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色列与美国持续对伊朗施压、围绕核问题的谈判反复搁浅、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帝国主义制裁与“混合战争”不断加码，西方情报体系及其资助的外部势力亦频繁借“抗议”之名介入他国内政。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我们应如何理解一场发生在被围堵国家内部的劳工运动？当“反抗”既可能指向社会正义，也可能被挪用于政权颠覆时，工人阶级的行动究竟服务于谁，又应如何界定其政治意义？回到伊朗的具体历史与现实经验，或许能为这一问题提供更为明晰的答案。

西方舆论对伊朗的论述往往停留在“混乱”“抗议神权统治”“争取自由”等，鲜少从其自身历史条件与政治经济结构出发去分析。在长期制裁、混合战争与外部军事侵略威胁并存的背景下，伊朗内部的每一次社会动员，都不可避免处于阶级矛盾与主权斗争的交汇点。2025年12月，南帕尔斯炼油厂数千名合同工发起的大规模抗议，既是工人阶级对工资、福利与劳动条件等的强烈诉求，也是在帝国主义围堵之下，工人阶级自觉抵制帝国主义叙事的抗议。【编者注：为什么不论伊朗是立宪政府、还是革命政权，是改革派、还是强硬派，都难逃被妖魔化、被轰炸的命运？可参考推文《对伊朗的漫长战争：新事件与旧问题》】

不同于西方语境中常见的“国家—社会对立”叙事，这场由工人主导的动员昭示更为复杂的政治实践：在反对资本剥削、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一方面坚持集体行动与组织动员，另一方面又自觉规避被外部力量裹挟、导向暴力升级的路径。从工人与执法机构的互动到妇女儿童的参与，再到工会的制度性运作，呈现出一种以纪律、组织与政治自觉为内核的阶级意识。这种实践只能在一个由革命缔造并持续遭受帝国主义围堵的国家语境中被理解，用西方自由主义或非政府组织的话语框架来评判不仅是不充分的，在分析上也无法言之成理。

本文基于赫利耶·杜塔吉在伊朗的田野观察与长期研究，从工人、警察、家庭、妇女与工会五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出发，分析南帕尔斯劳工动员的具体实践，呈现一种在帝国主义压力之下形成的工人阶级主权形态。文章试图揭示：在全球南方国家，真正的劳工运动如何在反对剥削的同时，抵御外部干预、维护国家主权，并为更广泛的反帝国际主义提供现实基础。

作者｜赫利耶·杜塔吉（Helyeh Doutaghi）

翻译｜于同、psq、侯憨、鹅童

校对｜侯泠责编｜蓝走走、云岫

后台排版｜净怡

赫利耶·杜塔吉赫利耶·杜塔吉是国际法与政治经济学学者，德黑兰大学博士后研究员，研究重点为制裁对伊朗工人阶级的影响。她是一名拥有十余年组织经验的行动者，活跃于龟岛（北美）等各类社会运动中，长期参与学生、劳工、反战、反制裁及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她也是“人民学院”（People’s Academy）指导委员会成员。【译者注：龟岛/灵龟岛（英语：Turtle Island）是一个源自北美洲原住民的概念，一般用于指代北美洲（包括美国、加拿大等地），也可以指代整个地球。这个概念源于当地原住民创世神话中“世界由巨龟承载”的叙事结构，旨在强调这片土地本就有复杂的历史与宇宙观，而不是一个被殖民者“发现”的空白大陆。今天，“灵龟岛”这个名称主要由原住民权利支持者所使用。】

并非所有抗议都能等量齐观。伊朗常被描述为抗议的多发地，却很少在其自身语境下被理解。在分析集体行动时，如果不去追问其由谁发起、由谁领导及最终服务于谁的利益，那就等同于抛弃了唯物主义视角而滑向抽象的空谈。对伊朗而言，这种区分至关重要。

2025年12月9日（伊朗历9月18日），来自南帕尔斯炼油厂（伊朗最具战略意义的能源基地之一）的5000名合同工走上街头，成为伊朗革命后较大规模的劳工动员。这些工人代表约有1.5万名成员的工会，并首次在阿萨卢耶（Asaluyeh）省长办公室前抗议游行，该地区是伊朗最敏感、安全戒备最严密的省份之一。对参与者的采访及主要组织者的发言显示，南帕尔斯工人的行动可被理解为一种以“独立抗议”（independent protest）形式呈现的阶级主权实践：他们在一个结构上仍受帝国主义干预影响的革命国家内部伸张诉求。

这场动员发生在针对伊朗的长期“混合战争”（hybrid war）背景之下。四十多年来，伊朗一直面临全面制裁，这些制裁旨在削弱其经济、制造社会动荡、煽动人民与国家对立。伊朗也频繁遭受针对其基础设施的破坏、对科学家与官员的暗杀，及对关键系统的网络攻击。西方列强及其地区盟友资助并武装了分离主义运动和激进的反政府组织，企图从内部瓦解国家。更为阴险的是，正当的社会抗议往往被外国媒体和反对派网络（通常与情报机构有直接关联）系统性地利用和夸大，企图令内部矛盾暴力化以对抗这个革命国家。这种混合战争策略旨在挑拨人民与国家的关系，瓦解民族团结，并为政权更迭创造条件。要理解伊朗的劳工斗争，必须认清这一背景：在这里，每个内部矛盾都可能成为帝国主义干预的切入点。

不同于西方关于抗议与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的理论框架，或那些由外部制造、旨在瓦解国家主权与社会结构的行动，南帕尔斯的动员表明：在一个由人民革命锻造并致力于反帝的国家内部，抵抗行动需要一套有别于帝国主义核心区的原则与实践。在这里，成功的衡量标准、组织形式及行动策略，旨在维护国家主权、推动区域性反帝斗争，并回应本地社会经济矛盾。在伊朗，有阶级意识的劳工行动既是对国家独立的捍卫，也是集体政治斗争的场域，这既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对抗议的想象，也有别于外部操控的“政权颠覆”（regime change）行动。

在阿萨卢耶发生的不仅是一场罢工，更是工人阶级主权（working class sovereignty）的展现，在帝国主义围堵下反帝政治能动性的彰显；它以集体性的权利申张，拒绝屈从、失序，并有力驳斥了那些将主权污名为压迫、将抵抗扭曲为混乱的帝国主义叙事。

作为一名在“龟岛”（北美）有十余年组织经验的行动者，我为其他组织者，包括那些力求将国际团结根植于反帝与阶级意识实践的运动领袖、学生与学者撰写此文。本文基于我在伊朗的田野观察，记录了有组织的劳工行动与集体阶级斗争如何由其参与者与领导者发起、表达并维系。这从而揭示在帝国主义围困条件下开展工人行动所需的策略、纪律与原则，且避免复制或正当化帝国主义统治机制。对于身处帝国主义核心区的人们，我提供了一种反思自身位置、共谋关系与责任的视角，并探讨如何与全球南方的斗争建立真正的团结关系而非重演本国针对他国主权的暴力行动。

本文将通过五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展开分析：工人与执法机构之间的关系、工人的组织实践与政治意识、家庭在抗议中的角色、女性的政治能动性，及工会作为制度性基础设施的功能。每个维度都揭示了同一现实的不同侧面：在一个遭受帝国主义围堵的革命国家，阶级斗争所需的组织形式与政治实践根本不同于帝国主义核心区。这五个维度共同勾勒出伊朗工人阶级主权在实践中的具体形态。

要理解工人阶级主权，必须细致考察南帕尔斯工人如何与国家权力机构（尤其是警察）打交道。

在许多西方政治思想及被定居殖民警务体系（settler colonial policing）塑造的组织文化与空间里，警察通常被视为一种本质上暴力的机构，其职能在于镇压社会运动来维系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秩序。这种理解建立在种族化与阶级暴力、殖民与帝国主义压迫的唯物主义历史之上，然而一旦被普遍化，就会滑向去历史化与欧洲中心主义的框架。

在帝国主义国家内部，警察充当着帝国对内的武装分支。他们镇压异议者、将抵抗行为入罪，并以暴力手段维持资本积累，尤其针对黑人、原住民及其他有色人种。我曾亲眼见证这一点——从受过以色列军方训练的纽黑文警察暴力拆除耶鲁大学的巴勒斯坦团结营地，到加拿大渥太华警察对反战组织的协同镇压。警察与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暴力不可分割。

而在伊朗，执法机构（Law Enforcement Command）所处环境截然不同：这个国家诞生于人民革命，长期经受制裁、暗杀、破坏及军事威胁。关键是，它持续面临以“政权颠覆”为目标的“颜色革命”企图——通过剥夺国家维持秩序的合法性，从内部瓦解国家武装。

“女性、生命、自由”事件标志着这一策略的关键节点[1]。原本是正当的社会诉求，迅速被扭曲与改写：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明目张胆支持、海外侨民网络协同运作、媒体攻势甚嚣尘上，使其沦为政权颠覆行动。警务机构不再仅被视为压迫机器而受到挑战，而是被塑造为可被物理消灭的正当目标。针对警察的攻击从对抗升级为有组织的致命暴力乃至公开处决。这种暴力随后在话语层面被正当化，甚至在西方媒体财团话语中被明确合理化，同时也在物质和组织层面被反对派放大（包括与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联的反对派）。这种暴力旨在削弱国家对武力的使用，瓦解制度权威，为外部干预制造条件。

在此背景下，阿萨卢耶发生的一切极具启示意义。

尽管现场警力密布，并在清晨设置了路障（主要是被制裁强化的寡头油气行业的雇主施压的结果），但执法部门的行为总体上表现为协助性而非镇压性的。

随着抗议展开，人数激增——最终接近五千人——警方策略随之调整：道路放行，围栏撤除。警方意识到，这是一场基于正当宪法诉求的、有纪律且非暴力的本土运动。他们将自身角色定位为保障公共秩序，服务于人民，而非人民的镇压者。街头回荡着“Nirooye Entezami, Tashakor Tashakor（执法人员，谢谢你们）”的口号。无论从游行本身，还是从访谈中都可以清楚看到：工人并未将警察视为阶级敌人。

在工人们看来，在一个遭受围堵的革命国家中剥夺执法的合法性，正是在重复帝国主义用来合理化入侵和颠覆的逻辑。正如将反殖民抵抗贴上“恐怖主义”标签的话语，这种逻辑企图剥夺主权国家在内外层面的自卫权。

在此语境下，秩序正是斗争的前提。

如果说工人与警察的互动构成了工人阶级主权的一个维度，那么工人运动自身的性质则体现了另一维度。

南帕尔斯抗议首先且根本上是一场由工人动员、领导和推进的运动：有组织、有纪律，并有历史自觉意识。其诉求并非源于与雇主、本地资产阶级或外资反对派媒体的联盟，也非来自海外精英的介入，或帝国核心国家中那些在物质和意识形态层面支持种族灭绝计划的学术机构。相反，这些诉求源于伊朗最具战略意义的经济部门（能源）中劳工所处的现实矛盾。

不同于那些由帝国主义列强策划或操控、以制造撕裂、奇观、暴力升级或政权颠覆为目的的抗议，这场动员根植于伊斯兰共和国革命未完成的社会正义承诺、宪法对劳工权益的承认，及对伊朗持续遭受帝国主义围困处境的集体认知——这种围困既包括经济制裁，也包括公开的军事侵略。

工人将自身定位为国家主权的守护者。这一区分至关重要。历史上在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及近期在伊朗以“女性、生命、自由”为旗号出现的帝国主义抗议形态，往往通过在战略性上割裂人民与国家的关系、煽动暴力，并以抽象的“解放”之名架空国家机构来运作。

随着紧张局势加剧，执法部门一度试图阻止在省长办公室前举行的游行和静坐。工会主席阿里礼萨·米尔加法里（Alireza Mirghaffari）正式向省级最高行政机关发出警告。他对在场人群宣布，“我们已经正式要求省长回应工人诉求，追究失职和腐败官员的责任。如果这些诉求得不到回应，省长本人将受到工人的集体问责。”

这一立场在实质上毫不妥协、在形式上则恪守原则。米尔加法里不仅明确提出与执法部门“零冲突”的原则，组织者还主动配合并感谢警方清理道路、确保游行顺利——同时在既定边界内争取扩大行动的空间。当被问及这一策略时，米尔加法里解释：“暴力只会为外部势力劫持运动来搞政权更迭提供借口，也会被国内某些力量利用，把本质上属于劳工斗争的行动扭曲，为镇压提供合法性。”他强调，鼓吹暴力“一再被证明有利于外国干预，而有损于工人阶级运动”。因此，工会拒绝任何来自内部或外部渠道对其斗争进行渗透、改写或削弱其正当性的企图。

抗议结束时，米尔加法里走近指挥官，十分敬重地对他说：“您的制服对我来说是神圣的。”这一举动对国家安全体系的结构必要性与正当性表示认可；在伊朗，抗议活动屡被利用为与人民意愿背道而驰、推动政权更迭的工具。

抗议中高喊的口号——尤其是那句“侵吞工人工资就是背叛国家”——进一步构成了集体性的政治判断。工人不仅将剥削视为阶级掠夺，也将其视为对国家的破坏。在一个饱受制裁和外部侵袭威胁的经济体中，捍卫工人权利就等同于捍卫国家主权。

之后几天，正如工会领导层预料的那样，多次扭曲挪用和重新定义此次抗议的企图均以失败告终。这些行为主要来自由欧美-犹太复国主义者资助的波斯语媒体，包括BBC波斯语频道、伊朗国际电视台（Iran International），及美国政府的官方账号。这些企图与该运动宣示的目标和原则背道而驰。

米尔加法里在社交平台X上对美国政府波斯语账号做出了坚定的公开回应，捍卫工人运动的自主性，拒绝外部干涉。针对美国政府发布的一份声明，他宣告：“‘政权（regime）’一词更适用于施行种族灭绝的美国，而非一个诞生于人民革命的政府。伊朗工人不需要一个参与种族灭绝暴力及掠夺行径的政府的支持。不要盗用我们的声音。”

这一事件表明，阶级斗争仍然是政治斗争的核心场域，且脱离国家主权框架便无法切实推进。南帕尔斯工人证明了，根植于反帝、反资、宪法正当性与革命记忆的、有原则且有组织的劳工运动，构成了阶级斗争最关键的防线。

在捍卫自身运动的过程中，工人们实践了许多其它劳工斗争中长期缺失的做法：在危险处境下毅然秉持原则、承担风险。参与者来自这1万5千名合同工群体，他们清楚参与行动可能导致失业、被列入黑名单或遭受打击报复，这些后果在以往的抗议中都曾发生过。然而，这种结构性的脆弱性并未使他们退却，反而加深了他们对集体斗争的投入。

这与帝国主义核心国家的斗争状况形成鲜明对比。在那里，相对优渥的物质生活往往通过对边缘地区的暴力剥削和掠夺来维系，即便在加沙持续进行的种族灭绝期间也是如此。在这些经济体中，对失去工作保障的恐惧使劳动者服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暴力体系，迫使他们继续生产和流通维持全球侵略的战争工具。即便当劳动直接卷入大规模杀戮，仍拒绝中断生产，这不仅是道德失败，更是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的结构性产物。西方劳工被纳入从边缘地区榨取剩余价值的链条中，从而在物质层面参与了对全球南方劳动阶级的剥夺与贫困化。正如阿里·卡德里（Ali Kadri）指出的：“今天的斗争已不再局限于在核心国家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是要确保缩短欧洲人工作时长不会转化为缩短津巴布韦人的寿命。”

这种直面牺牲的导向重塑了抗议的策略形态。帝国主义核心国家的劳工行动常将停工视为斗争的终极筹码，但南帕尔斯工人则明确展现出不同权衡。在中断部分生产的同时，他们公开声明拒绝以可能危及公共生活（尤其是冬季供暖）或破坏国家经济稳定的方式全面停止天然气生产。抗议中对生产的干预被审慎控制，既对雇主施加实际的不便与经济压力，又不破坏集体生存的物质根基或国家主权的整体目标。

这种实践只能在一个由人民革命缔造、并持续遭受帝国主义围堵的国家语境中被理解。在制裁、战争与政权颠覆压力下的抗议活动，不可能也不应该简单复制在帝国主义核心国家形成的组织模式、成功标准或策略构想。用西方自由主义或非政府组织的话语框架来评判这些运动不仅是不充分的，而且在分析上是无法言之成理的。

因此，南帕尔斯的动员提供了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工人阶级主权范例：一种既反对剥削、捍卫国家独立，又同时作为集体政治教育场域的阶级斗争模式。

与南帕尔斯抗议中的阶级构成同样重要的，是家庭成员——尤其是儿童——作为积极参与者现身抗议现场。从年仅三岁的幼童到十几岁的高中生，许多家庭悉数到场。包括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及成员等在内的工会领导层在其发布的动员号召中，明确邀请工人携家人一同参与抗议。家庭的参与本身即是一种政治策略。

这一策略可谓一举多得。首先，它构成了一种跨代际的“诉求实践”（motalebegari）传递，将有组织的、合法的集体诉求表达理解为一种公民责任，而非哗众取宠或扰乱秩序。 其次，工人将劳动正义表述为一种社会与道德上的迫切要求而非仅限于经济诉求。对于公正的工资、人性化的工作安排及就业保障的诉求，被一再阐释为维系“家庭秩序”（nezām-e khānevādeh）的基本条件。这场抗议将劳工诉求定位为基于并超越家庭福祉，也就把劳工权利和伊朗社会的核心文化和伊斯兰价值观联系起来。

作为一名参与式观察者，让我深感触动的是抗议者与执法人员之间形成的相互理解。在这场规模最终超过五千人的集会中，父母允许孩子在现场自由活动。孩子们在人群中玩耍、穿梭，有时甚至走到全副武装的警员跟前。这表明抗议者和执法人员具有某种共同的政治意识。抗议者清楚如何在不被挪用为国家安全威胁的前提下表达自身诉求，而执法人员将这场动员识别为一种内生的、基于阶级的抗议，其目标并非削弱国家主权，而是在国家框架内表达正当的社会诉求。这种相互认知带来了一种切实的集体安全感。

这种情形与帝国主义中心国家的抗议形成鲜明对比。在那些地方，警察出现通常预示着镇压将至。但在阿萨卢耶，警力并非充当阶级统治的粗暴工具，而是作为一种维持秩序并保障抗议活动本身的机制。工人们以国民经济核心生产力量的身份现身，并未破坏安全秩序，而是重新阐释了安全的意义。因此，秩序与抗议并非对立关系，而是在辩证意义上相互关联，展现出劳工斗争与国家稳定彼此强化的群众政治形态。

家庭的在场则构成了一种具有主权意味的政治行动：它宣示了劳动权利、家庭稳定与国家独立不可分割，并表明任何持久性的斗争都必须安全、有现实根基，也必须能够被代际传递。

在阿萨卢耶12月9日的行动中，妇女们所发挥的作用凸显了工人阶级主权的另一维度。对妇女参与者的访谈（包括工会组织者的家属们）表明，她们无论是否带着孩子参加，都表现出一种共同的政治意识。她们的在场被表述为一种基于觉悟（āgāhi）、责任与阶级团结的有意识的政治行动，关于安全以及是否让儿童参与抗议的决定都经过了审慎考量，正如几位妇女明确指出的，正是警方的存在提供了安全保障，使她们能够带孩子参加抗议。

对于可能遭到镇压的隐忧，人们也以理性的态度加以讨论。一位妇女谈到，在看到抗议得到协助而非遭到镇压之后，最初的焦虑转化为“一种希望的开端”。当被问及组织行动的个人代价时，受访者普遍强调集体福祉高于个人安危：在帝国主义围困与国内投机势力的压迫下，牺牲被视作开展抵抗的结构性条件与必然代价。

妇女同时也明确区分了本土的、以阶级为基础的斗争和由外部势力介入的抗议。她们认为，主权性的运动无需外部干预、直接靠人民自觉发动，目的在于改善物质生活条件，而非制造政治投机或推动政权颠覆。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工人是从物质上维系国家运转的人；改善他们的处境，必然意味着整体社会力量的增强。”

在不同叙述中，妇女们都一致拒绝外国干预，认为外部介入的意图是要扭曲本土的劳工斗争，使其服务于帝国主义目的。而这种挪用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国内媒体对劳工议题的边缘化，以及国家对妇女诉求的回应不足所留下的空间。将社会再生产置于个人自我实现之上的价值取向凝结成了她们的共识：她们佩戴各式头巾（Hijabs），拒绝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将解放简化为身体符号的狭隘理解。对她们而言，解放体现为有尊严的工资、就业保障、安全而人性化的工作条件，及一个不再从属于帝国主义掠夺的未来。

在阿萨卢耶，妇女的政治能动性直接挑战了西方女性主义的“普世”主张，强调妇女解放与阶级斗争、反帝国主义及伊朗国家主权密不可分。

这种反帝国主义、具有阶级意识的政治实践，连同家庭的核心作用和妇女的政治能动性，都是工会组织多年持续努力的结晶，这使得布什尔炼油厂工人工会协会（ATUBRW, Association of Trade Unions of Bushehr Refinery Workers）成为伊朗工人阶级主权的制度性支柱。

与将伊朗劳工组织描绘为缺席或非法的西方主流叙事相反，布什尔炼油厂工人工会协会是在宪法第26条保障框架内运作的。该工会代表南帕尔斯约1.5万名合同工，是伊朗规模最大、力量最强、作用最突出的工会。尤为重要的是，它也是少数几个领导层未被收编、不与雇主勾结从而损害工人集体利益的独立工会之一。

通过与南帕尔斯工会的接触，可以清晰看到其策略的成熟。即便在经历了长期的大规模暴力和生计剥夺后，许多西方劳工组织仍无力发动总罢工、造成有实质影响的生产中断，或在策略层面整合国际主义视野。相比之下，南帕尔斯工会通过一套系统化、多层级的策略来争取工人权利。在地方和工厂层面，这一策略体现为以工厂为中心的持续行动与集体组织，如12月9日的抗议及围绕工资和劳动条件的持续斗争。在国家层面，工会则直接介入政治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是工会开展了为期多年的最低工资运动并取得了重要成果，还与议会（Majlis）[2]代表互动，开展分析性研究及政治教育。在国际层面，工会坚持国际主义导向，参与跨国团结行动——如为加沙组织募捐，并在包括针对伊朗的12天侵略战争[3]等危机时刻展现出一种将劳工责任延伸至国防和社会存续的理解。这种三层级的实践反映了一种致力于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持续构建集体力量的劳工政治形式。 

南帕尔斯工会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其对法律的策略性、持续性运用。工会并不将法律视为限制，而是将其作为推进集体斗争的多种工具之一。正如一位工会骨干解释的，工会有条不紊地动用了所有正式的法律渠道，包括提交正式申诉以支持工人的诉求。一个关键成果是工会成功推动了一项长期存在却数十年未被执行的岗位分类制度，结束了工人福利因这一制度缺位而遭受系统性剥夺的局面。通过协同施压，工会敦促行政法院进行了司法审查，并最终促成第3188号裁决的出台。该裁决确认工人工资的计算必须充分反映其劳动的实际状况、职责与强度，而不能仅限于最低标准。当裁决发布后执行仍然滞后时，工会通过组织抗议和直接行动进一步施压以确保其落实，从而展现出一种将法律斗争与集体动员相结合的实践，而非让两者相互从属。

对于工人而言，问题的关键并非法律框架的缺失，而在于问责与监督机制的不足，以及国家与强势私营部门在执行法律方面的意愿不足。

当今伊朗的有组织劳工对抗的不仅是资本，更是由帝国主义混合战争塑造的政治经济体系。独立工会面对的是国内资产阶级，其积累策略建立在劳工碎片化、压低工资和不稳定就业之上，使得有组织的工人被视为威胁。在当前形势下，对工人的剥削已成为权力再生产的基础。

帝国主义经济制裁在这种阶级关系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它不仅是经济战的手段，也是重构国内阶级关系的机制。通过限制资本获取、市场准入和全球流通，制裁引发了积累的不平衡，并强化了一个寡头化的资本集团——他们与其说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对立面，不如说是其派生物。通过私有化、资产剥离及对国家调控租金的特权性攫取，这一阶级巩固了对国民经济战略部门的垄断控制，并将其经济支配地位转化为政治权力。因此，制裁实际上巩固了这一买办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其积累建立在稀缺、剥夺和加剧劳工剥削的基础之上；同时，也通过使社会再生产服从于精英积累而逐步掏空人民主权。

正是这一矛盾驱动着南帕尔斯工人的实践。他们的斗争建立在一种清晰的认知之上：增强国家的生产力就是巩固国家主权，而主权的增强反过来又扩大了伊朗在其边境之外抵抗帝国主义霸权的能力。因此，劳工斗争被理解为对国家韧性和地缘政治自主性的贡献。这种取向与近期那些缺乏组织的街头动员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往往由商业掮客和投机性阶层主导，极易被渗透并迅速在西方媒体中被重塑为“政权更迭”性质的抗议——尽管此类动员在短期内取得了某些让步（如减税）。南帕尔斯工人最近一轮斗争却遭遇了雇主和国家的共同沉默，在12月9日抗议后甚至出现了惩罚性降薪的情况。

然而，正是在这种被忽视和压制的条件下，南帕尔斯工会的历史意义愈发清晰。尽管缺乏即时成果，它仍是伊朗独立劳工组织的领导力量，提供了一个鲜活范例，诠释了在一个遭受帝国主义暴力的国家，如何开展有尊严、纪律和阶级意识的抗议。这一运动的进步性在于其将劳工斗争、国家主权与国际团结融为一体。通过将工人权利置于跨国反帝的视野中，将伊朗劳工与从加沙到委内瑞拉的斗争联系起来，该工会阐明了一种政治实践：捍卫工资、落实法律保障和巩固工人在工作场所的权力，与反抗帝国主义霸权及推进集体解放是不可分割的。

就此而言，南帕尔斯的实践从教益与政治的双重维度深化了“抗议”的本质。它表明，在帝国主义围困的条件下，最彻底的斗争形式应当能够在反抗剥削的同时捍卫国家主权，并为革命的持久韧性奠定物质基础。对于那些在帝国主义核心地带组织起来、与“全球南方”建立团结关系的运动而言，南帕尔斯斗争具有明确而紧迫的启示意义。真正的团结首先要求承认，国家主权并非解放的障碍，而是其前提——尤其对于那些遭受帝国主义打压的国家而言。各类组织、工会与社会运动必须积极抵抗那些摧毁普通劳动人民生活、却强化本国资产阶级的制裁体系。这意味着需要与南帕尔斯天然气工人工会等组织建立直接联系，学习其经验，并在不挪用或扭曲其斗争逻辑的前提下放大他们的声音。这意味着反对对伊朗海外资产——数以十亿计被窃取的公共财富——的掠夺，因为这一霸权行为削弱了国家为其人民提供保障的能力。这也意味着拒绝与伊朗反对派在海外与极右翼势力及犹太复国主义网络勾结的联盟进行任何协作，因为这些联盟在根本上与反帝斗争水火不容。

编者注：

[1] “女性、生命、自由”（波斯语：Zan, Zendegi, Azadi）源自库尔德语口号“Jin, Jiyan, Azadî”，最早由库尔德妇女运动在20世纪末提出，并在与库尔德工人党相关的政治与社会运动中广泛传播。该口号强调女性解放与社会解放之间的内在联系，主张性别压迫与更广泛的社会压迫相互交织。2022年，在伊朗因玛莎·阿米尼之死引发的大规模抗议中，这一口号被引入并迅速扩散，成为抗议者的核心表达之一，并在国际舆论中获得广泛关注与再阐释。

[2] Majlis为伊朗民选议会，工会可通过议员渠道影响劳工政策。其立法受宪法监护委员会等机构审查，故社会诉求可以具宗教与社会正当性的形式得到更有效的表达。

[3] 12日侵略战争：2025年6月13日至25日期间，以色列、美国对伊朗发起的侵略行动。冲突始于当地时间6月13日以色列对伊朗军事及核能设施的空袭，伊朗随后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并开展反击；6月22日，美军介入并对伊朗纳坦兹等地下核能设施实施空袭，冲突进一步升级并波及美国在卡塔尔等地的军事基地。经国际斡旋，冲突各方于格林威治标准时间6月25日04:00起实施停火。

原标题：Iran’s Indigenous Labor Movement and Working Class Sovereign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