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无论是年货礼盒，还是日常零食，腰果都是中国家庭熟悉的坚果，它也是全球市场上最受欢迎的食用坚果之一。腰果产业是不少非洲国家的经济支柱，不过，大量的腰果出口，是否真的为非洲国家带来了繁荣？

西非国家几内亚比绍的腰果出口占该国出口总量的90%以上，是世界上主要的腰果生产国之一[1]。但大规模的单一种植非但没有带来经济学家所推崇的“比较优势”，而是成为几内亚比绍难以摆脱的经济枷锁。这背后，是一段漫长的殖民历史。

1974年，几内亚比绍摆脱葡萄牙的殖民统治，赢得了政治独立，却未能摆脱殖民时期形成的单一作物经济结构。几内亚比绍反殖独立运动领导人阿米尔卡·卡布拉尔曾警告：“单一作物经济会造成永久的依附。”此后，从农业改革到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几内亚比绍始终未能实现经济自主，甚至在持续的政治经济危机中沦为国际毒品贸易的中转站，被贴上非洲首个“毒品国家”的标签。与此同时，女性始终承担着繁重的腰果种植与加工劳动。即便国家治理陷入危机，她们仍依靠田间劳作维持家庭生计，支撑着社会的基本运转。

为什么政治独立未能带来经济自主？为什么支撑农民生计的腰果，反而成为制约国家发展的枷锁？几内亚比绍的历史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矛盾：殖民统治虽然结束，但殖民主义塑造的经济结构与性别分工，却在独立之后不断延续与再生产。

作者｜沙克拉斯·隆德斯特伦·马丁内斯（Klas Lundström Martínez），瑞典调查记者、作家和人类学家，关注后殖民社会的政治经济现状，研究帝国主义的统治残余如何塑造后殖民社会的当代斗争情境，如何影响一国在土地与劳动、国家资源攫取以及主权脆弱性领域的行动。

翻译 | 云岫、阿蒙、曙光、歲川

校对 | Alvin

责编｜姜饼

后台排版｜净怡

独立后的几内亚比绍，本应成为一个摒弃殖民结构的平等社会。然而，几内亚比绍的国民经济却奠基于一种殖民主义时代留下的农业模式：不仅资源高度集中，而且损害自给性的农业生计。这类农业以腰果种植最为典型，故将其称为“腰果资本主义”。这套经济逻辑，在殖民战争的风雨激荡中，在民族独立的曲折进程中，在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的重压下，在气候危机与有组织犯罪的夹击下，一路延续至今。在几内亚比绍，最能代表这个社会历史延续特点的，便是腰果产业以及政治动荡。

要理解几内亚比绍的经济体系，首先需要了解是谁在承担具体的劳动。事实上，无论是腰果的种植加工，还是腰果在本地市场的小批量流通销售，妇女长期以来都是支撑腰果经济运转的主要劳动力。从殖民主义时代，到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年代，再到今日的毒品经济，这个基本现实贯穿始终，正规经济无法为家庭提供可靠的生计供养，只能由腰果经济中的女性来维系家庭。但无论是葡萄牙殖民当局，还是后来的历届政府，都忽视了妇女的劳动。这种忽视并非偶然，而是整个体系运转的根基。

在19世纪下半叶，葡萄牙殖民者在几内亚比绍群岛就种下了首棵腰果树，名义上是为了拓宽本地小农生计。20世纪40年代中期，总督萨尔门托·罗德里格斯（Sarmento Rodrigues）又将其作为经济作物大力推广。但实际上，葡萄牙引进腰果正是其实施系统化殖民剥削的关键一环，这不仅塑造了几内亚比绍日后经济的脆弱性，也使该国长期陷入有组织犯罪的侵扰。

几内亚比绍生产的腰果几乎全部用于出口贸易，在出口腰果中，90%是未经加工的生果仁。这种初级农产品市场价值极低，在这种情况下，小农陷入单一作物种植的循环，只能得到微薄回报，而掌控加工环节的跨国企业却能占据有利的市场份额。在这种依赖关系之下，当地生产者长期承担着价格剧烈波动的风险与后果，本国的粮食生产也逐渐受到腰果种植扩张的挤占。最终，这个国家产出了大量自身无力消费的单一商品，利润却经由加工环节流向国外。

腰果成为出口作物后，很快便显现出为葡萄牙帝国创收的价值。与花生相同，腰果成为了殖民体系中起重要作用的经济作物。这套体系旨在将殖民中心的收益最大化，同时使边缘地区丧失粮食自主。从1588年到1974年，在整个殖民时代，几内亚比绍始终都像是葡萄牙殖民家庭中的一个备受冷落的继子。葡萄牙对该国的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投资寥寥无几。葡萄牙的殖民法律将种族等级制度化，将受教育的权利与担任行政职务的机会限制在一小撮受同化的克里奥尔精英，并有意将多数非洲人排除在知识与权力之外。

19世纪后期，葡萄牙在欧洲列强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无力在殖民地推进工业投资。为维持殖民统治，只能依靠出口作物换取现金收入。正式废除奴隶制后，欧洲殖民者又设计出新的强制劳动机制。在几内亚比绍，政府批准推行强制劳役，这一制度此后长期存续，直到1962年全球去殖民化浪潮和安哥拉殖民战争爆发，葡萄牙才不得不对强制劳役政策进行改革。

强制劳动制度对男女的影响截然不同，而这种差异是刻意设计的。殖民者强征男性到种植园劳动，他们的劳动清晰可见、有数可查，因此也便于控制。女性则隐性地承担起家庭生计，她们组织农业生产，小批量加工腰果，殖民税收抽走其份额后，剩下的用以养活全家。在殖民账簿上，找不到任何有关妇女劳动的记录。妇女的劳动无疑是整套制度在结构上得以运转的前提，但在官方记录中却毫无痕迹。这种既不可或缺又不见踪迹的矛盾性，在此后的每一个政治体制下都长期延续，具有异常的持久性。

殖民统治时期，几内亚比绍饥荒频发。这些饥荒并非天灾所致，而是政策的结果。农民为了足额缴纳殖民税，不得不放弃口粮种植，全部改种腰果，愈发陷入单一作物经济之中。由此，便造就了一个恶性循环：农业结构越单一，越容易遭受价格波动的冲击，农民对市场的依赖愈深，加之，葡萄牙的殖民地市场也长期受到欧洲饥荒和政治动荡的冲击，市场价格波动是常态。可以说这套机制，从根本上就是漠视农民生存的。

葡萄牙五百年的殖民统治，充斥着蓄意羞辱和系统性暴力，最终催生了1963年的武装抵抗。在这场抵抗运动中，人们批判殖民主义的农业模式，农学家阿米尔卡·卡布拉尔（Amílcar Cabral）也是其中一员。他年轻时受雇于殖民当局，十分了解本国农民的处境，后来成为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PAIGC，以下简称独立党）的联合创始人。在卡布拉尔看来，几内亚比绍的农业模式由殖民当局强加于农民，本身就是一种暴力。这种单一作物种植模式，极大地限制了农民对经济作物种类的选择，饥荒几乎不可避免，后果是灾难性的。

卡布拉尔1956年的农学调查，深入剖析了殖民统治所造成的贫困问题。这份调查记载了几内亚比绍的农民何以被深度整合进入单一作物经济，殖民当局设计的经济模式使得该国的粮食不安全问题长期固化，使得农民开始依赖外部商品市场的动荡。卡布拉尔的调查还揭示了殖民主义的税收机制迫使农民放弃自给耕作，转型为腰果单一化种植，从而服务于殖民帝国的利益而不是农民自身。

一种常见观点认为，后殖民国家农业生产模式的落后必须依靠农业的工业化。但卡布拉尔并不认为快速的工业化是万能的，农业生产与土地管理需要的并不只是技术；相反，在他看来，技术本身并不具有自主能动性，如果生产关系不发生转变，技术只会服务于贪婪的土地掠夺逻辑。这种逻辑与恩格斯所主张的人地关系是背道而驰的，恩格斯把这种关系称为“血肉、血液和大脑”，土地并不只是被索取的对象，而是农民的命脉所在。在卡布拉尔看来，腰果的单一化种植不仅在经济结构上具有破坏性，它还意味着农民与土地的切割，因此也是农民与其生存根基、自主性和文化认同来源的切割。这样一种对农民的剥夺，是无法靠简单更换作物种类，或是调整农业资源的所有者，而可以得到补救的。问题根植于结构本身。

卡布拉尔的农学背景赋予他专业的语言表达，让他能够清晰地阐述自己对殖民农业困境的理解。在他看来，殖民地农业并不仅仅是对劳动力的剥削，而是对人地关系的重构，从而人为制造出一种持久的依附性。腰果单一种植模式远不是一种中立的技术选择，而是政治工具，它完全扼杀了小农积累财富、走向产业多元化，自力更生以实现自给自足的自由。19世纪40年代殖民主义推广的腰果种植，并不是为殖民地提供一种谋生选择，而是在建立一种控制机制。

除此之外，卡布拉尔的批判还给出了殖民主义统治中的性别不平等维度。殖民地的妇女种植粮食作物，从事腰果的小规模加工，保障家庭成员的食物安全，这些必要劳动是殖民地经济作物体系得以维系的关键环节。没有这种“隐形”的再生产劳动与必要劳动，在种植园劳作的男性便无法正常获得食物，整个体系也就无法运转。卡布拉尔看到了这一点，但可惜的是，在他之后，各类运动及各届政府，只有极少数会针对性别问题付诸行动。

卡布拉尔在20世纪50年代所从事的实证研究，启发了随后一系列具体的斗争实践。1959年的解放斗争将卡布拉尔的研究作为其理论基础，独立党在1963年发起武装斗争时，也从卡布拉尔的研究中汲取灵感。他对解放行动的核心启发是，殖民地的欠发达并不是一个特定的状态，而是一套全方面的体系，这一洞见将成为解读随后所有事件脉络的钥匙。

几内亚比绍的现实是，国家大量生产自己无力消费的单一商品，利润通过加工环节流失到国外。但这只是经济层面的后果。在卡布拉尔看来，腰果单一化种植不会止步于经济上的破坏，它更意味着农民与土地的割裂，意味着对农民生存根基、自主性和文化认同的摧毁。

腰果经济在几内亚比绍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并已经形成既定的格局，这些格局在1974年独立后得到了延续。在国家独立的前一年，卡布拉尔在科纳克里遭葡萄牙特工暗杀去世，这使得他无法将自身在农业科学理论中的洞见付诸实践，也未能检验其在政治现实中的适用性。独立后的几内亚比绍是一个未曾实现工业化且依赖单一作物的经济体，人们很快便发现国家不得不像葡萄牙殖民时代那样，继续将腰果经济作为本国的收入来源。

独立党怀有进步的政治抱负，希望实现经济结构与农业模式的多元化，但独立后的几内亚比绍面临严重饥荒，社会经济也在战争中消耗巨大，该国并不具备实现多元化所必须的技术知识条件、资本投入条件以及市场议价能力。在这种条件下，国内运动的重心就转向了土地改革，转向了对生产关系的调整。此时领导运动的是卡布拉尔的同父异母兄弟——路易斯·卡布拉尔，而土地改革使得解放运动的政治生命得以延续。几内亚比绍随之启动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推行农业集体化，财政拨款建立国资农场与合作社，并配套设立学校与卫生站。

由于几内亚比绍暂时搁置了对产业结构的总体调整，腰果产业在经济中的统治地位也就继续得到保留。毕竟，在不具有其他替代性出口换汇手段的情况下，全面淘汰腰果产业将直接引发经济灾难。保留腰果经济或许是情有可原的，而在生产关系的调整中，人们或许对合作社这一形式寄予了各种宏大的前景，但在合作社内部，本应打破的传统性别分工往往继续得到保留。妇女依然承担着繁重的田间劳作，而男性则占据着加工产业中的职位，享受更高的薪酬待遇。

也就是说，独立后的几内亚比绍不仅继承了腰果经济，也继承了围绕腰果经济所形成的性别分工体系。独立党对妇女解放的承诺固然是真诚的，也比当时大多数独立运动都更真切。但是殖民农业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将一套经济结构深植于农村的社会生活之中，这套结构阻碍了承诺的落实，使它最终搁浅。

阻碍解放的结构性限制在许多领域都顽固地存在着。该国的受教育人口不足，导致工业化难以推进。苏联与古巴都曾为几内亚比绍提供过资本，但独立党未能就出口加工腰果达成贸易协议。倘若出口协议能够达成，该国就能够从主导作物中获取更多的附加值，由此就有能力摆脱对初级商品的依赖，而这恰恰是卡布拉尔所追求的。但是，几内亚比绍短短数年的进步治理并不足以根本扭转该国在数百年来形成的欠发达状况。农民谋求经济作物变现，腰果依然是他们的首选，但这会阻碍独立党追求的多元化经营战略。

1980年，几内亚比绍发生军事政变，若昂·贝尔纳多·“尼诺”·维埃拉（João Bernardo ‘Nino’ Vieira）上台。政变后的新政权加速了原有的社会裂痕，城乡对立加深，族群隔阂加剧，沿海与内陆矛盾加重。卡布拉尔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弥合上述矛盾，而政变后的事态却戏剧性地走向了反面。新政府的经济政策开始向沿海倾斜，加工设施都集中在这些地区；而作为游击队骨干的农村生产者，则被推向社会经济的边缘。沿海精英掌控了国家腰果公司，一套族群与经济地位挂钩的等级体系由此得到巩固，而这套体系在本质上，就是它所要取代的殖民等级体系的翻版。

1974年独立后，几内亚比绍获得了政治主权，却未能获得经济自主。新国家继承了殖民时期留下的基础设施，而这套设施的设计目的就是掠夺资源，而非发展经济。政府试图建立福利体系，却只能从零开始，并在一个服务于国际利益而非本国繁荣的经济体制中不断累积债务。几内亚比绍的财政危机日益加深，政府别无选择，只得转向国际金融机构求助。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世纪80年代带着“结构调整”方案来到这个国家。他们为援助方案设立的前提是，放开市场、引入竞争，让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分配，国民经济也能随之得到增长。但结构调整带来的实际后果却是对几内亚比绍的二次剥夺。这次剥夺在形式上虽不及殖民时代那般血腥动荡，但对几内亚比绍造成的实质伤害却同样深远。

紧缩政策耗尽了国家财力，民生资源的投入由此遭遇了历史性的削减，降至独立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国际金融机构的强硬要求下，国家只得逐步拆除由独立党苦心建立的公共服务体系，而这些债权人并不关心这些体系的存亡。政府还取消了价格保护机制，几内亚比绍的腰果产业随之落入国际资本的掌控之中。从此，本地农民只能被动接受买方开出的价格，而背靠国际资本的中间商攫取了大部分差价。此外，国家逐步出售国有资产，以缓解短期偿债压力。学校关闭，诊所消失。

在结构调整的新旗号下，旧的殖民主义经济架构依然延续着。不仅如此，结构调整还在殖民主义的旧基础上为几内亚比绍撕开新的伤口，那些在国家独立后苦心建立起的社会缓冲机制，遭到了彻底的摧毁。殖民体制让小农依附于世界腰果市场，而结构调整所做的则是，消灭这个国家的调节机制，以确保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机构能够调整这种依附。

结构调整的后果直接而迅猛地作用在妇女身上。国家职能收缩，非正规部门随之扩张，小规模腰果买卖由此成为许多家庭维持生计的生存策略，这是正规经济结构退场后的临时应对。在经济变化的动荡中，妇女直接承受着冲击。然而，妇女的劳动属于非正规劳动，官方统计并不将其计入，在殖民时代，当局就有意抹除性别分工的不平等事实，这个行政旧例至今还在延续。

美国和欧盟推动的结构调整方案，只衡量正规市场的表现和正规就业的状况，而这两者都在萎缩。它们并不衡量非正规经济，可恰恰是后者吸收了结构调整带来的经济冲击，而经济负担绝大部分，一如既往地由妇女来承担。

在这里，几内亚比绍的经济对腰果产业构成了一种确凿无疑的永久依赖。回顾几内亚比绍的经济史，无论是殖民时期的掠夺、独立后的改革，还是后来的结构调整，在变化的时代下始终未变的是，妇女在腰果种植和加工中劳作而从未得到社会的承认，而这种劳动始终是支撑家庭、维持整个系统运转的基础。正规经济收缩时，这个基础存在着；国家退出时，这个基础依然存在着。几内亚比绍的经济系统之所以能够在其他所有领域中一再失败而不至于崩溃，是因为系统不必为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承担后果，而提供这份保障的，始终是妇女默默而无偿的劳动。

几内亚比绍具有独特的地理条件，尤其是该国的比雅戈斯群岛，拥有八十多个岛屿，沿海水道纵横交错，天然便利于走私活动。20世纪80年代全球可卡因贸易走向繁荣，这个国家也随之成为南美毒枭向欧洲供货的绝佳中转站。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改革以失败告终，留下的是支离破碎的国家机构，国家濒临崩溃，犯罪势力便借机崛起，占据了几内亚比绍。

政界领袖、军方要员和经济界人士，接连卷入利润丰厚的毒品贸易。一些有据可查的毒贩甚至在国有企业担任高管，几比国营石油公司（PetroGuin）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国家机器的运转与贩毒集团的运作由此交织在一起，后世的分析人士据此认为，几内亚比绍是非洲首个“毒品国家”。政变与未遂政变接连不断，政府长期不稳。因此，人们也将几内亚比绍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历史称为“失去的二十年”。

腰果经济在结构上促成了国家机器与贩毒集团交织的局面。国库没有其余收入进账，存量见底，贩毒集团便趁机介入。公务员薪水微薄，政界和军队中的头面人物只要愿意配合提供情报、帮忙办事，甚至直接涉足走私网络，就能获得大笔好处。于是，政治博弈不仅仅关乎国家治理，还关乎贩毒集团运作。一边是治理失灵的国家，一边是犯罪集团，两者在危险的边缘相互试探，彼此利用，这种博弈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数十年来的殖民掠夺、结构调整以及政局动荡已经系统性地压缩了发展合法经济的选择，导致这个国家走到今天这般局面。

“毒品国家”的局面已经形成了，但腰果经济底层的性别结构照旧。国家很早以前就中止了对许多家庭的公共服务，而女性依然种腰果、加工腰果和卖腰果，腰果种植的体量虽然不大，却继续维持着这些家庭的基本生计。毒品经济在上层兴风作浪，女性在底层为求生存而劳作，在没有其他替代性选择的情况下，底层劳作稳住了基本的社会生存，使得上层毒品经济能够在这个基础上继续肆意运转。卡布拉尔曾说过，“单一作物经济（腰果经济）会造成永久的依附”，这条真理，从田间地头的农民到总统府中的当权者，都无一例外地得到了应验。

殖民主义的腰果经济开启了这个国家的依附性进程，而推行多年的结构调整方案，非但没有扭转这一进程，反而使其进一步加速。不管是经济自主、粮食安全还是政治稳定等问题上，国家的自主决策能力都遭受了系统性的削弱。

2025年11月底，这个拥有漫长军事政变历史的国家再次爆发了一场政变，关于如何定性这场政变，至今还有争议。有人认为，这场政变旨在推翻一个争议缠身而日趋专制的总统（马罗·西索科·恩巴洛），也有人认为，这只不过是同一批精英内部精心编排的权力交接表演。但有一点确凿无疑，这场政变恰好发生在几内亚比绍再次陷入国际贷款机构债务循环的时刻。

2024年IMF出台了最新一轮的贷款方案，同时发布了一系列经济预测。预测认为，如果国际市场腰果价格在未来持续向好，该国就能实现5%以上的经济增长，贫困率也会下降。但是，这些预测的依据并不靠谱，与数十年前的“发展乐观主义”如出一辙。这些预测建立在一连串假设之上：大宗商品价格能够保持稳定，政治局势持续平稳，国家能够将出口收入转化为广泛的福利。但历史记录表明，这些假设没有一条经得起现实检验。换言之，IMF想象中的几内亚比绍，从来就不曾存在过。

新成立的军政府迅速逮捕了独立党的领导层，成立军方主导的新政府，其成员多是被推翻总统的亲信。这一切都表明，几内亚比绍可能不再只是一个“治理失灵的国家”，而是沦为系统性的“毒品国家”。如今的国家机器几乎名存实亡，其核心功能就是让精英阶层依靠犯罪和掠夺性经营来完成财富积累，同时把广大民众排斥在政治参与和经济利益之外。

法国对这场政变的反应颇为克制[2]，这个现象十分耐人寻味，它反映出这个前殖民宗主国在西非的影响力已经衰落了。但道达尔能源公司[3]，近来却有些新的举动，它依然对几内亚湾潜在的深海油田抱有扩张的兴趣。这种商业追求说明，法国在昔日殖民版图中建立起的影响力正在减退，其政治与军事力量也在收缩，而能源扩张是法国维系其残存影响力的替代方式。

欧洲国家支持的石油勘探与南美贩毒集团控制的贩运网络彼此重叠，这说明合法开采与非法掠夺已经合流，形成了一套相互强化的体系。几内亚比绍的领土，同时承载着投机性的能源资本扩张与跨国犯罪。这两种“剥夺性积累”的方式相互交织，使得国家资源不断外流，而民众贫困依旧。

阿米尔卡·卡布拉尔很早就认识到：殖民式的欠发达是一套结构性的系统，而非一种状态，只在保全结构的前提下替换具体的掌权者并不足以瓦解殖民系统本身。五十年的独立历程已印证了卡布拉尔的判断。葡萄牙人在19世纪40年代为巩固殖民控制而引入了腰果单一种植模式，此后这个国家历经葡萄牙帝国统治、解放斗争、社会主义改革、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以及毒品国家，时代消亡更替，但这一农业模式却始终顽固存在。它比一切事物都更长久，却唯独不能终结它自身注定要制造的那种剥夺。

这种剥夺始终带有性别的维度。无论是在殖民时代的种植园，还是在独立后的合作社，抑或是结构调整下的非正规经济部门与毒品经济的底层，在历史的每一个阶段，妇女都在腰果的种植和加工行业中付出隐形的劳动，奠定了一切得以运转的基础。每一届政府和每一家贷款机构都对这种劳动视而不见。这种无视并非疏忽，而是整套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就像腰果资本主义离不开腰果，经济系统也离不开这种“不可见”的劳动。

卡布拉尔和独立党（PAIGC）将几内亚比绍从葡萄牙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他们希望将这片土地改造为非洲社会主义的试验田。但着眼当下，几内亚比绍高度依赖单一资源的开发，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让国家治理失能，同时还迎合欧洲休闲毒品的消费需求，这个国家已经成为一个多种合力造就社会欠发达的反面典型。如今的几内亚比绍受制于犯罪网络的控制，依靠毒品贩运和廉价原料出口维生，它还能否重新以民众福祉为政治优先，能否重新回到真正的福利事业上去？这至今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而历史的走向，并不乐观。

腰果树犹在，一切仍以它为中心。它历经了殖民主义的瓦解、革命时期的改革，以及结构调整带来的紧缩。腰果树象征着过去充斥着暴力和经济隔离的殖民主义，也集中代表着足以塑造当下社会格局的殖民遗产。它就像一把尺子，足以丈量社会的进步，而在这把标尺之下，几内亚比绍的实质性进步可以说微乎其微。

从几内亚比绍的历史境遇中，我们应该回想起卡布拉尔所说的“永久性殖民束缚”，即依附性并不需要一条外部的锁链来维持其运转，单一的作物种植、资本把持的市场，以及默默支撑经济体系运转却从未得到社会承认的妇女的劳动，就能够让这种依附性长期存续。腰果以及与之相伴的政治动荡，最能体现几内亚比绍历史的连续性。借用几内亚比绍诗人吉塞拉·卡西米罗的诗句：“你深深地扎根，死死地定住大地的轴心”。

注释：

[1]腰果，几内亚比绍的经济支柱 https://www.forumchinaplp.org.mo/zh-hans/economic_trade/view/96

[2]法国虽不是几内亚比绍的殖民宗主国，但法国在西非（尤其是前法属殖民地）长期拥有巨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影响力，维系其影响力的手段包括军事基地、防务协定、法郎区等。自2020年以来，法国在西非的影响力显著衰落，多国要求法军撤离。

[3]道达尔能源（TotalEnergies）是法国最大的跨国能源公司，也是全球第四大石油与天然气综合企业，业务覆盖从勘探生产到炼油、贸易和可再生能源的全产业链，在非洲尤其深厚，是非洲第一大石油产品生产商。

文章来源：《非洲政治经济评论》官网（roape.net），翻译时有删减。

原文链接：https://roape.net/2026/07/06/cashew-capitalism-part-one；https://roape.net/2026/07/13/cashew-capitalism-part-two/

原标题：Cashew capitalism – part one；Cashew capitalism – part tw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