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语 

综合评价又称“综评”，意为结合课业、科研、社会等不同类型活动对同学进行的综合评价。表面上看是一个可以全面评估学生发展水平，同时也反过来鼓励大学生多维度发展的评价体系。然而其实际执行过程却是一个未经检视的“黑箱”，不同高校、不同学院有着不同的执行标准，而每年的评价过程中也从不缺乏争议与批评：有人认为以绩点为加分上限是对社会活动的轻视；有人认为投票制度使得评选过程更看人脉而非真才实学；有人为自己拼尽全力比赛拿奖最后加分却聊胜于无而打抱不平……

在作为群众代表参与了一场综评加分评定工作后，本文作者对这一制度有了一个内部的观察与体会，并结合其阅读和乡村田野调研经验进行了一番思考。条理分明的评分细则凌驾于复杂的现实情况之上，使得班委在纷繁多样的活动面前左右为难；评定小组在未与同学对细则的理解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开展加分工作，受到了同学的诸多质疑；淹没于大量的程序工作和学生的意见之中，评定小组的同学们身心俱疲……作者认为，这一切的根本原因都在于综评制度是围绕着一个抽象的规则，而不是围绕学生的真实情况在运转，由此展开分析，并尝试结合大寨经验提出一种走群众路线的综评方案，以期实现评价工作的群众参与，和真正的基层减负。

然而，大寨的方法或可以借鉴一些，但也要看到大寨的方法是人民公社集体生产政体的一部分，今天我们无法忽视大学生综评和大寨评分在性质上的差异。大寨的生产劳动是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正向一致性，个体劳动投入的提升有益于集体的整体利益：集体利益托举所有人，也被所有人托举。这是大寨采用“标兵工分，自报公议”能够有效进行劳动管理的现实基础。但是今天的大学综评，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一种内部竞争的零和游戏：大家没有集体利益，只有个体竞争——这是和大寨本质的区别。而且，综评制度之所以变成如此，也需要我们跳出院校的范畴，看到更广阔的就业市场对其的影响，比如一些岗位会对奖学金获奖有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综评与学生们毕业后的个人出路存在直接关联，事实上就很难坚持以集体与个人利益统一为前提的群众路线。

本文作者结合群众路线对当前的综评制度展开批判并对大寨方法做了“战术”借鉴，为我们反思当前评价体系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视角，但其中“战略”的差异同样不容忽视，并且值得更多关注与讨论。

作者注：本文在撰写过程中收到了多位朋友的反馈，是在和大家的讨论中不断完善的，在此向各位表示感谢！希望我们可以共同推动这样的讨论持续进行下去。文中对所涉及的具体数据进行了模糊处理。

作者 | 嘎嘣脆

责编 | 曳葭、海东青

排版 | 侯米

对大学生而言，每年9月正是一个学年结束，要开展综合评价工作，并基于评价结果颁发奖学金的时候。我从本科入学到现在读研，从未任过班委，也因此从未体会到这项工作的特殊之处：发布评定标准、同学填写表格提交材料、根据标准算分排名后公示，最后再根据排名颁发一二三等奖。文件规定一目了然，流程清晰，能有什么困难呢？

但这个9月，我被选为学生（群众）代表参与评定工作，这才意识到班委的不容易。我们专业有六十多号人，而本次综评通知晚、截止早，我们评定小组需要在5天的时间里完成材料收集、汇总、调整、公示整个流程，在显著增加工作负担和压力的同时，也提高了出错的概率。我们8人吸取了很多教训，但也感受到很多苦涩、崩溃与不甘。尽管如果时间充裕、准备充分的话，一些问题或许可以得以规避，但其代表性仍然值得讨论。从这小小的综评工作中，我也看到了更普遍的基层工作之难做。

说到底，一切工作都是围绕“公平”二字转。说简单也简单，谁能不明白“做事要公平”的道理？但说难也难，到底怎样才算公平？为什么“上面政策是好的，都是下面执行歪了”？曾经，我将这一问题简单归因于干部太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或者群众太坏，斤斤计较无事生非。但是在阅读了教员的一些讨论组织工作经验的文章之后——尤其是《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我重新认识了过去视之为空虚口号的“群众路线”，也因此在分析这一问题时有了新的视角。

结合这几天的工作经验，我想从三个方面讨论当前综评算分当中出现的问题——工作异化、干群矛盾、干部负担，并结合群众路线分析问题根源，与各位探讨解决之道。

（一）综评工作之异化：用死的规定框活的人

评定细则看似详细周密，对不同类型的活动给出了不同的评价标准和佐证材料要求。然而，复杂的现实总能提供无数例外。活动有这个“杯”、那个“赛”、什么什么“大会”、还有“xx周”，颁发的除了常规的一二三等奖，还有“优胜”“全勤”“参与”等奖项称号。那么问题来了，“社会活动”是按照参加证明加分，“竞技比赛等课外活动”则按照荣誉等级加分，怎么判断应该适用哪条加分细则？“参与奖”算不算荣誉称号？不算的话，那个“奖”怎么解释？算的话，不是实际上等于参与了就可以加分？如果只是因为A比赛开的叫“参与奖”，B比赛开的叫“参与证明”，就不给B比赛加分，岂非荒谬？

第一次完成分数核算梳理问题时，我们评定小组7名同学——有的刚从双选会上回来，有的还在访谈对象家里，有的正在下高铁的路上——从下午4点开始微信电话讨论，电话挂断后，群里又持续交流、调整到快晚上12点。一边内部讨论，一边请教学长学姐，一边与相关负责人核实情况……头绪错综复杂，剪不断，理还乱。我们也逐渐（自以为）摸到了减少工作量、保证公平，同时尽可能照顾同学的葵花宝典：一切围绕细则来，模糊的地方应加尽加，只要我们保持规则一致不变、一视同仁，就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讨论结果是，凡是提供了参与证明的，都作为“其他荣誉”加分。未曾想到，这样的“好心”其实是为自己埋了个坑。

我不无心酸地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评定工作的核心可能不是我们自己能自洽，而是规则没有漏洞。只要规则能覆盖所有情况、解释清楚、相互不矛盾，我们的真实想法也就无关紧要了。我觉得“参与”也给加分，某种程度上是对优绩主义的反抗，也是对奖学金实质的回归：鼓励同学们积极参加活动、锻炼自己——获奖与否并不重要，认真参与的精神和获得一等奖同样值得赞赏。然而，换个角度思考，这是真的公平吗？同样是参加篮球比赛，同学C练习了一个月但没有获奖，和同学D只是报了个名来玩一玩，毫无准备就上场最后没获奖，都给予“参与”的加分，公平吗？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材料的认可。为应对包括官网截图、领导签字等五花八门形式在内的认定材料，我们决定只认公章：凡是没有盖章的，一律不予考虑。看似严谨，强调有凭有据、认章不认人，然而依然存在“人”的活动空间：谁能盖上章？比如同学E和同学F都参加了某调研活动，官网导出的证明没有章，所以我们不认。但是同学E因为认识内部工作人员，所以请工作人员帮忙盖上了章，我们就认了。这是公平还是不公平？

要理解这里的矛盾，我认为需要回到评定制度的根上去反思。通过规则实现“公平”的底层逻辑是“一视同仁”，然而现实情况却是，不论是不同活动本身，还是同学对活动的参与情况，都存在无法为规则所覆盖的差异。面对种种归属模棱两可的加分申请，我们在对实际活动情况一无所知的状态下，只能是在同学的自评表和评定细则中来回看，对着表格上冰冷单薄的文字反复琢磨，试图从中拼凑出一个能得到几十号人心服口服的“公正”。然而所谓“公平客观”本就是个伪命题：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怎么会有一个超越一切社会关系的规章，定义出一个普遍适用的、抽象的“公平客观”呢？而大笔一挥写套制度发下来要求基层干部“严格落实”，出了问题就是“下面”执行歪了，这“垂手而天下治”的智慧实在是令人叹服。

（二）干群矛盾的生成：好事不成反而坏了集体的氛围

“应加尽加”的原则埋了个什么坑呢？公示时我们把加上了“班级核定”分数的材料和汇总表发到群里，并约定晚上答疑。结果有同学提出，此前根据自己的理解填报加分材料，没有把一些觉得无法加分的活动（比如仅参与但未获奖的比赛）填进去，但是看到其他同学成功加上了分，是否可以补交加分材料。然而，考虑到此前我们已经开放了一次调整材料的机会，再加上次日我们就需要将最终版本打包提交给学院，我们评定小组讨论决定此次公示后只接受已提交材料的修正，不接受新材料的补充。这引起了不少同学的不满。

有人认为，部分同学的加分项目被遗漏，因此最终计算出的排名并不是客观全面的结果，有失公允；有人说，这是评定小组对加分细则的解读和通知不到位，最终却让个别同学承担了后果，实属失职。评定小组群里，大家也感到很郁闷：好心设计的规则，最后竟成了自己的“罪名”。我也觉得此中的矛盾难解：加分细则都是中国字，谁都能读懂，但字斟句酌之下却依然可以导致质的差异。然而，造成这样的后果，是怪干部没通知好？还是怪群众自己不好好体悟？我觉得二者都不能让人满意。我们在第一轮收集材料后，把相关问题和注意事项整理出一条消息发布在群里请大家对照调整，然后又收集了一轮材料。你能说，是干部没有通知好吗？但是，同学们看了我们仔细标记过的细则和通知，就是没有理解到我们文字背后的“深意”，你又能说是他们的阅读理解能力不足吗？这显然不应作为不给同学加上可加之分的理由。

而“应加尽加”这一原则将会从根本上改变同学对评分工作的参与方式：既然我很可能无法100%理解细则从而让我加上所有可加的分，那么我就把所有参与过的活动都塞进表格里，反正最后评定小组会进行核查——填了未必能加分，但是不填一定加不上分，那么不管三七二十一全部写上就是我的最优选项。毋庸置疑，其结果就是评定小组工作量的翻倍。因为同学多写无罪，但评定小组少算错算该打。

更糟糕的，是集体氛围的破坏。颁发奖学金的本质目标是鼓励大家好好学习、积极活动、继续进步。但是目前这种评奖的过程，实质上强化的是一种“没奖就没用”的功利主义思维，和“别人加了我也要加，我没加别人也不能加”的自私思想。为自己的利益而争取确实无可厚非，但是集体的氛围就在这个过程中被搞坏了：勤勤恳恳干活的干部反而得罪了一帮人；好心“应加尽加”反而让没被加上的人寒了心；加分多不是因为做得比别人更好，而更多是因为熟谙这套评分的规则……事实证明，评定小组闭门造车，在最后公示阶段才对同学开放参与，即便规则再滴水不漏，依然不仅难以服众，而且还会给自己增加工作量。

（三）基层不可承受之重：从身体到心灵的多重负担

一直在说“基层减负”，基层的负担到底来自于哪里？这次综评工作，我主要体会到三种负担。

首先是最直接的工作负担。除了材料收集、计算等重复性的电脑操作以外，还有前文所述的，从规则研判到沟通解释，从小组讨论协商到各自思考应用，整个过程中有着大量的隐形脑力劳动。但这远远不是全部，真正让评定小组成员“心累”的，是另外两种负担。

第二种，是情绪劳动的负担。当出现前述干群矛盾时，评定小组作为解读与应用规则的唯一责任人，必须对加分的实际结果做出解释并负责。面对来自同学们的种种质疑，我们一方面需要坚定之前讨论形成的规则，展现出有理有据、铁面无私的作风；另一方面，当同学感受到自己的利益因我们的考虑不周而受到了损害，我们也必须充分放低姿态去承认错误，安抚他们的情绪并请求理解。所以，在公示结束的当晚，尽管已经十分疲惫，但面对批评，我们还是打起精神组织语言，确保逻辑缜密、文字委婉、情感真挚。

和评定小组同学的聊天（吐槽） |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更加隐蔽的，是一种道德负担。评定小组的8名同学，每一位都希望把工作做好，给全专业同学一个满意的结果。然而，连轴干了三天，绞尽脑汁解读细则、提醒大家修正材料，最后却还是让大家失望了。想要让每个人都如愿以偿，但在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下，为了保障一部分人的权益，总是不得不伤害另一部分人的感情。虽然说是规则使然，但实实在在拉下这个脸去拒绝、去接受群众质疑与批评的还是干部。干部也是人，即便规则逻辑再自洽、执行再顺畅，面对群众真实的不满，也会感到道德上的遗憾。

从权力关系的角度说，在当前这样的奖学金评定制度下，评定小组掌握了细则的解释与应用权，而同学处于相对弱势，只能在公示期为自己进行争取。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上位者”的我们如果表现出强势，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而且只会激化情绪。尽管我们最终将一部分“疑难杂症”留给了辅导员进一步判断，但实质上只是将矛盾向上转移罢了。辅导员最终做出的决定恐怕也无法做到绝对的公正，而只能是作为更高一级的“权威”去给出判断，让同学们放弃继续争辩。

（一）走群众路线开展评分工作的内涵

当前的评价体系是走的什么路线，一目了然。从一开始，同学就只能是一套既定规则的接收者；干部做工作不是向群众学习，而是从细则中找依据、向上级要认证。到最后完成整个评分工作后再向同学公示时，看似是走了一小截的群众路线，但其实评定小组当时的心态更多是怕同学提意见，而不是想要学习群众——恰恰因为我们前期的评分工作没有依靠群众，我们才会在公示的时候害怕群众，而此时同学们和干部沟通的成本与二次处理材料的成本就很高了。因此，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同学们在最开始想方设法从规则中挖掘可能性向上提出申请，并在评定小组公示后提出种种质疑，也就不难理解了。

评定小组的同学们对公示当天晚上的答疑交流感到不安 |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类似的问题，在基层工作中亦不少见，灾后重建、种养殖等补贴的发放便极为相似。同样是为民造福，干部们却在工作过程中提心吊胆，生怕因在公正问题上出了差错，反而导致社会不稳定的问题。而为了确保每个决策都有迹可循、有理可依，会议、记录、盖章、公示等等手续便必不可少。乡镇准备一套会议模板，把村干部喊到乡政府上一起抄写会议记录，确保内容、格式不出差错，结束后张贴至村公告栏拍照反馈。乡里再把所有的文件，包括打印出来的照片，复印一遍，一份上交，一份存档。这个过程中耗费了干部大量的时间，消耗了上百张A4纸，然而几天之后，仍然有群众到乡政府来询问自己的情况能否领到补贴。

干部应该发挥的作用，不是替群众决定、计算，而是启发同学们真正理解评奖的意义，回到设立“奖学金”的出发点去讨论。评定工作如果只是评定小组少数人的事情，或者几个人闷头干完以后再让群众来提意见，群众总会觉得有不透明、不公正的地方。而制定更加复杂、周密的制度、诉诸更高一级的权威，并不是根本上的解决之道。越是脱离群众，越是寻求权威来撑腰，就越容易站到群众的对立面，反过来也增加着自己的负担。

我想，评奖、发补贴这种事情，没有绝对的“客观公正”。再周全的细则也是死的，规定不了千变万化的现实世界；执行人员再聪明细致也是人，做不到脱离社会人情只管量化；再上级的权威，也只能是压服，让群众不再异议。要想让群众发自内心认同，只能是通过群众自己讨论，自报公议，不能由任何人代劳。问世间“理”为何物？“理”只能从群众讨论中诞生，而无法由外在的强力施加，否则群众即便表面顺服，内心也永远会有意见。真正的公正应该超越僵死的条例，而以鲜活真实的社会生活为其合法性与生命力的来源。只有群众最了解群众，因此只有群众自己讨论、评判、取舍才能得到服众的结果，也只有群众真正组织起来了，干部的负担才能真正减轻。

要想回归群众路线，程序、制度固然重要，但制度的顺畅执行，还需要思想工作做基础。我认为更关键的，是学生如何理解奖学金评价这个事情。如果大家一直是用完全功利的角度去锱铢必较，永远能提出各种问题：纠结于加0.5还是0.75，为什么他算了我没算，为什么他还能改我就不能补。群众思想到位了，我们才能更好地发动大家去共同开展评议工作，而评议工作本身也是思想教育的一部分：有的人多报乱报，要接受同学批评教育；有人少报忘报，了解他的同学也可以进行提醒。当评分只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大家满眼就只是个人的得失，追着干部要加分。但如果评分成为集体的活动，在公共场合讨论，大家便可以看到其他同学在过去一学年中的努力。当同学们对于奖学金的分配有一个整体的观念，或许就能跳出对一分两分、某几个字眼之定义的执念，回归奖学金评选的初衷了。

我们必须从评定制度脱离群众的根本上进行反思与改革。当前的制度，不仅徒劳消耗着一个又一个兢兢业业、一心为民的干部，而且充当着干部思想懈怠乃至腐化的温床：劳心又劳力者得不到群众的敬重，工于心计者反而能捞得好处。这样的制度是相当不可持续的。曾经集体时期的工分评定制度中的许多智慧，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二）评分制度学大寨

《大寨的劳动管理》对我启发很大。我觉得，大寨村当年评工分的方法，就很值得参考。在探索高级社的管理方法时，陈永贵曾经尝试推行过“定额管理”，即根据既定的工作数量和质量作为一个劳动定额，对所完成的定额记工分。这不是和我们目前开展综评计分的逻辑一模一样吗？换成我们的“术语”就是，根据评定细则里对特定活动和成果的界定，对同学提交的加分项目计分。而我们目前所遇到的麻烦，早在1956年就已经在大寨上演过一遍：

后来，大寨开展了一次“怎么改进劳动管理”的大讨论，决定学习解放军靠思想政治工作抓积极性的精神，创造了“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管理办法。

我认为，这个方法非常值得我们在综评算分的工作中进行借鉴。“标兵工分，自报公议”不仅能够减轻干部负担，而且“评工会就变成了教育会、生活会，成了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的一种好形式”，一举多得。那么，学习大寨精神的奖学金评定制度长什么样呢？我尝试着设计了一版，与各位讨论。

以上是我结合本次综评算分工作的经历和大寨劳动管理的经验，尝试提出的一种回归“群众路线”的评分方式。制度的生命力不在于其逻辑的完备，而在于其现实的适用性。这套设计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重重困难，尤其是考虑到目前官僚式的评价模式普及已久，开创新的可能性道阻且长。然而，目前评分模式中的困难与风险有多大，大寨模式的成功经验就有多振奋人心，使我感受到充分的必要性与信心去尝试不同的道路。我坚信，群众路线才是包括评分制度在内的一切基层工作的前途所在。

笔者近期看了老电影《反击》（1977年上映），和朋友交流后有了新的思考，因此写下了这个后记。

如果说本篇从评定小组成员的经历出发，更加关注综合评价的过程本身的话，那么我在后记里想要讨论的，则是整个评价体系的标准问题。因为，如果标准及其背后的文化不变，即便过程上走群众路线，但群众的脑子里仍然是现行的那一套价值体系的话，评奖制度恐怕依然难逃为一场精英的游戏。

标准所直接反映的，是学校学院的价值排序，但更为根本的，则是我们这个社会重视什么。而价值观作为上层建筑，要想明白它的形成机制进而指导变革，就必须从分析经济基础着手。当前高校评价体系中对学业、科研、竞赛成果的重视昭然若揭，比的是绩点和排名，亮眼的是C刊、一作、国家级，而社会服务与实践则是靠边站，也能加分但不多，除非受到重要媒体的关注。我认为，这是三大差别尤其是脑体差别的生动诠释。

《反击》中，省书记韩凌质问参与开门办学的儿子“大学生当工农，那还办大学干什么？”然而，如果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流体力学考试能拿满分、论文能发国际顶刊，却不能帮老百姓解决黄河治沙问题，那才真是要问：“还办大学干什么？”这样一个追捧脑力工作，轻视劳动实践的文化，同现实中知识工作者与劳动群众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密不可分。如果这样结构性的不平等不改变，即便评奖规则上试图做到“公平”，最终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也许，学校里的评奖如果要走群众路线，不仅要让所有学生参与其中，还应该让学校之外的群众来评评理。我们要追问的，不仅仅是怎样“综合评价”更公正，更是怎样从以文章发表等成果为中心，转向以人民为中心、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中心去推进教育事业。

参考资料：

[1] 毛泽东. 组织起来[M]//毛泽东选集. 人民出版社,1943. 

[2] 张怀英. 村民干活不积极怎么办？学学大寨的劳动管理[EB/OL]. [2025-09-03]. https://shiwuzq.org/article.html?aid=16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