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22年的诚食讲座《“田忌赛马”——全球谷物生产与中国粮食安全的策略选择》，华南师范大学的胡靖教授就敲过警钟。当时俄乌冲突刚刚爆发，他在讲座里提出一个核心判断：粮食安全要靠自己，不能迷信全球化。他还区分了一个至今仍被忽视的概念——营养性消费与奢侈性消费。一个人一年吃掉400公斤粮食，营养就够了，但2025年，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508.9公斤；超过的部分，是白酒、是肉蛋奶超标、是浪费，更是对土地和水源的透支。

四年过去了，胡靖老师的判断被现实一一印证。

如今美以伊战争引爆中东，全球能源市场震荡，粮食贸易这条“外循环”比任何时候都脆弱。而国内呢？在这篇最新文章中，他直击我国粮食主产区透支、主销区“躺平”、奢侈性消费三大隐患，提出“平衡生产、控制总产、多元合作”的应对之策。在动荡时代，如何端稳中国人的饭碗？必须如履薄冰、居安思危。

作者 | 胡靖：华南师范大学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农地制度、集体经济、合作社、粮食安全问题

责编 | 卓嘎

排版 | 净怡

2月28日，美国以色列悍然发动战争，轰炸伊朗，直接炸死伊朗最高领袖。随后，世界最重要的石油通道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封锁，仅有中国等极少数国家的油轮可以通过。世界石油、天然气的价格随之上涨。

这次战争，并不奇怪，也并不突然。美国从2025年1月特朗普(Donald Trump)再次当选总统以后，唯我独尊、磨刀霍霍，公然掀翻二战以来世界正常的政治秩序、贸易秩序、金融秩序，毫不掩饰地将中国、俄罗斯、伊朗列为敌对国，意图延续其世界霸权。其背景是美国自身已深陷严重的财政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但是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没有能力解决美国的内政问题，更不可能进行根本性的制度革命，就只能依靠帝国主义传统的套路，直接剪全世界的“羊毛”，抢劫全世界，甚至连欧盟、日本、韩国这些盟国都不放过。这再次印证了列宁100年前在《帝国主义论》中的判断——“帝国主义是一切战争的策源地”。

所以，从长远看，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都不可能改变其敌视中国、颠覆中国的战略。由此，粮食安全作为我国最重要的基石，事关14亿人最基本的生计，重要性更加凸显。

我国在2001年成功加入WTO以后，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在一个国家，粮食与其他商品(goods)不同，有其特别的重要性，需要从田间地头到餐桌的整个供应链必须十分稳定可靠。否则，供应链节点上的任何断裂、阻塞都可能导致粮食危机，危及甚至摧毁整个国家、整个区域的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因此，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多数国家会冷静地选择“自给+贸易”的双重保障方式，不惜以高补贴支持本国的自给性生产。这也是多哈回合(Doha Round)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

自给，就是努力以国内生产保障安全性粮食的供给，这是较之国际贸易更为特别、也更为可靠的粮食安全的保障方式，可以获得优先供给的权利，同时避免在供应链上被“掐脖子”。从2001年至今，除了个别年份(2008年)，全球粮食贸易秩序基本稳定，大多数国家的粮食安全没有出现明显问题。但是，随着美国金融危机、财政危机、经济危机和全球地缘政治的恶化，粮食贸易正常的国际环境已经被破坏，“粮食禁运”成为杯弓蛇影。

我国在经历了1999~2004粮食生产的震荡性下滑以后，国家基本确定了“确保口粮安全、谷物基本自给”的粮食安全战略。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中国人的饭碗要紧紧抓在自己手里”。全国的粮食产量相继攀上5亿吨(2007年)、6亿吨(2013年)、7亿吨(2024年)的新台阶。2023年，我国人均粮食产量达到493公斤，远远超过400公斤的安全线。所以，中国的粮食供给总体相当稳定，也相当有保障，完全不惧国际粮食市场的狂风巨浪。

在此基础上，国家实施了有区别的粮食进口策略，即根据国际粮食市场的变动，灵活调整进口策略，提高全国人民的粮食消费水平。近五年每年玉米、大米、麦粉、大豆、肉类、鱼类、奶粉等的综合进口实际上已经超过1.5亿吨。所以中国目前的粮食综合消费水平是在8.5亿吨左右，而不是7亿吨。以14.1亿人计算，人均消费水平达到607公斤/人，接近甚至超过部分欧盟发达国家的水平。大多数中国人基本实现了酒类自由、肉蛋奶自由。

从表面看，由于进口量巨大，中国的粮食自给率已经跌破85%，但这不影响粮食安全的稳固。中国的粮食安全系数，在2006年以后，长期保持在100%以上。

中国粮食安全战略的巨大成功，成为全球粮食贸易的压舱石。美国控制的国际粮食巨头无法要挟中国、控制中国，更不可能“禁运”，就只好继续压低大豆、玉米价格，并要求中国大量进口。这种状态并不意味着全球粮食贸易的环境正在改善。一旦中国国内粮食生产出现危机，粮食安全存在明显缺口，美国随时可能把粮食贸易作为“武器”，坐地起价，甚至采取“粮食禁运”的方式压垮中国的粮食安全。

所以，面对俄乌克战争、美以伊战争（统称波斯湾战争），以及可能爆发的其他战争，中国成功的粮食安全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定心丸”，成为国家现代化最重要的基石。但同时也要看到，无论是国内生产，还是国际贸易，仍然存在不可忽略的萧墙之患。对此，必须如履薄冰、居安思危。

我国自从2006年以后，耕地保护政策、粮食补贴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粮食产量稳步增长。但诸多制度、政策问题仍然在日积月累。

首先，“主产区”已经疲惫不堪。

中国粮食生产主要是依靠13个主产区。其中，黑龙江、吉林、内蒙古、辽宁、河南、山东、安徽、河北，这八个省2023年粮食产量合计为38736.13万吨，超过了全国总产量的一半以上。但是，这些北方地区由于在历史上长期承担粮食生产的任务，几乎没有休耕，正在面临土壤退化、沙化、地下水枯竭等严重问题。如果政府继续采取鞭打快牛的“主产区”政策，不重视农业生态的修复与保护，主产区中的一些地区就可能率先面临农业生态崩溃的危险。

湖南、湖北、江西三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省份，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但面临耕地保护、粮食生产与工业化、城镇化的冲突。2023年湖南、湖北、江西这三个“主产区”人均粮食产量分别为471.11公斤/人、469.19公斤/人、486.89公斤/人，这三个省，其实已经成为粮食消费的净赤字地区（低于全国平均人均产量），自给率只有80%左右，基本失去“主产区”意义。如果不能切实贯彻中央的粮食安全政策，不断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这三个重要的粮食产区完全可能步四川后尘，逐渐成为新的“主销区”。

四川、重庆，历史上一直是中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和“大后方”。但是2023年，这两个地区人均粮食产量分别只有397.2公斤/人、343.3公斤/人，已经成为粮食安全赤字地区和粮食净输入地区。以人均500公斤的消费标准计算，缺口总量已经超过1100万吨。

江苏，与广东同为经济发达的大省，但粮食产量在2004年以后稳步增长，2023年，江苏粮食产量达到了3810万吨，几乎是广东的3倍，浙江的6倍。人均产量445.43公斤/人，超过了粮食安全线。江苏、山东(人均产量557.3公斤/人)已经成为兼顾粮食安全与工业化、现代化的典范省。

其次，主销区、平衡区的“躺平”不可取。

主销区包括北京、上海、天津、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主销区承担了国家经济发展、改革开放、技术创新的排头兵责任。但这一责任与粮食生产安全并不一定冲突，更不能成为在粮食安全上“搭便车”的理由。尤其是广东、浙江、福建三个发达省份，有悠久的粮食生产历史，也曾经是著名的“鱼米之乡”。但是在被划定为“主销区”以后，这三个省的各级政府基本放弃了对粮食生产的积极支持，视“种粮食”为经济发展的包袱，不如“种房子”，放任粮食产量一直在低水平徘徊。目前这三个省份的自给率只有20%左右，粮食安全严重依赖主产区和进口。以500公斤/人的标准计算，自给性缺口分别达到5067.82万吨、2674.71万吨、1580.54万吨。一旦发生严重的粮食危机，这三个经济发达的前沿省份，制造业、服务业就会摇摇晃晃，甚至瞬间坍塌。

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常住人口总量6037万人，接近浙江省（6627万人）、超过福建省（4183万人），粮食安全需求超过2400万吨，消费需求超过3000万吨。但这三个直辖市，仍然保有一定的耕地资源（942万亩），应该建设好区域内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努力提高粮食单产，为国家粮食安全也尽绵薄之力。“直辖市”应该是全国粮食安全的示范，而不是在粮食安全上“躺平”的理由。

海南，是主销区中唯一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同样有丰富的土地资源（742万亩）、农业资源，但为了增加农业收入，生产结构长期向水果、蔬菜等经济作物倾斜，2023年粮食播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比重只有36.7%，直接导致粮食自给率不到30%。

总体看，7个主销区常住人口30506万人，粮食安全需求超过1.2亿吨，消费需求超过1.5亿吨，粮食安全基本上是中央政府在兜底，是目前我国粮食安全最为脆弱、也最为危险的地区。

平衡区，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等11个地区。2023年，新疆、宁夏、甘肃、山西、云南人均粮食生产达到815.2公斤/人、519.6公斤/人、516.29 公斤/人、426.46公斤/人、422.43公斤/人，粮食产量分别达到2119.2万吨、378.8万吨、1272.9万吨、1478.1万吨、1974万吨。这五个平衡区粮食安全基本“上岸”，尤其是新疆、宁夏、甘肃，正在弥补、替代湖南、湖北、江西、四川，成为国家新的“主产区”。

平衡区中的广西（-1128.14万吨）、贵州（-812.8万吨）、重庆（-499.82万吨）、陕西（-652.34万吨）、青海（-180.77万吨）、西藏（-73.63万吨）都是粮食安全和粮食消费的赤字地区，人均粮食产量分别只有242.74公斤/人、240.98公斤/人、321.44公斤/人、323.02公斤/人、193.82公斤/人、298.16公斤/人。如果不能调整粮食生产政策，严格“省长负责制”、“市长负责制”，这六个地区的粮食缺口可能会继续扩大，步“主销区”后尘。青海、西藏2023年常住人口分别只有594万人、365万人，人口稀少，作为传统且稳定的游牧牧区，粮食安全有其特别的稳定性。

第三，无节制的奢侈性“消费”，透支粮食生产资源。

目前，我国的粮食安全总体稳固，粮食市场的压力主要来自奢侈性粮食消费。根据胡靖教授在1999年《入世与中国渐进式粮食安全》一书中的研究，粮食分为营养性粮食和奢侈性粮食。粮食安全主要是指营养性粮食的安全，人均占有量在360~400公斤之间。奢侈性粮食具有较大的消费弹性，是指超过400公斤以上的食品消费。但是目前国家的粮食政策，并未区分两种粮食的性质，导致粮食安全政策的紊乱和财政的浪费。肉蛋奶消费，在超过营养性标准以后，就会成为奢侈性消费。白酒、啤酒本身就是奢侈性消费。奢侈性消费不仅与粮食安全无关，反而会导致消化道疾病、心血管疾病的蔓延，和各地医疗资源的不堪重负。同时还会在生产端，导致国家有限的土地、水源、资金、财政的大量耗费，甚至引发环境危机。

所以，长远看，国家正确的粮食安全政策应该适度控制粮食产量。而不是一味地刺激增产，并依靠奢侈性的粮食消费来刺激经济增长。并且，粮食安全政策还应该包括健康的粮食消费政策。对于营养性粮食，国家应该予以足够的财政支持，确保100%的供应链安全。但对于奢侈性粮食，国家应该取消财政支持，主要由市场调节。尤其是对白酒、啤酒的生产，应该利用税收、价格等杠杆予以合理的限制。

第四，国际环境的恶化与有限性。

随着美国财政危机、金融危机的加重，在我国的“十五五”期间，国际地缘政治会继续恶化，国际粮食贸易会更加不确定，矛盾、斗争会更加激烈。波斯湾战争以后，美国甚至有可能在南海、东海挑起新的战争，对中国的海上航道构成威胁。所以对大豆、钾肥等的国际贸易，应该特别重视。

我国的大豆需求，仍然严重依赖国际贸易。大豆是食用油和饲料的主要的原材料，但目前自给率不到20%。2024年，我国从美国、巴西、阿根廷进口转基因大豆10500万吨，是世界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国内大豆虽然是非转基因，但由于品种、价格等原因，产量一直徘徊在2000万吨左右。大豆，是我国粮食安全系统中的硬伤。一旦贸易渠道被切断，会对食用油和饲料产业形成冲击，延申冲击畜牧业、养殖业。

我国钾肥的需求，同样严重依赖国际贸易。钾肥是粮食生产不可或缺的肥料，如果钾肥短缺，肯定会影响到粮食产量。2025年我国钾肥进口1251万吨，占国内钾肥需求总量67%，占世界钾肥产量20%。我国钾肥进口国主要是加拿大（42%）、俄罗斯（28%）、白俄罗斯（15%）。国际贸易环境的恶化，有可能导致国际钾肥市场混乱，进口受阻，进而影响到国内谷物的生产。

另外，我国长期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2023年，印度人口总量超过中国），粮食或食品进口，也需要考虑到对他国的“外部性”影响。现代农业的背景都是有限矿产资源的消耗，过多的进口，难免会引发他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同时世界粮食出口总量也是有限的“蛋糕”，大约是在2.5亿吨左右。中国进口过多，则他国进口必然较少，尤其是一些经济落后国家。所以，粮食国际贸易的意义已经超越“贸易”的边界。我国不可能回到闭关锁国的极端状态，但也需要控制住粮食进口的总量、种类。

面对越来越复杂混乱的国际局势，我国应坚持2006年以来经过实践检验的粮食安全战略，“保持定力”。但在一些具体的政策上，需要做出调整。

1、以“平衡生产”政策，替代过去的“主产区”政策。

相对于庞大的人口总量，我国的农业资源非常有限，而且分布不均衡，因此不能把国家粮食安全的生产责任完全压在少数主产区身上。主销区、平衡区，无论是基于自身粮食安全还是国家粮食安全，都必须承担起粮食生产的责任，要对可能爆发的粮食危机准备预案。未来中国的粮食生产格局，应该是13个主产区为主，7个主销区、11个平衡区为辅的区域平衡生产格局。“资源禀赋”、“比较优势”都不能成为放弃“储粮于地”、放弃粮食生产、“搭便车”的理由。同时各个地级市内部也应该强化“市长负责制”、“县长负责制”，将“储粮于地”政策，贯彻到各个县、各个乡镇、各个行政村。否则，“储粮于地”就是一句空话。

黑龙江、吉林、河南、山东、河北、安徽、内蒙古、辽宁长期作为重要的主产区，粮食总产量超过全国的54%，应该调低产量，为土地生态的全面修复、恢复、休耕预留空间。

湖北、湖南、江西，虽然粮食人均产量都超过了400公斤的安全线，但仍然低于493公斤的全国平均线，正在成为事实上的粮食赤字地区，其“主产区”意义正在消失。四川，人均产量已经跌破400公斤/人，“主产区”意义已经消失。这四个传统的“主产区”已经名不副实，每年缺口总量超过2200万吨。在经济的快速增长过程中，应保护好珍贵的耕地资源，遏制住粮食生产的下滑趋势，避免成为新的“主销区”。

广东等6个经济发达的主销区，应居安思危，扩大高标准农田建设规模，并重新制定粮食增产计划，摆脱粮食生产的低迷状态。广东（2872万亩）、浙江（1981万亩）、福建（1389万亩）都有一定的耕地资源优势（共6242.58万亩），耕地总量相当于一个主产区省份的耕地资源。应调整生产结构，将粮食总产量分别提高到1800万吨，800万吨、700万吨以上。首先确保“口粮安全”，不能总是报侥幸心理。

11个平衡区中，新疆、宁夏、甘肃、山西、云南，粮食生产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尤其是新疆、宁夏、甘肃，已经成为国家新的“主产区”，国家应予以褒奖。广西、贵州、重庆、陕西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应立足资源禀赋，重视高标准农田建设，调整生产结构，消除掉自身粮食安全的隐患。

2、控制粮食总产量。

粮食产量是粮食安全的基础。但是，粮食产量并非越高越好。过高的粮食产量就是在支持奢侈性消费，不仅于国家粮食安全无益，反而会形成反噬，浪费大量的土地、水源、财政资源，破坏“储粮于地”的粮食安全政策。2024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超过7亿吨，进口1.5亿吨粮食，总消费在8.5亿吨左右。而实际的粮食安全性需求是6.4亿吨。超出的2.1亿吨粮食，全部是满足“口福”的奢侈性消费。而且在这2.1亿吨中，有7千万吨粮食，是耗费国内宝贵的农业资源生产出来的。

所以，国家粮食安全正确的生产政策应该是支持6.4亿吨产量和7亿吨以上的“储粮于地”的生产潜力。“储粮于地”的生产潜力应该保持在7亿吨左右，贵在巩固和质量。过高的“储粮于地”，反而会对撞各地的工业化、城镇化。亦即每年正常的粮食产量保持在6.4亿吨左右即可，这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基本盘。奢侈性消费部分则可以依靠进口，保持在1.5亿吨~2亿吨。

3、合理利用国际农业资源，增加粮食供给渠道。

面对复杂混乱的国际粮食市场，国家可以以静制动，采取灵活多样的贸易手段，不断巩固国家粮食安全，丰富人民生活。

美国是世界最主要的粮食出口国，也是常常以粮食为“武器”，要挟讹诈他国的国家。所以，美国不可能成为我国粮食安全稳定可靠的合作伙伴。但也不排除我国可以“将计就计”，利用国际粮食贸易的潮汐，适当进口美国大豆、玉米、牛肉等，获取贸易利益。

俄罗斯有极为丰富的土地资源、农业资源，而且毗邻我国。国家可以通过与俄罗斯稳定的农业战略合作，增加大豆、小麦、大麦、猪肉、大豆油、鱼类进口，并将每年小麦、大豆等谷物进口的总量逐渐提高到2000万吨以上，以此减轻我国“主产区”的生产压力。

“一代一路”国家同样有非常丰富的土地资源、农业资源。为此，可以不断加强与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毗邻近邻国家在谷物、蔬果领域的战略合作。可以采取资金、技术的输出方式，推动这些国家农业进步，为我国水稻、小麦等进口培植新的货源基地。

南美洲、非洲距离遥远，但这些地区农业资源同样非常丰富。也可以采取技术、资金的输出方式，加强与南美洲、非洲国家的合作。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为我国的大豆、玉米、牛肉、牛奶、可可的进口开辟新的来源。

总体看，中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经济大国、科技大国，推动全球粮食生产的进步，就是在推动中国粮食安全的进步。而世界粮食生产的进步，出口总量的增加，将使得“粮食禁运”越来越不可能。

（2026年3月27日，佛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