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期的诚食讲座中，向芯老师与听众们围绕农村生活与劳动的价值展开了深入探讨（点击此处可查看讲座回放）。这场交流不仅让大家重新审视劳动的意义，更引发了对城市中心知识观的深刻反思，当孩子们逐渐失去承担农活、参与劳动的机会，实则也同时失去了获取生活认知与实践能力的机会。

相比之下，毛时代的中国却为年轻人提供了一片获取上述认知的沃土。对于知青黄小虎来说，伊吾军马场就是他走出课堂，投身生产一线，汲取成长养分的“改造”之地。同很多知青一样，黄小虎将上山下乡视作在生产劳动的熔炉中锤炼自我的过程。从挖水渠、修水渠时面对坚硬地面的挑战，到送粪、割草等农活的历练，再到担任代理司务长管理后勤，最后成为牧马人在草原与深山放牧，每一项劳动都成为他成长的阶梯，打破了“学生”与实际生活的隔阂，让他从“尖子生”的光环跌落，却也真切体会到劳动的艰辛与价值，完成了从知识分子到劳动者的身份转变。

在军马场，老牧工们将骑马、放马、为母马接生、打火印等技能无条件地传授给黄小虎，使其感受到无需设防的信任与做人的尊严。这些来自劳动人民的宝贵经验，连同劳动本身带来的坚韧意志、对生活的深刻理解、与自然相融的体验，共同构成了他人生的珍贵记忆与精神财富。

本文冲破了公式化的“苦难连着苦难”的伤痕叙事，以鲜活的个体视角，书写了作者个人在文革岁月里的成长印记，同时，还通过处处洋溢着的劳动者的自豪感，折射出知识青年在生产劳动中汲取力量、实现自我的历程。

作者｜黄小虎：曾在红旗杂志（后为求是杂志）经济部做编辑工作，1992年到国家土地管理系统任职，2008年退休以后独立从事研究工作。

责编｜芒种、侯Q

后台排版｜童话

离开学校走上社会已经快60年了。近60年的人世沧桑，许多事情已经淡忘了，也有许多事情，永远忘不了。例如，最初走上社会的情景，不论如何，只要闭上眼睛回忆，就好像历历在目。

1968年2月，我正在青海西宁市参加张大海逝世一周年纪念活动。一天，突然接到姚佳林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是总后勤部所属新疆伊吾军马场到海淀区招工，同学们已替我报了名，要我赶快回京。解放军的企业，部队的职工，这对那个时代的青年学生来说，是多么诱人的前景啊！我匆匆赶回了北京。但是我内心深处，对这次招工并不抱多大希望。事情是明摆着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母亲就被打成“走资派”，屡遭批斗，不久，父亲也因历史问题，被“揪”成“叛徒”。那时，一个有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前景是暗淡无光的。

我怀着试试看的心情，与同学们一起去见了马场来京招工的万天恩同志。轮到谈我的情况时，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讲了一大堆好话，我自己却只是极简单地表了一个态：我愿意到军马场去接受锻炼，如果能去，一定努力工作；但如果我的家庭情况不符合马场的招工条件，我也能充分理解并正确对待。不知是大家的好话起了作用，还是我的“正确对待”感动了老万，几天后接到通知，我被录用了。那时的感觉，真好像心上压着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父亲也很高兴，说：“不管怎么样，也就是参军了。年轻人应当离家远一点，去见世面。”

马场共招收了108个北京知青（其中有27个是人大附中同学）。3月12日，我们从北京站坐火车经西安到哈密，改乘卡车翻东天山，到达坐落在巴里坤草原上的伊吾军马场，已是18日了。卡车直接把我们拉到四连，因我们的到来，四连一度被称为“红卫队”。

哈密北边的东天山又有南山、北山之分。巴里坤草原夹在南、北山之间，面积近3000万亩，海拔1600米至1800米，是新疆第二大草原。伊吾军马场占据的则是草原东部最大、最好的一片草场。草原中部有一条横贯东西的柳条河，由南山和北山的雪水融汇而成。说是河，其实水很浅。马场的各农牧连队的马群，有的夏牧场在北山，有的夏牧场进南山。冬天，大多数马群吃完草后，都要到柳条河饮水。所有农牧连队都有大片农田，主要种植燕麦，由于无霜期短，不能收获籽种，种植的目的是秋天割麦草，用于冬天给马群补饲。

四连即红卫队在柳条河北边，我们入驻后接受准军事化管理，早晨列队出操，上午下午分班排劳动，收工后集体学习、分散娱乐，晚上统一熄灯睡觉。当时马场正处在扩张期，多养马就要多种草，多种草就要扩大水利设施，我们红卫队所干的活儿主要是挖水渠、修水渠。马场的农田都是机械耕作的大条田，灌溉系统是横平竖直的干渠、斗渠、支渠，干渠和斗渠由解放军286部队负责施工，我们则主要承担支渠的挖掘任务。那时冬天还没有完全过去，地面坚硬得一镐头一个白点，对我们是很大的锻炼和考验。我们挖成土渠以后，还要铺设水泥板，就主要由有专业技能的老职工去做了。

分配给知青的还有一个活儿：送粪。冬天连队积攒了不少马粪、牛粪、人粪，春种前把这些粪装上大车，卸到地头，再撒到田里。红卫队基本上独立劳动，与老职工接触不多。这样干了几个月，场里决定解散红卫队，把北京知青们分配到各个连队去，我和另外十几个人被分配到三连。

三连在柳条河南边不到10公里的样子，再往南约5公里就是哈巴公路了。我们到三连以后还是先分配到农业班，干的活儿就多了。如起圈，把马圈、牛圈、羊圈里积攒的厚厚粪便挖出来、清干净，堆起来沤肥，有时还要掏旱厕所里的人粪；如跟车，跟着车把式赶的胶皮轱辘大车，搬、运、卸跑运输；如收获燕麦草，首先是割草，使用的工具是新疆特有的扇镰，长木把的底部装一只半米长的大镰刀，人站立着贴着草根挥舞镰刀，一片燕麦草应声倒地。干这个活儿需要力气，也要摸索技巧，但还是难免腰酸腿疼，搞不好还可能伤到自己。其次是装车，将散落的燕麦草归拢成大堆，马车或汽车过来，我们用长把铁叉或木叉铲草装车，车上有人接应将草铺平，越铺越高，最后要将叉子举过头顶，才能把草送上去。有的老职工一叉子下去，能叉几十斤草，既有力气也有技术，我们慢慢也有提高。如此这般，很快就到年底了，北京知青纷纷申请到马群去放马。

好几个青年学生被分配到马群，兴高采烈、摩拳擦掌。我能不能去，领导始终不松口。大约11月间，连指导员黄长丰找我，这是个50年代入疆的老兵，老成持重、待人严谨。他说经研究，决定让我做连里的代理司务长。我虽不情愿，也只能服从组织决定。连队职工100多人，加上家属小二百人的吃喝日用，司务长都要管；连队食堂的柴米油盐酱醋菜肉，更是不能不管；还有各个马群的后勤供应，也是必须管。

我先从改善食堂饭菜入手，制定的食谱包子、饺子、面条、炒菜、炒肉、炖菜、炖肉，每天不重样，大家高兴。我还骑马到北部的6连去赶了2只毛驴回来，拉石磨碾黄豆点卤水豆腐，既给食堂增加菜品，也卖给家家户户。后来一只毛驴半夜被狼吃了，但基本没有影响豆腐供应。连里还派人帮助挖了一个大菜窖，我从哈密采购了很多白菜、圆白菜、土豆、胡萝卜、皮牙子（洋葱）等，存到窖里供应食堂、马群和职工家庭。我经常赶着一辆马拉或牛拉的小炮车，给各个马群送米面肉菜等生活物资。总之我工作努力，连里上上下下也都满意。

司务长配有坐骑，我虽没能放马，也可以骑着马到处跑了，但我还是希望能去马群工作，便尽可能参加与放马有关的事情。马驹子长到约一岁，要在屁股上打火印，就好像身份证一样，为的是方便人辨识。打火印是个危险的工作，牧工把一群马驹子赶入马圈，人要在马跑过身边的瞬间抓住马的右耳和掰住马嘴，把马头向左上方掰扭，让马失去重心摔倒在地，人压在马身上，有时要二、三个人才能压住，负责打火印的拿着烧得通红的烙铁，在马的左屁股上使劲按住，冒出滋滋响的白烟，闻到焦煳的味道，大家才放手让马跑去。我有一次没抓住马耳朵，马飞起后腿踢到我脑门子，晕晕乎乎了好几天，眼镜也碎了。还有，为了防止传染疾病而给马群打针。建一个狭窄的、长长的木栅栏通道，把马群赶进去排队，人站在栅栏外边给马屁股打针。这个活儿没有危险，但也很费周折。

我当司务长一段时间，指导员黄长丰和连长都调走了。当时马场扩大规模，把西边相邻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团场划过来，几乎整个巴里坤草原都属于马场了。过去连队直属场部，扩张后变为连——大队——场部三级设置，黄长丰等各连队的主要干部，都调到新组建的大队担任领导了。新任三连指导员郭传经是个大学生，与北京知青相处融洽，我多次向他申请去马群放马，他最终同意。

大约1969年11月，连里分配我到十群放马，但交接司务长工作要查账，查出我的账目亏损2400元，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我的主观原因，一是菜窖没有经常通风，大白菜烂了800元，二是卖米面油和菜等足斤足两，不计损耗，三是食堂饭菜定价偏低。客观原因，连里会计因受政治审查被停职，在一年时间里没有会计监督我的账目。组织上很宽容，没有追究、处分我，决定把亏损额按挂账处理。80年代中和90年代初，我回马场探望时得知，这笔亏损一直挂在三连的账上。交了司务长工作，我到十群报到，如愿以偿成了一个牧马人。

马场的马群分两种，大马群和驹子群。大马群又叫儿马群，儿马即公马，强悍的能占有十几匹母马，弱一点的也能有七、八匹，自然形成一个个小群。一个大马群可以有十几个这样的儿马群，大约一百几十匹母马。这些母马一年一胎生育小马，小马三个月大就要与母马分开，送到驹子群饲养，长到约一岁打火印，大约二、三岁左右就可以向部队输送军马了。70年代的解放军已经没有骑兵部队了，但大量运输任务如炮兵驮炮、后勤运送物资等，仍然需要马匹。80、90年代以后，部队建设越来越现代化，不再需要军马了，军马场因此萧条、落败，这是后话。当时的马场对各连队的母马群统一编号，三连的是九、十、十一、十二四个群，还有一个不编号的驹子群。大约于1969年初，连里抽调了一些北京女生，到驹子群放马。女孩子放马，一时间成了轰动的新闻。大约1969年5月，场里决定在二连组建一个女子放牧班，把三连的郭义和闫红歌调过去了。

十群的定居点在南山坡上，有一个很大的马圈和儲存燕麦草的棚子，还有一间很大的土坯房，除了夏天的6、7月和8月上旬进山里放牧，其余时间我们都住在这间房里，轮流值班看护马群。巴里坤草原9月入冬、5月入春，一年里多数时间都是白雪皑皑。牧工的标准装备：一件盖过脚面的老羊皮大衣、一条老羊皮裤和一双长筒毡靴，我们每天棉衣棉裤外面，还要穿上这几十斤重的装备，才能到冰天雪地里放马。

巴里坤马是蒙古马的一种，积雪再厚也能刨开雪吃下面的干草。因此整个白天和晚上前半夜，都让马群散布在南山坡自己找草吃，半夜将马群赶回圈里，补饲少量玉米、豌豆、高粱米和较大量的燕麦草。马群吃饱后赶出圈外，它们就会一溜小跑，奔向柳条河去喝水，喝完水再将它们赶回南山坡的圈里休息几个小时，天就快亮了。这样日复一日，群里的几个牧工分班轮流，一刻不停都有人守候在旁，观察马群是否有异常情况，如是否有病马，是否有母马快要生产等等。发现病马要及时把它赶回圈里，通知兽医来治疗。冬天是马群产驹的高峰期，对待产的母马要贴近查看，一旦临产必须在旁看护，直到马驹站起来吃上母奶。对那些站不起来的小驹子，要帮助撕去胎衣，手扶它站起来，否则马驹就会冻死。个别十分弱小的驹子，还要设法避开母马的攻击，把它抱到屋里取暖。

正常情况下，马群分散在坡上吃草，值班的人可以找个背风的坡，在齐腰深的雪里挖个洞，半躺在洞里躲避严寒。但如果有异常动静，就要立刻翻身上马去应对。譬如马群突然受惊四散奔跑，你就要快马跟上，逐渐稳定它们并清点数量，如发现有跑散的儿马群，还要四处寻找赶它们回来。冬天的草原经常有暴风雪，狂风卷起雪花排山倒海般吹来，搅得昏天黑地、不辨方向，柔软的雪花変得像刀子一样，打在脸上疼痛难忍。遇到这种情况，马群往往随风狂奔，我们也必须放马跟上，直到马群在风小的地方停下，再慢慢辨识回家的路。

冰雪无情但也能给人带来快乐，每当雪后初晴，不值班的牧工就会骑马到雪原上，循新鲜足迹寻找觅食的狐狸或野兔。新雪又厚又软，狐狸和兔子跑不快，骑马追上俯身用马鞭抽打，可以收获狐皮和兔肉，其乐无穷。我曾写过一首诗《大雪夜牧》，记述当年的生活：

龙争虎斗苍穹暗，败甲残麟落满天。

还我天山真面目，万里冰封朔草原。

狂风乱作如针刺，人睏和衣卧雪渊。

会当飞猎狐和兔，百里奔袭入梦甜。

夏天进山放牧，则是另外一番景象。大马圈沟和小马圈沟是三连的夏牧场，十群和十一群的放牧区是大马圈沟。离沟口很远就听到涧水的轰鸣声，穿过一片从山上延伸下来的松林，就是宽阔的、布满大大小小石块的河道，其中不乏巨石，可见这里曾经有过大水。现在的水不能算大，但流速很急、声音很响，由于这里比较宽阔，就成为我们赶马群来饮水的地方。沿着涧水右岸上行，到了一东一西两座山镇守的沟口，东边的山笔直陡峭，骑马也不便行走，西边的山则有缓坡和台地，便于放牧。在靠近涧水边坡的台地上，建有一个石头垒砌的小屋，分配给十群使用，但只能容几个人栖身，其他人还要搭帐篷居住，十一群则全群牧工都住帐篷。石头房子外面搭了一个炉灶，两个群的一日三餐，都在这里解决。抬眼望去，身边的两座山高大巍峨，从上到下长满了松树，青翠碧绿、生机盎然。远处则是山外有山、层峦叠嶂、郁郁葱葱，最高的地方还隐约可见皑皑雪峰，那里的海拔已在4000米以上。

我们在山里依然日夜轮流值班看护马群。由于东边坡陡林密草疏，所以尽可能让马群在西边山上活动，但也总是有个别儿马群悄悄跑下山涧，钻到对面树林里去，我们也只好钻进去寻找，免不了被树的枝杈划破衣服甚至皮肤。西边山松林的间距大，林子里的草生长茂盛，还有山梁和台地，适合马群分散进食。树林的上面又有高山草甸，马群穿出树林就可能越爬越高，为了防止危险，我们下马端坐在高处，不让马群上来。山里的温度低，白天还是要穿棉衣棉裤，晚上也至少裹一件棉大衣。“山里的天，孩儿的脸，说变就变”，一次我早上值班时天气晴好，突然一阵狂风和雷鸣闪电，下起了瓢泼大雨，我棉衣、棉裤淋了个透湿，过一会儿雨停了又是晴空万里，大约中午时分，棉衣棉裤又都晒干了，着实感受了天山的神奇。

在山里放马，经常遇到或看见马鹿、山羊、大头羊、野猪等动物。群里配备有一支三八式步枪及几颗子弹，目的是防身但偶尔也会用来打猎。记得有一次十一群打了一只野猪，分给我们一些肉，我们到草原上采摘新鲜蘑菇来炒肉，非常美味。

还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极其深刻，终身难忘。听老牧工说，东边山上有一道梁可以通到小马圈沟，于是我在一个不值班的日子骑马上山，到达草甸子的高度后，向东穿过山涧到对面山上，寻找了好一会儿，才在下方找到了一条东西向的山梁。山梁的入口很小，不易被发现，山梁的下边和上边都是松林，因此在远处特别是下面，根本看不到这里有条梁子。进入梁子我惊呆了，梁上开满赤橙黄绿青蓝紫各色鲜花，而且花朵出奇的大，我从未见过如此大的野花。没膝的野草青翠欲滴，簇拥着上面的花朵争奇斗艳。花朵们随风舞动，仿佛在向我点头致意：“欢迎来到花的世界”。看着梁上梁下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环抱着这一片花海，我当时的感觉是此景只应天上有，这就是所谓天堂吧！我小心翼翼地驱马前行，生怕踩坏脚下五颜六色的花毯。在山梁上盘桓了一个小时，终于下到了小马圈沟，到达十二群的驻地。这样的自然美景可遇而不可求，我一辈子只遇见过这一次。但正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经历过大自然洗礼、熏陶的人，对任何人造的雕饰，恐怕都提不起兴趣。

当年我曾写过一首诗，反映南山的牧马生活：

云内青山云外峰，马踏深山不见踪。

树郁峥嵘漫天际，石怪嶙峋卧绿丛。

数见雷鸣惊落雨，履闻涧舞跃长空。

却问牧人向何去，笑指苍山几千重。

以上所谈，是我在马场5年的主要工作经历，那么我的政治、思想、心路历程又如何呢？1998年是我们到马场30年，有悔还是无悔，是知青们的争论话题，后来知道了但不想参与争论。人的成长道路千差万别，不能要求有统一的认识。倏忽又将近30年过去，我基本坚持当年的认识，但也有的问题需要完善。

下面的文字，是在1998年文章基础上，做了少量修改。

马场虽然地处偏远，但并不是世外桃源。每次，只要千里之外的北京有一点政治动静，这里就会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掀起“阶级斗争的风浪”。阶级斗争，有斗争对象，有依靠对象，有团结对象。我的父母有“严重问题“，显然是不能依靠的；但我本人成分是学生，没有复杂的历史问题，又是在学校入的党，因此可以归于“可教育好子女”之列，算是个团结对象。

那个时代，所谓团结对象，亦即不可信任分子，要随时注意他的动向，保持高度警惕。于是，基干民兵，我不能当；选先进、评“五好”之类，即使群众一致同意，领导也不敢批准；党员予备期，五年、六年、七年，仍不能转正；清理阶级队伍，我一度被列入另册。我出身于干部家庭，从小过集体生活，受的是信仰共产主义、作党的事业接班人的教育。“文化大革命”前，我长期是学校里的“尖子”，担任班、团干部，可谓“一帆风顺”，自己也常常有志得意满之感。可是，一场暴风骤雨之后，我突然从颠峰跌落谷底，从天上掉到地上。过去，我是自己所热爱的队伍中的一员，现在却成了队伍里的嫌疑分子。对于不谙世事的青年来说，如此巨大的反差，带来精神上难以忍受的创痛。

那些年，每当我读到唐朝诗人王驾的诗句：“雨前初见花间蕊，雨后全无叶底花。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总是联系自己的遭际，感慨不已。

应当特别说明，我的遭遇是由国家和社会的大环境决定的，并不是马场的领导和党组织对我有什么偏见，相反他们是宽容和大度的。我出身不好，政治上不符合当时基干民兵和先进模范的标准，但让我代理司务长，以挂账的方式处理我的亏损，委婉传递的信息却都是信任。清理阶级队伍是“文化大革命”的阶段性任务，有自上而下的要求，处于边境地区的马场必须按上边要求拟订名单，我也必然榜上有名，但最终并没有清理我 ，显然是有马场的最高领导拍板决定。

马场的最高领导是政委冒月鸿，我到十群后一次听美国之音广播，被人告发收听敌台，冒政委在全场干部大会上点名批评。我听说后要求与他面谈，向他陈述马场信息闭塞，听美国之音是为了多了解世界局势，并不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他表示理解，但也要求我今后不要再听了，没有任何颐指气使、装腔作势。他还仔细询问我读了哪些书，并谈了他对一些书（如《红楼梦》）的看法，向我推荐《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劝我多读毛主席著作等等。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他始终和颜悦色给人以温暖。当年，一个“收听敌台”是可以给人定罪的，但冒政委却不动声色把事情压住了。

我后来听说，他原是某上层军事机关的现役干部，因得罪人而被整肃，下放到非现役的基层，不知确否。我想可能是有这样的经历，他才感同身受，在处理人的问题上十分慎重。1972年我调离马场前，场党委批准了我的党员预备期转正问题，说明马场组织和领导，对人是高度负责任的。

还应当说明，尽管个人遭受不幸，我对主导当时社会的政治思想路线并未有丝毫怀疑。相反，我完全接受关于“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并且自觉地用这个理论来观察社会，观察别人。一方面，我是当时政治路线和思想理论的受害者；另一方面，我又是这一路线和理论的捍卫者。同时扮演双重角色，必然要在思想上寻找平衡点。我阅读历史，发现举凡大的社会变革，如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群众起来，各种势力交织在一起，难免有无辜的牺牲者。我想，“文化大革命”自然也不例外，如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需要我做出牺牲，我应当毫无怨言。只要春色尚在，在不在我家，倒无关紧要。就这样，我找到了支撑自己的平衡点。

至今，每当我回想起当年那扭曲的心态，仍会感到阵阵苦涩。但是，我也始终不愿彻底否定那心态。毕竟，甘愿牺牲的出发点是纯洁的，丝毫没有现在社会上到处弥漫的金权的臭味。

现在的许多书籍、文章，反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的遭遇，往往是苦难连着苦难。其实，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据我的体会，世界上最卑贱、最微不足道的人，生活中也有欢乐。劳动的欢乐，与朋友交往的欢乐，获取知识的欢乐，欣赏大自然美景的欢乐，这都是天赋的、苦难命运也剥夺不去的人权。

伊吾军马场，是我告别学校生活、走上社会的第一站。以前，也有机会接触工农，但身份还是学生。这次，则是投身社会底层，成为普通百姓的一员。至此，我才真正了解工农大众怎样生活，怎样工作，才真正深入到他们的感情世界。那些朝夕相处的老牧工们，王发财、张厚世、程宏毅、杨宏根、程爱、庞国禄、安登玉……，他们手把手地教会我劳动的技能。骑马、放马、压马、套马、相马、驯马、观察病马、为母马接生、打火印、分群、检疫……。

每当向部队输送一批军马，每当听到或看到马群风驰电掣般地从身边跑过，我就会觉得自己与老工人一样，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心中油然升起劳动者的自豪感。那些老工人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默默无闻地为社会作出奉献，自己从社会得到的却是极其有限。他们对生活没有很高的追求，因而很容易满足，总是充满快乐。他们也有缺点，有时狡猾、自私、斗小心眼，即使这样时，依然透着朴实。他们有自己评判是非曲直的标准，从不受上层社会政治风云变化的影响。只要你正直、诚实、能吃苦，他们就信任你、看重你。和他们在一起，不用担心背后会射来冷箭，能体会到做人的尊严与乐趣。

离开马场以后，我教书，做编辑，做理论研究，一晃50多年了。回想起来，马场5年是我一生中最脚踏实地的一段时光。5年间，我仿佛从泥土中汲取力量，之后，才能在人生阶梯上艰难登攀。

从北京一起到军马场的青年学生共108人，后来又来了几百乌鲁木齐学生。此外，还有各地分配来的大学生。那时，大家都正年少，充满朝气和热情。在共同的生活、工作中，我与不少人结下深厚的感情。有的人，过去虽然相识，但真正相知，却是在马场。这些人中，不少和我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变故，历经种种坎坷和挫折。但是，大家都尽力超然“物外”，彼此很少诉说个人的不幸。朋友相聚谈论的，是世界的事情，国家的事情，马场的事情；交流的，是读书的心得和走上社会后的人生体验。大家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从友谊中汲取力量，获得慰藉和快乐。那时，大家都是孤身一人，远离家乡的亲人，这种友情更显得格外珍贵。犹记得，几乎每逢休息，我都不惜骑行几十里，与朋友聚会。偶尔不出门，也一边作内务，一边盼望有人来访。

离开马场以后，或因山河阻隔，接触无多；或因经历不同，共同语言渐少；或因工作缠身、生活担子重，无暇顾及，渐渐与过去的朋友疏远了。我想，这大概就是所谓人生聚散本无常吧。但是，无论怎样，那段人生旅途中结下的友谊，永远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

“文化大革命”中因“家庭问题”而影响一个人政治上的沉浮，是不公正的。但就个人的成长来说，这也未必全是一件坏事。毛泽东说过，地位的变迁，无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他还曾引用司马迁的话来说明这一点：“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违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据个人的体会，人经变故跌入社会底层，至少有两个好处。

一是能比较冷静、客观、深入地观察社会。记得是在“评法批儒”之潮中，我曾写过一首打油诗：“昏吃蒙睡又一天，不知今夕是何年。据云国中多建树，革命新贵尽开颜。老将却道不如昔，牢骚怨言飞满天。我亦不知谁正确，闲来无事听唱片。”诗中的情调是冷峻、迷茫的。并透出内心深处对“四人帮”一伙的不满和嘲讽。这种冷眼看世界的态度，是由当时我所处的地位决定的。有了这段经历，我对毛主席经常说的“卑贱者最聪明”，才有了真切实在的体会。

地位变化，失去权势依靠的第二个好处，是可以促使人发愤自强。我的朋友杨镰曾写过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无从悬想身后事，不应遗恨少年时，”真实地反映了我们这些人虽身处逆境却不甘沉沦、奋发向上的情怀。不留遗恨的具体表现，除了努力作好本职工作，就是刻苦学习，认真读书，用知识充实自己的头脑、丰富自己的人生。

我自知由于政治的原因，这一生大概是没有机会上大学了，因此下决心自学打好文化基础。回想起当时读书的情景，真是手不释卷，如饥似渴。不管是经典著作，还是教科书、工具书、普及读物；不论是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历史学、文学理论，还是诗歌、散文、杂文、小说、戏剧、回忆录；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只要能找到的书，就要设法搞来读。每天，除了工作或会朋友，就是读书。特别是每当夜深人静，在煤油灯下一边读书，一边凝神思考，细细品味所读的内容，真是其乐无穷。

我读书，有两个习惯，一是作笔记，将要点抄录下来，有的甚至全部抄录。例如，从杨镰处借得《古诗源》，原原本本，我夜以继日用半个月时间全部抄录。完工的时候，觉得全身精力都要耗尽了。一是写心得，有的是读一本写一篇，有的则是读一段写一点。我读《红楼梦》，就是读一、二章，写一篇体会，二三个月下来，集成一本。我读书的速度比较慢，但快与慢是相对的，积慢可以成快。马场5年，是我一生中读书最多的时期。我没有大学学历，但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却被红旗杂志选中作经济理论宣传和研究工作，主要是得益于马场5年间（还有后来大同一中５年），自学打下的经济学理论基础。那5年是我一生中精神生活最充实的一段时期，几乎每天都有收获。高尔基把社会当成大学，对我来说，伊吾军马场就是名副其实的大学。

马场座落在天山北麓的巴里坤草原上，这里冬天“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处处银装素裹。我们穿着数十斤重的老羊皮大衣，老羊皮裤和毡筒，冒着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在没膝的积雪中放牧，追狐狸，打野兔。此时，即使是文弱书生，也会凭添几分粗犷豪放。夏天，随马群进山，则眼观青山、碧水、绿树、蓝天、白云，耳听松涛似海啸，涧水如雷鸣。每有晴雨，草坡上到处有硕大鲜美的草蘑破土而如；时逢春初夏末，美丽的山花遍布山野。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之中，纵然是彪悍之士，也难免生出似水柔情。巴里坤草原辽阔无垠，人烟稀少，没有城市的喧闹，文化生活也比较单调，但是我们却能尽情欣赏大自然的壮丽，体会她变幻无穷的韵律。

拜伦的诗曾经描述：人置身于自然之中，坐在山岩，对着河水，觅入树林，走进那从没脚步踏过的地方，和人的领域以外的万物共同生活，这不算孤独，这不过是和自然的姣丽展开会谈，打开她的富藏浏览。然而，如果是在人群、喧嚣和杂沓中，成了一个疲倦的游民，茫然随世沉浮，周围尽是阿谀、追随、钻营和求告，到处是不可以共忧的、荣华的奴仆，没有人祝福我们，也没有谁可以祝福，这才是举目无亲，这才是孤独。

对拜伦诗中所蕴含的深刻哲理，我是到马场以后才深切体会到的。

马场5年，我们终日依偎在大自然的怀抱，陶冶性情、净化灵魂、实现自我。后来，我又返回城市，却常常感到茫然若失。人就是这样，千方百计得到的，却是自己最不想要的。几十年了，每当我在尘世的喧闹中感到孤独，就会怀念起当年的“烟霞闲骨胳，泉石野生涯”。

“文化大革命”后，常常可以听到“被耽误的一代”的说法，我认为，确有一些人如理工科天赋较高的人被耽误了，但用它来概括一代人是不全面的。在那动乱年代的风云变幻之中，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磨难，失去了许多本可以属于我们的东西，但是在逆境中，我们也得到了许多一帆风顺的人所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当年，保尔·柯察金审视自己青春的苦难经历，得出“我所得到的还是比失去的多”的结论。我认为，用这句话来概括我们这一代人，同样是恰当的。

每一代人都有成为自己骄傲的独特经历，我们这一代人的骄傲，就是在上山下乡之中经受磨难、积蓄力量，在随后的改革开放事业中，发挥重要的开拓和推动作用。

文章来源：公众号“醉在夕阳里”，2025-06-28

原文标题：人生之路 | 黄小虎：我的伊吾军马场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