有些农户到了收割的季节干脆就不去收了,因为农产品卖出去的收入还不够农资成本的投入。在印尼,前几个月因为石油供应很紧张,农户们买不到汽油,导致收割后的棕榈油没办法马上送到市场,从而导致种植户们的收入大幅减少。因为棕榈油有一个特征,如果不在新鲜的时候送到市场,它在田里质量变化很快,直接在太阳底下就退化了。不只是生产端,销售端的小摊贩们上半年收入也减少了很多,因为石油涨价,印尼的塑料包装价格上涨了差不多十倍,小摊贩根本无法承受这么高的塑料包装成本。
可见,整个工业化食物体系跟石化工业都有紧密的关系。从农业、渔业和工业化养殖的生产过程,到生产扩张导致的森林砍伐,以及食物包装、运输、储存所消耗的能源,整个食农体系的碳排放约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35%。

图片来源|讲者PPT
如果对工业化食农体系进行良性调整,就可以减少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也能够解决很多气候危机。过去一两年,农民一直在积极寻找切实有效的方法来应对气候危机,因为他们身处气候变化影响最直接、最前沿的位置。
相比之下,很多企业并不愿推动减排行动。因为整个供应链和生产体系的利润与石化工业紧密相连,如果真正推进减排,往往意味着企业利润空间被压缩。然而,在政策要求、政府监管以及企业自身发展指标的限制下,企业又不得不采取措施减少碳排放。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企业希望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尝试在减排行动中发挥创新和引领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发展出一套新的机制,这就是今晚要探讨的主题——碳市场。
碳市场存在极大的争议,因为其基本逻辑是:企业通过购买碳信用额来抵消自身的碳排放,而不一定需要实际减少排放量。换言之,它是借助市场交易机制,运用经济手段来补偿或抵消企业产生的高排放,而非直接实现排放源头的削减。
去年11月在巴西举行了气候峰会,约两万个民间组织的代表参与。他们在主会场旁边举办了一场民间峰会,集中讨论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当前气候危机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很大一部分来自工业化农业和整个食物体系;第二,碳市场只是一个虚假的气候解决方案,其主要作用实际上是帮助企业完成减排指标,而非从根本上应对气候危机。因此,去年气候峰会期间,民间社会持续关注和讨论的一个核心议题,就是碳市场到底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气候危机。
二、碳汇项目在亚洲的扩展
那么,为什么碳汇项目在亚洲发展得特别快?其中有几个重要原因。
第一,亚洲拥有丰富的农业和自然资源,许多碳汇市场的模式都能在这里找到对应的资源条件,并将这些资源转化为在碳市场上交易的碳信用额。例如,东南亚有大面积的水稻种植区,中亚地区长期以畜牧业为主,许多国家拥有丰富的原生森林资源,都可以发展相关的碳汇项目。同时,亚洲不少国家海岸线漫长,因此也发展出与海洋生态、海水养殖以及红树林保护相关的碳汇项目。
第二,亚洲的农业生产至今仍以小农和家庭农场为主。这种小农模式为碳汇项目提供了很好的发展需求。在许多国家看来,发展碳汇项目除了应对气候变化之外,还可以为小农户增加收入来源。另一方面,对于企业来说,参与碳汇项目还能提升其在碳市场和气候治理领域的形象与声誉。有了这样的声誉,企业往往更容易获得融资,也更有机会接触新的资金来源和投资机会。
第三,近年来亚洲许多国家陆续形成了支持碳汇项目发展的政策环境。其中,日本和新加坡在碳市场尤其活跃。新加坡政府希望把本国发展成为区域甚至全球重要的碳交易平台,因此出台了大量配套支持措施。许多购买碳信用额的企业和机构也将总部迁到新加坡,使当地逐渐聚集了众多的买家。此外,新加坡是亚太地区联系东西方的重要枢纽,拥有明显的地缘、语言和文化优势,能够较为顺畅地对接不同地区的市场需求和碳信用额的买家。

图片来源|讲者PPT
这张图表展示了碳信用额项目在亚洲各地区的大致分布状况。如果按面积计算,非洲所占的碳汇市场规模更大;但如果从项目数量和碳信用额产出来看,亚洲则超过了非洲。全球超过一半的碳信用额是在亚洲产生的,其中约50%来自东亚,南亚约生产31%,东南亚则占约12%。根据碳汇行业预测,到2030年,亚洲碳汇市场创造的总收益将达到100亿美元。如此可观的经济收益吸引了众多企业和碳汇开发公司开始将投资重心转向亚洲。
碳汇市场并不局限于单一国家范围内,而是区域性和全球性的市场。产生碳信用额的碳汇项目主要位于南方国家,但买家往往来自世界各地的高排放企业。由于碳汇贸易是全球性的交易,碳信用额的开发、交易和认证需要一定的区域性共同框架规则来规范和引导。当前较为广泛采用的国际框架主要来自《巴黎协定》第六条,其内容会在每年气候峰会上不断细化和修订。在东南亚地区,东盟成员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家在《巴黎协定》第六条的框架指导下,制定了“东盟碳市场通用框架”。这一框架规定了东盟各国进行区域内碳汇交易时共同遵循的标准和规范。
发展碳汇市场,亚洲有农业资源、有农民,也逐渐形成了区域层面的框架和规范,但还缺少一个重要条件——资金。而日本和新加坡则扮演了重要的招商引资的角色,积极寻找国际买家。碳汇市场需要在有管理、有规范的平台上经营,有了这样的平台就比较容易对接国际投资。新加坡恰好提供了这样的平台,因此各种退休基金、各种新的投资融资工具逐渐通过碳汇市场进入亚洲的农业和碳汇项目中。
三、碳汇市场的运作方式
碳汇项目之所以会在亚洲出现,一个基本条件是农民希望真正应对气候危机,因为他们受到的气候灾害越来越严重。但企业的出发点不同,他们更多是希望解决自身的碳排放问题。两者的立场是不同的。目前,购买碳信用额的一个重要群体是农业和食品企业,碳汇项目使它们得以延续原有的工业化生产方式,继续增加温室气体排放,加剧气候变化,导致农民面临更大的受灾风险。虽然农民和企业都对碳市场感兴趣,但双方的利益诉求并不一致,甚至存在的冲突。
碳市场遵循的逻辑不是减少排放,而是抵消排放。简单来说,碳汇项目通过减排或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进行转化,从而产生相应的碳信用额。高排放企业可以购买这些信用额,用来抵消自身的温室气体排放。通常,一个碳信用额相当于一吨二氧化碳的减排量。比如,一家企业购买了50个碳信用额,就意味着它可以抵消50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因此,企业的碳排放量并不一定减少,但可以购买碳信用额来进行抵消。
随着各国制定越来越严格的排放标准和越来越高的减排目标,全球对碳市场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相应的碳汇项目也会越来越多元。碳汇项目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自然资源的项目,比如近几年气候会议上经常提到的“基于自然”或“基于土地”的解决方案,通过森林、土地等自然资源产生碳信用额。另一类是通过替代能源(比如发展太阳能),或者重新规划设计高排放的交通体系,在转型过程中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就可以转化为抵消配额。
今晚我们主要探讨第一类,也就是与土地和自然资源有关的碳汇项目。这类项目在亚洲尤其普遍,而且往往需要大量的土地、森林或海洋资源,因此会直接影响农民对土地的使用。随着这类项目不断扩展,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农民还能不能自主决定如何使用土地、生产自己的粮食?这也是碳汇项目正在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
基于自然的碳汇项目还可以进一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减少或避免温室气体排放。比如保护森林,避免砍伐,使原本储存在树木中的碳不被释放;或者改变水稻的种植方式,减少稻田产生的甲烷排放。第二类是从大气中移除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定在树木或土壤中。固定在树木中,主要包括人工造林和混农林的模式;固定在土壤中,则包括所谓的再生农业,例如采取免耕或施用生物炭等方式,帮助稳定或增加土壤中的二氧化碳。
这两种项目都必须在郊区或农地里开展,基本不会发生在城市。近年来,随着市场需求增加,很多碳汇公司开始到各国的农地或树林里寻找土地资源,发展相关项目。举一个极端例子:在非洲的肯尼亚,现有36个在农地产生的碳汇项目,占地大约540万公顷,但肯尼亚整体耕地面积一共只有640万公顷。这相当于84%的耕地面积参与到农地产生的碳汇项目里。
获取土地的方式,有的是直接购买,有的是租赁,而且租期往往很长。特别是造林项目,不可能三五年就完成,可能需要10年、20年,有些协议甚至签约90年、100年。因为长期合约的需要,一些东南亚国家(例如柬埔寨)的土地政策允许外资签订99年甚至更长的土地使用协议,为碳汇项目提供长期稳定的土地。
四、碳汇市场的产业结构
理解了碳汇项目的逻辑和产生方式之后,我们再来看整个碳市场的产业结构。发展一个碳汇项目会涉及很多不同的公司和机构。一般来说,首先需要一个农业或环保公司,负责提供技术方案,也就是所谓的项目开发商。然后需要顾问公司,把生产端连接到碳信用的认证体系,同时把在地项目连接到碳信用额销售的市场端。第三是独立的第三方或非营利认证机构,负责核算项目是否符合相关标准,以及能够产生多少碳信用额。第四是代理人,主要负责搜寻项目,再为这些项目寻找买家。最后是在地的农民合作社、小农或农场,他们直接参与项目的实施。
从分布来看,大部分认证机构、买家、项目开发商和顾问都集中在经济较发达、排放较高的国家。反过来,碳汇项目本身却主要发生在全球南方国家。因此,整个碳汇产业链形成了明显的空间分割:市场、资本和专业机构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而项目和自然资源则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全球南方地区推动碳种植项目的企业主要总部(按项目数量排序)|图片来源:讲者PPT
这里选取几个案例来说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南北布局的情况。
意大利有一家所谓的可持续发展公司Tozzi Green,它开发的碳汇项目都在非洲的马达加斯加。2012年,公司在当地购得11,000公顷土地,最初用于种植生物燃料作物麻疯树(jatropha),该项目以失败告终,公司转而种植玉米和生产精油。与此同时,当地社区一直在争取收回土地,用于放牧牛群和种植粮食作物。目前,公司正试图通过种植金合欢和桉树来获取碳信用额,以此挽救这一项目。
新加坡有一家农业公司叫奥兰国际(Olam International),于2011年在加蓬达成的一项30万公顷的土地交易,旨在建立非洲最大的油棕种植园。该项目自启动以来,便一直深陷与当地社区的冲突之中。如今,奥兰的创始人在阿联酋又创办了一家公司,正致力于在多哥、加蓬和刚果共和国开发总面积达20万公顷的桉树种植园,以获取碳信用额度。
比较有趣的是阿联酋。在中东地区阿联酋的粮食自足率很低,过去几年他们投资了很多智能农业有关的碳汇项目。阿联酋是石油生产国,自然希望各行业对石油的依赖只增不减,而智能农业可以延续石油农业,又可以从其他国家获得粮食进口。
还有一个巴西的“碳大亨”小里卡多·斯托佩(Ricardo Stoppe Jr)。两年前,他因侵占原住民的土地被捕入狱,相关碳项目也随之停止。但在此之前,他已经卖出了3400万碳信用额,这些已经进入市场的碳信用额也无法再收回。其中,音乐流媒体平台Spotify就是主要买家之一。
以上几个例子主要是碳信用额的供应方,另一端则是买家。买家大家可能更熟悉,比如壳牌石油、谷歌、亚马逊和微软。壳牌石油是中国水稻种植碳项目的重要买家。与此同时,谷歌、亚马逊、微软等大型科技公司对碳市场的需求也在增加。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数据中心和算力需求带来的碳排放问题更加突出。因此,包括谷歌、亚马逊、微软和脸书在内的大型科技公司,也越来越积极地投入碳市场。
谷歌主要从巴西的植树造林项目中购买碳信用额度。微软创办人盖茨有自己的慈善基金会,基金会过去十几二十年在非洲投资了很多农业项目。现在,这些慈善项目积累的农业资源,也开始转变为碳汇项目,并逐步扩展到亚洲。而在亚洲首选印度,因为印度土地面积大、农民数量多,加上微软与印度政府以及农化企业拜耳关系很好,因此在印度跟拜耳和印度政府合作成立了很多碳汇或智能农业项目。亚马逊公司有一点不一样。不但创办人有私人慈善基金,支持了很多农业和碳汇项目,而且亚马逊也成立了碳信用额交易平台,因为它自身就是电商平台。
这个趋势值得注意。在10到20年前,农业企业扩展的主要方式是种子公司和农化公司的合并,比如孟山都和拜耳的结合。而下一个阶段的扩展方式,逐步与科技公司和电商平台的结合。碳汇项目正好提供了渠道和平台,让这些企业进入土地和农业食物体系。
目前主要的认证机构有四家,其中国际上比较普及的是前面两家:Verra和Gold Standard。四家机构中有三家总部在美国,另外一家在瑞士。Verra和Gold Standard的业务遍及全球,认证的碳汇项目占据绝大多数的比例;后面两家ACR和CAR则主要认证美国的项目,市场份额相对较小。

全球主要的碳汇项目认证机构|图片来源:讲者PPT
这些机构大多以非营利组织的形式成立,各自发展出一套碳汇生产标准。例如,一个水稻碳农业项目要申请Verra的认证,就需要按照Verra制定的水稻栽培流程和生产标准来种植。但这些生产方式和标准是谁制定的呢?主要是认证机构和相关企业,农民组织并没有参与其中。农民一旦加入这类项目,就必须按照这些机构和企业制定的生产方式和标准来种水稻或种树。
那么,买家怎么知道哪里可以买到碳信用额呢?刚才提到的那几家认证机构,在自己的网页上都有项目数据库。以Verra网页为例,进入数据库以后,可以按照地区、项目类型或者开发企业来搜索,看到有哪些项目、能够提供多少碳信用额,也可以找到联系方式进行对接和购买。不过这种方式需要先注册,应该还需要给一点费用,是一个商业运营逻辑。

项目书封面截屏|图片来源:讲者PPT
上面这张截图,是从Verra认证机构的数据库里找到的一份项目书封面。这是吉林的一个碳汇项目,相关资料是公开的,可以在Verra的网站上找到。从项目书里可以看到项目名称、项目地点、涉及的土地面积以及项目周期。这个项目属于造林项目,周期是60年。项目书里也可以看到刚才提到的产业结构:一个环境技术公司,一个碳市场顾问公司,再加上一个本地认证机构,三个机构联合向Verra递交申请,由Verra进行评审。这是需要付费的碳汇项目资料。

Carbon Plan的公开数据库|图片来源:讲者PPT
不过,也有一些机构建立了免费、公开的数据库。上图是一个叫CarbonPlan的公开数据库,它会定期更新,从八家认证机构收集碳汇项目信息,覆盖范围比刚才提到的四大认证机构更广。这个数据库有搜索功能,比如想找造林项目,就输入“造林”;想找水稻项目,就输入“水稻”。系统会把相关项目筛选出来,同时显示每个项目可以提供多少碳信用额,右边还可以看到有多少碳信用额已经被购买、退出市场。
五、碳汇项目类型
碳汇项目类型日益多样化,这里大致梳理几个主要类别,供大家参考。
(一)植林项目
第一类是避免毁林,早期称为REDD+——其中两个D分别指Deforestation与forest Degradation,即避免毁林、减少森林退化。这类项目有一个基本假设:如果没有该项目,那片森林就会面临被砍伐的风险。因此,开发项目的公司需要向认证机构证明:若他们不介入,那片树林就会被砍伐。这导致过去20年间,许多此类项目将砍伐的责任推给实行传统刀耕火种的原住民部落;而实际上,这些部落祖祖辈辈生活在当地,只需进行小规模的砍伐。但是,REDD+避免毁林项目推进的时候,仍会以当地存在刀耕火种部落为由,认定那里存在砍伐风险。
这类项目不针对生态影响更大的工业化的砍伐或工业化速生林的种植,反而限制原住民部落世代延续的森林生产生活方式,甚至对他们进行培训,将其生产方式改为职业化或固定的农业方式。
REDD+项目较早进入碳汇市场的渠道,但由于常常与原住民产生矛盾和冲突,其问题也逐渐显现。这里有一个例子:柬埔寨南部有一处名为南豆蔻山脉(Southern Cardamom)的地区,当地居住着名为冲族(Chong)的原住民部落。2023年6月,Verra因该部落的投诉而介入——项目在当地的合作伙伴是一家名为“野生动物联盟”(Wildlife Alliance)的美国环保NGO,它没有按照项目要求在社区开展知情沟通与咨询,导致村民并不了解该项目将占用他们的土地。投诉提出后,Verra进行了评估并确认存在问题,遂于2023年6月暂停了该项目。但当时项目已运作数年,已有超过2800万碳信用额售出且无法收回,其中一个买家是时装品牌Gucci。
早年的碳汇项目大多以保护森林为主。此后相关冲突的新闻不断增加,REDD+的声誉也逐渐下降。到第二阶段,项目形式更多转向寻找土地植树或发展再生农业,植林项目与碳农业项目由此逐步增多。无论碳农业项目还是造林项目,最核心的问题都在于:去哪里找到合适的土地来开展项目。
这里有一组数据:2016年至2024年间,全球调研机构开展了一项调查,发现与造林相关的碳项目覆盖了900多万公顷土地。从地图上可以看到,有颜色标注的区域基本集中于南方国家,颜色越深代表项目密度越高。在这900多万公顷中,有500多万公顷位于非洲地区。前面曾提到,从项目数量和碳信用额产出来看,亚洲占比更高;但从土地面积来看,目前仍以非洲为最多。

碳汇项目的密度(颜色越深,密度越高)| 图片来源:讲者PPT
为什么从2016年开始计算?因为2016年前后,气候峰会上的《巴黎协定》确认了碳市场可以作为推动企业减排的有效方案。也就是说,2016年之后,这一方向获得了气候峰会与《巴黎协定》的认可,因此可以看到,2016年后碳汇项目获得了更多资源与配套投入,并在这种认可下加速推进。
那么可以种什么树?原生树种当然可以,但大部分项目选择种植速生林,例如桉树等速生树种,因为其生长速度快,短时间内能产生的碳信用额也更高。此外还有一些混农林业项目,例如将芒果树与其他经济林木混种在一起。

大规模植林项目|图片来源:讲者PPT
这类项目主要带来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生态问题:速生林项目大多采用单一栽培。一般而言,碳汇项目允许使用除草剂,有些项目甚至明确规定可以使用除草剂清除林地杂草,因为除草剂的使用并不影响碳信用额的产生。而这种单一化栽培往往造成水源和土壤污染;项目只考核种了多少树、是否存在砍伐,化学品的使用并不影响核算结果。
另一方面则关系到农民能否继续使用自己的土地:造林项目的周期通常很长,一旦签署协议,就意味着此后几十年内都要按照项目规定的流程和生产方式来操作。所产出的碳信用额,即所谓的“碳权”,并不由农民掌控,而是由开发项目的公司直接控制。碳信用额产生后,何时出售、卖给哪个买家,农民都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利。签订协议之后,碳权如何使用、何时交易,所有决策权都不在农民手中,而是全部授权给开发商掌控。
造林项目并非只在陆地上开展,有些也分布在海岸带。亚洲在这方面具备地域优势:它拥有6万多公里的海岸线,沿岸分布着大量红树林,其中一些曾遭到破坏。如今越来越多的项目开始在海岸线种植红树林。泰国政府在这一方面动作较为积极,前几年与17家石油公司签订协议,将泰国南部约7000多公顷红树林地转为碳汇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认证流程通常要求开发商与当地原住民进行咨询并取得知情同意。就泰国的这类项目而言,当地机构在社区访谈后发现了一个问题:该项目在城市中知名度很高,媒体上随处可见,但当地许多渔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红树林里已经在开展此类项目。
(二)碳农业项目
另一类主要的碳汇项目是碳农业。哪些公司对碳农业项目最感兴趣?答案是销售种子和化肥的农业企业。农业企业与食品公司对碳农业项目投入最多,兴趣也最大。
对农业企业而言,通过碳农业项目签订协议后,协议中往往会规定使用何种种子、哪些农药、什么投入品以及什么灌溉系统。这等于是间接地把自家产品推介给参与项目的农民。
另一类感兴趣的企业是下游食品公司,例如达能(Danone)、雀巢(Nestlé)。近年来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些企业都希望实现供应链碳中和,便以此名义发展了大量所谓的“再生农业”项目。再生农业不同于有机农业,它没有固定的定义;对高排放的工业化食品生产企业而言,再生农业是一个很好用的概念。
再生农业的实际投入往往很少——例如达能投入再生农业的费用,大约只相当于其一天的销售额。但企业获得的收益却很大:许多食品企业将供应大豆、谷物的农场转型为可产生碳信用额的项目,其自身高排放的供应链农场还能额外获得碳信用额收益。如此一来,企业更没有动力去改变生产方式,因为其供应链产生的二氧化碳可以转化为碳信用额收入。渐渐地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食品公司采取所谓“再生型农场”的发展模式。如前所述,再生型农场可以标榜为解决气候危机的方案,使运营项目的企业获得更多新的投资。
还有一类项目主要分布在中亚国家,那里以牧区为主。牧民参与项目后,必须按照项目规定的方式放牧,而这些方式往往与牧民的传统经验相冲突——牧民原本会根据季节与天气变化决定游牧路线,参与项目后便被套入外来的放牧体系,不再遵循自己的传统。这样一来,牧民可能无法按季节性需求沿用原有的迁移路径,或失去放牧时的季节性水源,而在新的外来体系中找不到替代方案。

肯尼亚案例:北方牧场信托公司(Northern Rangelands Trust)在200万公顷土地上运营着“肯尼亚北部草原碳汇项目”。该项目以“计划性轮牧”取代了传统的“无序放牧”。当地牧民声称自己被剥夺了土地,并遭受项目安保人员的严重侵害。2025年1月,肯尼亚高等法院裁定该项目违宪|图片来源:讲者PPT
水稻项目在亚洲数量最多,种植水稻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不过水稻项目的核心并不在于吸收二氧化碳,因为水稻田淹水后处于厌氧环境,会排放甲烷,而甲烷对气候的影响比二氧化碳大得多,因此水稻项目受到了众多碳项目的关注。较为常用的技术方案是干湿交替灌溉(AWD),即每隔一段时间将稻田的水排干,在非厌氧环境下减少甲烷排放。
前两年的公开新闻中已经提到,我国有37个水稻碳汇项目出现问题,主要买家是壳牌石油(Shell Oil)。新闻曝光后暴露出一个问题:美国认证机构Verra的整个核算过程存在两个漏洞。第一,按照Verra的原则,不能以大规模农场为单位核算碳信用额,而需要寻找相对中小型的田块;但壳牌在申报时将大农场人为分割成多个小农场,本质上仍是同一个大农场,只是拆分申报而已。第二是重复计算的问题:排干稻田水后已经产生了一部分信用额,壳牌项目又从以色列引进滴灌系统,通过采用该系统再额外增加信用额产出,等于构成双重计算。
后来Verra得知此事后展开内部调查,叫停了这37个项目,并连带导致后续200多个采用同一方式的项目全部暂停。当时部分农民已经购买了滴灌系统,或在原有AWD方案上做了投入;项目叫停后,这些已付出的投入无法收回,农民由此陷入困境。

(AWD)技术可能会促使农民使用更多除草剂来控制杂草,并采用经认证的种子或杂交种子进行直播。正因如此,拜耳(Bayer)等种业和农药企业正积极推广旨在获取碳信用的水稻种植模式|图片来源:讲者PPT
整体汇总如下:亚洲地区水稻项目数量最多,其次是森林项目,再次是再生农业项目,与牧民放牧相关的项目也在逐步增多。从地理分布上看,这基本上对应了前面提到的亚洲农业资源分配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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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农民需要了解什么?
随着碳汇需求增长、项目增多、规模扩大以及类型日益多样,越来越多的农民可能接触到碳汇项目。那么他们需要了解什么?回到今天最后一个核心问题:如果我是农民,或者我的家人是农民,或者我们从事支持农民的工作,需要理解哪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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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协议参与项目之后,由于二氧化碳看不见、摸不着,需要将其量化为可计算、可兑换碳信用额的形式,这就需要用到APP、电子设备或遥感设备,放置在大田中采集数据。农民参与时需要下载APP,项目方会部署电子设备监测二氧化碳变化,并将所有农民资料和二氧化碳数据上传至平台;平台为农民提供在线建议或咨询,同时也可以借平台向农民销售产品。最终产生的信用额转化为收入,平台上会显示项目能产生多少收益,买家也随之而来。签订协议之后,整个流程大致就是这样运转的。
从农民的立场来看,他们可能确实想寻找真正解决气候问题的方案。但这类项目的核心逻辑是“抵消”,而抵消的逻辑是有问题的。燃烧石化燃料造成的排放是永久性的,但通过种树或农耕项目吸收的二氧化碳,只是暂时储存在树木或土壤之中。一旦造林项目遭遇火灾,或者农民需要翻耕土地、森林被砍伐,二氧化碳就会重新释放出来,但此前已经卖出的排放配额却无法收回。永久的排放只是用一个临时的抵消来对冲,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现有的碳汇方案无法真正减少碳排放|图片来源:讲者PPT
此外,碳汇项目还建立在一些基本假设之上。如果是REDD+森林保护项目,就必须证明:如果没有该项目,那片森林就会面临砍伐风险。我听马来西亚的一位朋友提到,有些公司会故意制造砍伐威胁——当地本来并不存在砍伐风险,但为了申报项目,开发公司便人为制造出一些砍伐风险。
如果是农业或造林项目,则需要证明:如果没有项目介入,农民不会主动采取改善排放的措施。但事实上,现在很多农民都已经意识到气候问题,可能会采用覆盖种植等更为传统的耕作方式来应对气候变化,或者改用老品种。也就是说,即便没有项目推动,当地农民也有可能自行进行这些改良。因此,这一基本假设本身就存在问题。
如果是造林项目,还要假设:没有项目的话,自然状态下树木不会自己长回来。但项目介入后往往种植单一树种的速生林;而如果任由自然恢复,即使是次生林,经过自然演替最终也会形成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原生林,原生林可能比速生林更稳定,能吸收的二氧化碳也更多。
由此可见,这些项目的假设从前期就存在逻辑上的问题。此外,这类项目还会吸引雀巢、达能等公司进入,销售其产品或种子,这实际上是在重复工业化农业的逻辑,与我们原本期望项目能够应对气候问题的初衷存在本质冲突。所以回到前面提到的争议:碳汇并不是真正能够解决排放问题的方案。
农民愿意参与的第二个原因,是听说这类项目可以增加收入。许多项目宣传称,碳信用额收入的70%会分给农民。这听起来不错,但其中的计算方式其实大有讲究。因为整个项目结构中有诸多参与方:顾问公司、认证机构、项目办公室,可能还有环保NGO合作伙伴,开发商自身也要赚取利润。所谓“70%”,是指在扣除所有这些成本与收益之后,剩余的部分才分给农民。因此农民实际拿到的可能不足10%,并非总额的70%——70%是扣除相关成本之后的比例。

碳项目收入分配|图片来源:讲者PPT
此外,农民还需要参加培训、应对检查、准备相关材料,这些工作都是无偿的,得不到任何报酬。还有一些项目的情况更糟:农民根本不知道项目的存在——正如前面泰国的案例,当地渔民完全不知情,收入自然也就不会落到农民手中,而企业根本不会考虑这些。还有些项目以化肥、种子代替现金收益,只给农民提供种子和化肥而不支付现金,这种情况同样存在。
另外,农民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签订协议之后通常需要下载一个APP。在印度,农民组织非常担忧:这会不会导致自己的大量私人数据被泄露?
有一个大型水稻碳汇项目,名为“优质水稻联盟”(TGRA),是拜耳公司联合微软、壳牌石油以及一家新加坡投资公司GenZero共同打造的合作平台,主要开展水稻碳汇项目。在该项目中,农民签署协议之后,拜耳公司就能获取农民的数据,并据此向农户推送自家的肥料和种植方案。
APP需要科技公司的平台来处理数据,因此拜耳与微软合作。而微软近年来又与印度政府开展合作,政府会向微软提供农民的个人土地注册记录,这样微软就能知道哪里有合适的土地可以提供给拜耳使用。项目产生的碳数据,则由那家新加坡投资公司与壳牌石油通过各自的业务关系在全球寻找买家。下图基本可以看作是今晚所讲的整个项目布局的一个总结。

拜耳“优质水稻联盟”(TGRA)碳信用项目采集农户数据与收入信息。
图片展示了碳信用的运作流程|图片来源:讲者PPT
最后,农户可能最关心的问题是:参与项目之后,自己原来的土地上还能做别的事情吗?答案往往是不能。因为签订长达几十年的协议之后,就必须严格按照项目的流程来操作,等于企业可以控制这片土地的使用权长达数十年。
而且,这种方式与以往企业控制土地的模式有所不同:有了认证,通过认证机制等于赋予了企业控制土地使用权的合法性。但前面列举的诸多案例表明,认证机构本来有明确要求——企业需要与社区沟通,取得知情同意之后才能开展项目;然而东南亚的很多项目,这一步要么没有做,要么做得非常不到位。
还有一种情况:农民刚开始参与项目时种了一些树,早年树木还小的时候,还可以在树下间种、套种一些自己食用或小范围售卖的农产品。但随着树木长大,光照不足,就没法再种了。而碳信用额的市场价格一直不高,基本上每年的收入还弥补不上因种植树木而损失的粮食产量与收入。因此有些农民过了几年之后,私下把树砍掉。砍树即构成违约,一旦违约就会陷入法律诉讼,甚至被企业告上法庭,还要赔偿损失。
最后需要了解的一点,是潜在风险:将二氧化碳储存在土壤或树木中只是临时性的,万一树林着火,或者因为气候等各种原因,原本储存的二氧化碳会重新排放到大气中,这被称为“碳逆转”。企业可能会将碳逆转归咎于农民管理不善,让农民承担逆转的责任,等于是认定农民“违约”、没有管好碳项目,农民可能面临赔偿或其他追责机制。
另外是成本分摊的问题。除了各个参与单位需要分摊成本,有些项目在设计时也考虑到了碳逆转的风险,会在整体成本中预留20%作为“保险”,万一发生逆转风险,就用这20%的收益来覆盖碳逆转所需要付出的成本与承担的责任。这样一来,最后分摊收益时又少了20%;再加上碳信用额本身售价不高,农民的实际收益相当有限。
由此看来,这类项目存在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农民实际到手的收益并不高;二是根据2024年一家研究机构对900多个碳项目的调研,只有约10%到16%是真正对减排有直接帮助的。也就是说,不仅收益不高,从数据来看,碳汇也并非真正能解决气候排放问题的方案。对消费者来说也是如此,许多人以为购买了碳中和产品就是在帮助自己减少碳足迹,社会中其实存在很大的混淆。

研究显示,84%的碳信用是虚假的,并没有达到预定目标。
这也给消费者产生了一种错觉,误以为自己正在减少气候足迹 |图片来源:讲者PPT
归根结底,碳汇市场主要解决的是企业的减排指标问题,而不是气候问题本身,因为它依然遵循着工业化生产的逻辑。前面提到,工业化农业贡献了约35%的温室气体排放。如果我们能协助农民回归以在地生物多样性为本的生产方式,使用传统种子、实行生态农耕、走合作的方式,逐步降低工业化生产的比例,就能看到这35%的排放不断减少——这才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根本方向,而不是以抵消经济的逻辑来绕开问题。
七、问答环节
问题1:PPT当中有一张紫色和浅紫色的世界地图,显示碳项目在各个国家的分布情况,请问紫色具体表示什么意思?数据来源是什么?
林志光
紫色标注的是造林项目(种树项目)的分布情况。数据来源有点像前面提到的Carbon Plan公开数据库,是从不同认证机构网站的公开数据库中收集信息,提取各个国家的项目分布和面积,统计之后转绘到地图上。紫色越深代表项目密度越高,越浅则代表项目密度相对较低的区域。
问题2:请介绍一下中国的碳交易情况,以及中国政府的政策态度是什么?
林志光
从政策层面来看,政府整体还是支持的,因为我们确实需要寻找减少碳排放的途径。中国的农业资源和土地资源都很丰富,所以政府在政策投入、鼓励企业探索低碳生产方式的项目和补贴等方面,支持力度越来越大。
当然,碳项目本质上只是一种对冲手段,并没有从根本上减少排放。我们也看到,这段时间很多农户已经在以各种方式应对气候变化。这些传统智慧和在地经验,如果能在流失之前被更好地利用起来,意义会更大。我感觉在农业减排这个方向上,过去的投入多少有些失衡:更多资源集中在碳汇市场这类临时性的项目上,而真正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生态农耕,在地农民得到的具体支持反而不够充分。
问题3:速生的树木也存在最高生长速度和生物量增长的瓶颈,比如速生桉树,一般8年左右可能就到达生长速度下降的阶段。单一树种人工林还有不稳定的问题,可能面临虫害等自然扰动的风险。这些因素都不在考虑之列吗,还是说统一用buffer来处理?
林志光
具体种植什么树种,很多项目的方法论是不限制的,所以现在很多项目都选择速生林或相关树种,结果基本都是单一人工林。造林项目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过了几年之后,它能吸收的二氧化碳会越来越少,到达某个临界点之后,吸收量便持续下降。而项目过程中,无论是使用除草剂还是其他工业化投入,或是开发新面积时动用推土机等设备,反而在增加排放。很多造林项目过了一段时间后,所能吸收的二氧化碳反而会被工业化操作的排放给抵消掉,形成一种“对冲”。所以造林时间越长,不等于能吸收的二氧化碳就越多。
这位朋友说得很对,这个问题也是当前造林类碳汇项目最大的漏洞之一。种植什么树种,项目方是不管的;而且使用除草剂或化工方式,也不影响碳信用额的产生。
这里我再补充一点:刚刚说的方法论是由那几家认证机构制定的。认证机构本质上是服务企业的,企业付费请Verra或Gold Standard做认证,双方其实是一种合作关系。在这种合作关系下发展出来的标准流程,背后自然反映了它所支持的生产方式和逻辑。整个制定过程并没有邀请农民组织参与。比如牧区放牧项目,规范的轮牧路线和草场恢复方式,往往跟传统牧民凭经验所做的很不一样,结果反而给牧民带来了很多新的挑战,比如找不到原本依赖的草原和水源。
问题4:我是给企业做可持续发展咨询的,有时候会给企业寻求类似的方案。我能很明显地感觉企业在做一些事情时的虚伪性。从根本上讲,解决问题的框架是由企业行业协会或者政治游说推动形成立法来构建的。那么应该从哪方面入手与企业合作,或者怎么对抗这种趋势?您有没有一些成功经验?NGO是一个有效的抓手吗?
林志光
关注气候的NGO目前大致有两种路径。一种像去年巴西民间峰会那样,把农业生产的工业化逻辑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关系讲清楚,指出再生农业项目只是做了一些抵消,而并不是真正的解决方案。另有一部分民间机构专注支持农民相关的工作,推动回归合作化和在地的生态农耕方式。
另外一种,比如前面提到的柬埔寨Wildlife Alliance的案例,因为项目没有跟原住民沟通,最后被Verra叫停了。甚至像Gold Standard这个认证机构,成立时就有一批大型国际机构参与制定认证标准。所以也有另一批环境NGO倡导自然为本的解决方案,甚至直接参与到碳汇项目中,组织农民培训等工作,以此增加项目的公益性。
因为亚洲有很多小农,碳汇项目可以标榜同时帮助小农,所以不同NGO的参与方式也各不相同。当然我们始终认为,碳汇只是抵消,不是解决方案,它解决的是企业的排放指标问题,而不是真正的气候问题。如果只有这一套机制,确实是远远不够的。
问题5:全球碳交易大约总体是多大一笔生意?总交易额大概多少?对大型污染企业来说是多大一笔成本?是不是花了一点小钱,却购买了合法污染的权利?
林志光
全球层面的碳交易价格变化很大,因为环境一直在变。唯一一个比较明确的数据是前面提到的:亚洲市场到2030年,也就是三四年之后,累计规模会达到约100亿美元。对大型企业买家和碳项目公司来说,这是一笔潜力很大、很有吸引力的生意。
企业的投入确实很少。前面举过一个例子:达能在广告里大谈减排和再生农业项目投入,但算下来只相当于它一年中一天的销售额,它投入的费用其实非常少,然而换来的公关资源和声誉收益却很高。
问题6:在整个碳市场当中,国家和政府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他们和农民的关系是怎样的?政府既有减排承诺又有利益可图,还得规范企业、下达指标,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林志光
首先,因为这是一个国际市场,买家来自全球各地,所以需要国际规则。政府最大的角色,特别是2016年《巴黎协定》认可这一方向之后,是建立本国的政策和法规框架。现在老挝、柬埔寨、中国、印尼、印度、新加坡,各个国家都在发展自己的相关政策。
当然目前很多还是自然资源类的项目,但如何按照《巴黎协定》第6条的框架,将其纳入本国机制中进行操作,各国都在探索。很多国家设定了减排目标政策,企业需要跟进落实。其次,按照《巴黎协定》第6条搭建好框架,国际市场才能运转起来,没有这个框架就没办法进入国际买卖市场。所以政府目前的角色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
另外比如柬埔寨,在土地政策上允许外企租用土地的年限越来越长,土地政策在不断松绑,让指定项目可以更稳定、更长期地运作下去。
问题7:碳汇项目在中国和国外有没有什么区别?中国比较强调碳汇交易的自主能力,可能跟非洲的状况不太一样。碳汇市场是全球性市场,全球南方国家没有太多话语权,中国在其中的角色跟柬埔寨或非洲国家相似吗?该如何理解中国扮演的角色?
林志光
从前面的分布图来看,中国的碳项目发展速度很快,有政策力度支持,项目类型也很多样,其中水稻项目所占的比例相对较高。
我觉得政府未来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可能在于土地确权方面。所有碳项目都要求参与的农民必须证明土地的拥有权和使用权,这是国际通行规则。如果农民无法证明带入项目的土地使用权和拥有权,就没办法参与项目。
现在很多东南亚国家,比如原住民要参与项目,必须先进行土地注册。以前他们都不愿意做土地注册,现在因为有了这些项目,反而要去找政府注册土地,这也是一种所谓数据注册的方式。中国的地权制度和泰国等其他地方不太一样,所以随着碳项目的发展,如果更多社区和农民要参与,土地使用权如何与项目要求对接,这一块还需要观察下一步的进展,或者进一步理解具体的对接方式。
问题8:在生态环保项目中,除了碳汇交易让农民造林或改造农作方式之外,还有一种模式是能源转型,比如光伏落地。这两种项目哪一种对农民影响更大?
林志光
前面分类的时候,我们把碳项目分成了两类:一类是与土地、自然资源相关的自然为本项目,也就是今晚主要讲的这些;另一类是交通系统重新规划、太阳能等替代能源发展的项目。
替代能源,比如太阳能、风能,原来大多布局在城市。但随着市场需求发展,光伏太阳能项目也开始从城市转向农用土地。项目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抛荒地,甚至不是抛荒地的农场附近,他们建起太阳能光伏板,再给农民一些补贴。
这就形成了一种局面,类似于之前能源危机时把农作物转作生物能源的情形。现在也一样,粮食生产和能源生产在同一块土地上出现了矛盾和竞争。的确,光伏太阳能板正在逐步进入农用土地,从资源角度来说,它与食物生产之间已经出现了矛盾和张力。
问题9:能否再简单讲一下biochar生物炭项目的部分?
林志光
生物炭的做法源自亚马逊原住民,是在高温下将木材燃烧,产生的剩余物既可以改良土壤,又能吸收二氧化碳。一部分碳项目目前的操作方式是制备生物炭,然后像覆盖物一样撒到土里,通过这种方式改良土质,同时土壤本身也能从大气中吸收更多二氧化碳,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操作方式。
问题10:想了解制作紫色地图的调研报告的机构名字或报告名字是什么,想自己找来好好读一读。
林志光
在我们的网页上气候板块里面是可以找到的,是2024年4月份的一份报告,https://grain.org/en/article/7128-new-poster-on-food-and-the-climate-cri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