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2025年，我们走进田间地头，看见小农在资本夹缝中的挣扎，也看见土地延包背后隐藏的村庄账本与不均；我们眼见那些从灶台走向棉田茶山的妇女身影，追问劳动是否真正带来解放；我们叹息流水线上的工人用身体记录下加班、工伤与赶不上的饭点；我们目睹一座水库在成立仅六天的企业手中易主，公共资源在交易声中悄然褪色；我们也在底层文学中忧思劳动人民的挣扎与渴望。

现实难掩灰暗，但实践中仍蕴藏着希望。浪浪山的小妖，在无人看见的角落，踉跄着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取经路；年轻的环保人在反思中寻找系统的出口；嘎措的牧民以集体之力守护草木生灵；公益人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危机和挑战的时代重新破题，将推动集体经济发展作为“最大的乡村公益”，并由此指认一束可照亮实践的光；回首那个火红年代，在妇女解放的历史实践中，爱情也不是浪漫承诺中对个体价值的确认，而是一种共同建设新社会的期望。

实践之路虽道阻且长，但远方的历史与理论仍然在为我们校准航向。在左翼政治中，我们重访“台独”的历史根源，寻求将“台独”问题连根拔起的方向；我们追问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何在帝国主义面前步步后退，审视欧洲社会主义如何从“龙种”沦为“跳蚤”，也重访万隆的团结理想；我们寻求政治现实主义的分析，寻求劳动群众转化为人民的路径，并呼吁打捞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建设的革命经验与方向。

我们整理这些文字，不是为了一声叹息，而是为了辨认方向：在资本席卷、土地流转、公共性消退的浪潮中，那些关于“公”的实践、关于集体生活的记忆、关于劳动尊严的坚持，依然在艰难而顽强地生长。前路漫漫，但每一步真实的记录与思考，都是对光亮的蓄力。食物主权谨以此盘点，献给所有在土地上、在流水线旁、在书桌边、在行动中，依然相信并追寻另一个可能世界的同行者。

责编｜侯解、忍冬、卓嘎、阿大、嘎嘎、云岫、钰轩、鹅童、净怡

后台排版｜净怡

一、现实与叩问

1、陈义媛 | 小农的未来：在资本化之外

2、土地二轮延包，“一延了之”恐伤农民利益

3、从留守妇女到农业雇工：多年棉里淘金，她们获得了什么？

4、读者来稿 | 进厂打工三年，谈谈工伤、加班和赶不上的饭点

5、公共资源交易引质疑：成立6天企业拍得水库20年经营权，1500万如何撬动2.6亿？

6、成谨济 | 底层文学：劳动人民在正统现实主义下的另类艺术

二、实践与希望

1、一没背景二没关系，浪浪山小妖怪配取经吗？

2、读者来稿 | 我想超越自我感动：一名00后“老”环保人的反思

3、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走进雪域高原上的生态社会主义实践

4、杨团 | 推动集体经济发展就是最大的乡村公益

5、妇女节 | 回到新中国，社会主义的爱情让你我共同进步

三、追问与求索

1、吕新雨｜回溯“台独”根源，揭开台湾左翼的沉默伤痕

2、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帝国主义：来自西方的深度反思

3、许准 | 从“龙种”到“跳蚤”：社会主义理想如何在欧洲变质？

4、重返万隆：全球南方团结能被重新激活吗？

5、群众路线与人民史观：“打捞”劳动阶级的政治公共性

我国农业在经历了四十多年的商品化后，小农经营看似还广泛存在，但并不能靠韧性抵抗资本化和商品化，也不仅仅是经历“半无产化”，更没有形成稳定的中农群体。本文作者基于多年的调研指出小农户实际上处于内外交困的处境。外部由大资本推动的正规土地流转市场挤压了小农户的生存空间，也进一步分化了“新中农”群体；内部是社会化服务和商业资本分割了农业产销过程中那些有利可图的环节，把风险留给小农，劳动力在生产中的地位不断边缘化。

当农业生产的大部分收益被资本分走，农民只能获得劳动力报酬而几乎没有剩余时，难道农民还没有“无产化”吗？面对这样血淋淋的事实，作者提出应当看到国营农场或集体经济组织的重要性，将小农重新组织起来不仅能够克服土地细碎化、单家独户经营的问题，也避免了小农被实质盘剥。

从1997年开始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原定30年承包期，到2027年即将到期。国家决定再延长30年，意味着至少到2057年，大多数农民手中的土地关系将保持稳定。到2026年1月，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整省试点已覆盖7个整省、221个整县、349个整乡镇，2500多万农户的承包地将总体顺延。

两份来自基层的实地观察报告，尖锐地揭示出政策落地过程中潜藏的现实难题。数十年乡村变迁浪潮下，农村耕地形态、土地承包关系与农业生产方式已发生深刻改变，一系列矛盾愈发凸显：土地确权证书登记的面积与边界，与实际耕种地块严重脱节；激光测量技术生成的“数字耕地”数据，与乡村实际可调剂的土地资源账不符；更关键的是，不少村集体因无机动地可分配，直接导致村庄内部土地承包不均。这些问题相互交织，呈现出与土地延包政策初衷相悖的现实矛盾。

2025年春天，一则关于采茶女工集体住宿的短视频，让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群体进入了公众视野。同年夏天，山西大同一辆被暴雨吞噬的大巴，无情地揭示了她们的身份——车上十几人，都是前往辣椒大棚摘辣椒的中年女工——一群常常被视为“留守妇女”的农村中年女性。她们在茶季、椒季、棉花季如候鸟般迁徙，构成了农业劳动力的隐秘核心。“她们最能吃苦”的背后，是整个社会对她们角色的默认与安排。“农村中年妇女是最合适的劳动力”，这究竟是一种赞誉，还是一种固化的宿命？当她们的劳动从无酬的家务转变为有酬的雇佣，是否就意味着解放与赋权？微薄的收入，能否撼动根深蒂固的家庭性别结构？

曾经，课本里“工人阶级是国家主人”的宏大概念令作者感到困惑；如今，这位进入工厂的第二代打工者，用三年亲历的切肤之痛，认清了书本与现实之间的鸿沟。  

百年前先辈们浴血争取来的八小时工作制，在现代化的流水线上竟成了奢望。在这里，严苛的晋升和绩效制度下，工人们往往选择默默忍受而非上报工伤；为了完成超额的工作，“义务加班”成了心照不宣的潜规则；甚至连吃饭也被秒表精确管控，工人们早吃几分甚至几秒钟就可能会面临通报惩处，却无人关心他们忙碌的时候能否吃上饭。文章冷静地拆解了这些被庞大生产数据掩盖的细节，也挖掘了工人劳动权益日益丧失的过程。当我们的科技应用持续升级、工业产值不断攀升，身处其中的劳动者，为何却连休息权都难以得到切实保障？

2025年4月30日，一家成立仅6天的公司拍下了江西省第三大水库——南城县洪门水库的20年承包经营权。这一事件引了公众大量的关注和担忧，这些担忧不只是因为此次交易的过程有可疑之处，更重要的是，它撕开了公共资源交易中“合法即合理”的遮羞布，触动了大家对公共资产变相私有化趋势的关注。

水库不是生意场，而是生命线，更是老一辈劳动者辛辛苦苦建设出来的集体资产，这样的集体资产的经营问题、处理问题、保护问题等，不是以私有产权关系为出发点的法律规定能回应的。

韩国首尔市立大学中文系教授成谨济于2019年写就的这篇文章既是对曹征路老师文学作品的梳理，也是对中国“工农兵文学”和“底层文学”脉络的凝望回顾。成谨济认为曹征路的作品更贴近韩国的“劳动文学”或“民众文学”，而非中国的“工农兵文学”。毕竟，“工农兵文学”中的主人公是像梁生宝、雷锋那样在社会主义中诞生的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主体；而从未经历过社会主义的韩国是无法产生社会主义“工农兵文学”的，却在劳动文学或民众文学中有着一批遭受剥削，奋力挣扎、反抗，在思想上渴望真理的主人公。成谨济认为，只有借由“底层”文学在中国诞生的脉络，才能摸索到当今中国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与其历史成因之间的关系。曹征路老师的作品是我们从“底层文学”入手理解底层并再次迈向“工农兵文学”的必由之路。

2025年暑期档爆火的这部影片用四只小妖讲述了一个全新的西游记故事，这次的主人公没有天赋神力和天宫人脉，甚至刚开始取经的目的也非常庸俗，但就是这样不起眼的小人物却也在惩奸除恶、斩妖除魔的道路上实现了转变。他们从自利到自我牺牲，从模仿大圣到成为英雄，从坚信体制到反抗体制，正是这种不屈服的精神和进步的可能性，在当下引起了普遍共鸣——普通劳动者也能够追求理想！

这是一封写给环保圈同仁及所有盼望社会变好之人的思想自白书。作为一名00后“老”环保人，作者从入圈之始便在思考可持续发展的路究竟该怎么走。回顾五年实践，她发出了最刺痛的灵魂拷问：当项目终止、光环散去，除了朋友圈里的感动，我们到底留下了什么？

看着庞大的系统依旧按既有模式加速运转，甚至披上绿色营销的温和外衣，作者没有止步于愤怒，而是选择从打游击式的末端修补中突围。借助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武器、中国革命的生动经验，与扎根乡土的切身体会，五年来，作者的方法论经历了从城市到农村、从个体到集体、从行动到结构再回归行动的三重转变。她意识到，若不以推动系统性变革为目标，各种行动只能如浪花般消散在汪洋大海中。理想社会不可能一蹴而就，这篇文章迫切地呼吁我们团结起来，打破理论与实践的区隔，让每一次努力都汇为一股合力，在斗争中建设，不断打开新的可能性。

从2018年7月初上嘎措，迄今我们已经跟踪调研嘎措牧业集体经济7年。在调研的过程中，我们也不断地受到嘎措群众实践的精神滋养。嘎措牧业集体之所以令人向往，是因为她包含了经济、生态、文化、社区团结等多重意义和多重价值。这样的集体，既让成员有踏实的安全感，也守护生态环境的安全。自80年代草场和牲畜承包到户至今，大部分牧区已深陷“草畜双包”的困境中，没有草畜双包的嘎措实践则持续展示其优越性，因而具有方向的、道路的启示意义。

在许多人将公益简单视为捐款或临时帮扶时，杨团老师指出：真正的公益，是构建可持续的公共资产体系、激活基层自主的公共服务能力。而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危机和挑战的时代，推动集体经济发展，正是“最大的乡村公益”。遗憾的是，这一关键理念仍未获得广泛认知。在这篇直面现实的访谈中，杨团老师不仅深入阐释了集体经济的时代意义，也直面知识界的思想偏差，并呼吁所有公益人看清方向：乡村振兴的根本，在于走向“公”而非“私”。

如果传统的亲密关系试图规训女性要温柔贤惠、百依百顺，那么当妇女走向觉醒和反抗，是否必然要求拒绝浪漫，排斥爱情？妇女的解放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新中国妇女的劳动与生活实践中，妇女的解放意味着妇女与社会的共同进步，也赋予了爱情新的意义。新中国的妇女们在社会化养育的支持下挣脱传统家庭的束缚、看到后代茁壮成长的希望，也走向各行各业，为建设国家做贡献。于是，社会主义对创造性劳动的追求得以逐步实现。在这样的历史经验中，爱情不再是浪漫承诺中对个体价值的确认，而是一种共同建设新社会的冀盼。

2025年秋天，电视剧《沉默的荣耀》掀起了一股重新理解台湾省的热潮。该剧讲述了20世纪50年代潜伏在台湾隐秘战线的共产党人和党外左翼英雄们为解放台湾而献出生命的英勇事迹。相比于那个年代的情况，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台湾的年轻一代对祖国母亲的认知较为淡漠，甚至有排斥的情绪？

吕新雨老师发表于2016年的文章在今天看来仍有助于我们理解“台独”的历史根源。“台独”在1895年《马关条约》后的日本殖民时代埋下祸根，后又在“冷战”、“内战”的“双战构造”中先被无耻地与日本帝国余孽合作的国民党为了“反共”而打造为“反中”，继而又被民进党在“反国民党”的同时继续将“反共”意识发展为“反中”。台湾“台独”意识形态源于国民党和民进党殊途同归的“合力”，更受冷战时局的影响——这对台湾左翼力量和民族血脉来说是几近窒息的扼杀。只有将“台独”问题连根拔起，我们才能在厚重的历史尘土中感受到台湾人民和祖国大陆人民之间一直连带在一起的血脉搏动。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但是一个背弃了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还能指导我们“改变世界”吗？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与加布里埃尔·罗克希尔的这篇对谈便揭露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简称“西马”）在阶级分析、帝国主义批判、唯物主义、理性四个维度的后退。他们回溯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内部的斗争与分裂，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描述了西马的诞生与传播过程，犀利地揭露了西马的本质——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

批判西马绝非为批判而批判，而是为了“在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基础上，重建并复兴一个强大的反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斗争阵线。”他们殷切希望，这些深刻的、不留情面的讨论能够暴露左翼思想内部的理论迷失，呼吁复兴辩证批判和历史唯物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种实践哲学，共同探索一条“通向全世界解放的道路”。

十九世纪的共产主义先锋队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为何最终支持了帝国主义战争并将反战反帝的派别排斥为异己？这篇文章透过罗莎·卢森堡与党内主流的激烈论战犀利地指出，十九世纪中后期以来的欧洲社会主义者们认为，社会主义必然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这种思想倾向使得包括德国社民党在内的欧洲社会主义政党被动地等待资本主义爆发危机，同时对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态度暧昧不清。然而，资本主义爆发危机，并不一定自发地带来社会主义，没有对危机如何产生、如何应对危机、如何动员群众、如何进行党内建设等的剖析，消极等待社会主义“降临”，只会让现实成为卢森堡所言：“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

这不是一篇关于“万隆会议”历史现场的回顾文章，而是一场去浪漫化的重访。文章通过跨学科和跨地域的对话形式，追溯了亚非主义在去殖民进程中的复杂面向：它既曾孕育跨国团结与左翼国际主义，也不断被国家权力、冷战结构和民族主义所塑造和重写。对谈者们关注左翼、妇女、工会与文化实践，在国家叙事中重新挖掘去殖民化的历史，连结“万隆时代”的理想和现实政治，寻找可能的实践方向。本文提醒我们：万隆精神并未过时，它仍可能在民间实践、历史重写与跨洋对话中被重新激活。

同样是看中国革命，有人歌颂少数英雄人物的光环，也有人叹服于觉悟并组织起来的劳动群众，二者背后事实上是一种世界观或者方法论的分歧，即是否能够“从劳动群众转化为政治主体人民的角度出发去看问题”。在这篇文章中，老田老师对比从革命时期到当下存在的各类教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示范，系统性地梳理了劳动群众转化为人民的路径、如何进行政治现实主义的分析，并呼吁打捞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建设的革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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