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三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口号穿过历史的烟云，激荡着所有人，也再次彰显了人民在国家历史与现实中的主体地位。回望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抵御外敌入侵的过程中，一再失败，直到抗日战争才取得完全胜利？这一百年，中国人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何成长为改天换地的力量？

老田从中国革命的经验中出发，告诉我们秘密就藏在从“劳动群众”到作为政治主体的“人民”的转化过程中。他认为中国革命的独特贡献在于：在阶级革命的旗帜下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群众动员；其核心路径是通过红军和基层政权建设，寻找并培养“关键少数”的积极分子，进而带动广大群众觉悟与组织化，从而实现政治领导权支持的行政公共化与群众化。这不仅提升了行政执行力和动员效率，还避免了国民党式基层政权的“内卷化困境”。正是这种革命路线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打跑了船坚炮利的日本侵略者。

老田总结，革命的本质是“推力克服阻力”的过程，这种推力来源于劳动群众政治主体性的成长和组织力量的凝聚，即群众的觉悟、组织与斗争过程本身，同时，这也是认识和知识进步的过程。相反，若只停留在对旧世界的口头否定，而忽视群众主体性成长与政治公共性的建设，就会陷入或“左”或右的误区。

当下的世界与中国都充满新的矛盾和挑战，这种从中国革命中发掘出来的历史经验显得尤为宝贵。但是时移世易，过去的经验还适用于今天的世界吗？青年该如何更为积极主动地参与世界的改造？如何“打捞”劳动阶级的政治公共性，并把握群众觉悟、组织与斗争的核心路径？老田老师将于9月13日晚19:30做客诚食讲座，与大家共同探讨这些问题。感兴趣的读者，敬请关注后续的讲座预告！

作者 | 老田（民间学者，长期致力于中国革命和毛时代的历史与政治研究，试图以社会科学的语言，再现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责编 | 云岫

后台排版 | 童话

劳动阶级的政治公共性是否存在？其内涵是什么？这是理解中国革命和人民史观的首要问题。

中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阶级革命的旗帜之下，实现过大范围的普遍群众动员与再组织工作的革命，劳动群众如何成为创造历史的人民，这场革命留下了独一份的经验。

革命最初阶段的动员工作，是红军分兵发动群众，组成小分队深入村庄，结合土地革命的斗争实践，寻找并激活最可能率先觉悟的关键少数，然后，依托这批先觉悟分子，作为组织核心，去引领群众前进，这样的领导权建设过程，才是实现群众觉悟与组织奋斗的关键路径。

根据地建设复制了红军连队内部那种新的政治气象——以领导权建设支持行政公共化与群众化。在长岗乡和才溪乡调查中间，积极分子众多的基层苏维埃，组建各种委员会，把群众的生产生活，都管好搞活，同时，还实现了高水平的人力、物力资源动员效果。

此种革命路线的实现路径与公共性内涵在于，以政治领导权建设发掘和激活众多积极分子，以提供自下而上的基础性支持，然后在官兵平等基础上实现行政权公共化和群众化。这不仅极大地提供了行政执行力和动员效果，还极大地降低了行政运作成本，走出了国民党基层政权建设的内卷化困境。

国共竞争的真正逻辑，是在这个关键的领域决出胜负——谁能够动员群众高水平的自觉自愿支持。借用儒家的王道霸道两分法，共产党的成功，在于建设了群众性的王道政治支持力量，在王道支持下结合霸道最小化，实现了高水平的执行力与动员效率；而国民党则只有霸道一策，而且还是失灵的霸道。

按照毛教员在七大上的看法，共产党作为劳动阶级的政党，其唯一主营业务，就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九的群众；而团结群众的路径，就需要寻找和激活关键少数，据以引领多数人共同前进；这样一来，劳动阶级的政党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分子，或者群众的先生，就需要在有机知识分子轨道上推进认识进步，实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认识循环。这样，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是一种据以实现群众革命力量的政治实践的集结，还是一种理论认识进步的路径；而有机知识分子的意义在于：不存在此种政治实践过程之外的知识，知识或者认识进步本身是内在于这样的政治实践过程中间的。

劳动阶级的政党，是经营和实现阶级政治公共性的中介。

对旧世界的否定，是从革命性的人民的政治主体性觉醒和政治力量成长开始的，用这种新形成的推力，去克服旧势力制造的阻力，然后，革命才能够获得胜利的。显然，不从推力形成过程，不从推力克服阻力的对照视野，去看问题，就是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思维，或者忘记了劳动阶级的政治公共性所在。

马克思提到，无产阶级要上升为统治阶级，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结合革命对旧世界的否定过程，我们会发现：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和思维方法，是从群众觉悟与组织奋斗力量的形成过程开始的，有了这一份新形成的推力，才能够克服旧势力制造的阻力，革命进程就是依靠这样的推力去克服旧的阻力的过程。

推力克服阻力，不仅是一个革命进程的力量博弈过程，也是一种世界观或者方法论的起点，从劳动群众转化为政治主体人民的角度出发，去看问题。在这里，是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从群众觉悟和组织起来奋斗，新的推力克服阻力，争取群众支持并逐步夺取对立面的群众基础，这所有的努力，都存在着内在一致性；尤其是，群众性的认识进步和觉悟过程本身，就是认识自身处境和团结协作追求解放道路的认识与实践过程，理论和认识进步，从来都是内在于群众性的觉悟组织与斗争实践过程的。

常见的误区是：只会从阻力出发看问题，以一种口头上对旧制度旧势力的彻底否定，去遮蔽新的推力形成条件与路径，以口嗨革命的彻底性，去遮蔽乃至于反对新的推力形成路径与政治公共性——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这样纯左派误区，就是丧失了无产阶级专政思维，忘记了政治公共性的实现路径及其与认识进步的内在一致性。

从中国革命的经验出发，可以看到，哪怕是很真诚的旧世界批判者，也往往看不到劳动群众转化为人民的路径，也看不到相关的政治公共性内涵，与这样的致命认识盲点相关，第一批出来批判旧世界的人，往往无法坚持革命到底。其中的典型代表人物，就是陈独秀，他彻底否定农民和红军的革命性，事实证明，不是农民不行，而是陈独秀自己的眼光不行。

马列主义作为旧社会的掘墓人，是提升觉悟与组织奋斗的思想指南，但是，中共早期读马列书最多的一群——王明教条宗派诸公，却是对革命事业危害最大的一群，他们的教条主义方法，导致根据地和红军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这样的错误，并不说明马列主义不行，而是他们阅读理解马列主义的方法，存在着方法论层次的盲点，这就彻底扭曲了马列的基本原理——不从无产阶级专政或者领导权角度出发去看问题和思考问题。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选择一样，三次左倾路线的认识论盲点，一样是看不到人民主体性成长与相关的政治公共性的实现方式。

旧世界的第一批批判者，拎着脑袋干革命的人，他们中间的多数，都没有革命的政治公共性观念，这样的经验事实本身，就是有认识论价值的。由此，早期党内高层多数，就长期停留于盲动主义阶段，反对毛教员的政治现实主义，在中央苏区时期就搞了三次非毛化。

而在盲动主义与政治现实主义之间，存在着世界观的不可通约性，由此，走不出来，就往往会陷入各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八股文风的认识桎梏。这恰好说明，在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中间，对革命者的主观世界改造要求极高，远大于多数人自愿接受的最高水平，由此，才会反复出现各种盲动主义认识桎梏。

从人民革命的政治公共性出发，核心理路是探寻无产阶级专政的落地路径，追问劳动群众成为人民的路径与政治公共性内涵。应该说，这样理论努力还很少。

时至今日，相当一部分青年人还是找不到出路，对于旧世界的否定性思潮，再一次重新出发。跟革命时代党内高层的不足一样，看不到劳动群众领导权的方法论盲点，依然大量存在，本能地从阻力出发看问题，甚至，根本不关注推力如何形成与起作用，这构成那种“作为对手的弱小”状态，同时也带来左翼思想内部的长期口水战。如何打捞无产阶级专政眼光与领导权思维，找到劳动群众集体求解放的政治公共性，依然还是一个重要的认识缺陷。

这样的认识盲点，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一再被复制出来，正好说明：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否定性，在革命时代，是源自党内高层对于错误路线的执着；在执政之后，则是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联手的向后看趋势。总之，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外部敌人，真正的否定性力量源自内部。毛教员晚年对这种现象，有一个著名的诊断，他认为走出这样的认识论盲点，需要完成世界观的革命性转变。

毛教员尤其坚持，在共产党执政条件下，共产党服务于劳动群众政治领导建设，这个主营业务依然需要继续推进，在阶级社会灭亡之前，共产党还不能够放弃此种“阶级政治的狭隘性”，转型为全民党。

对于劳动阶级政治公共性的认识不足，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依然大量存在。由此，对于革命的肯定性和赞誉，也往往下降为对革命家群体个体的肯定，而没有对于人民革命力量形成与相关政治公共性的发掘。表现在古代史的重新阐述中间，同样也只有高扬贵族政治主体性的扭曲认知——例如吴晗高举清官和翦伯赞虚构让步政策，这些，都遭遇到毛教员的强烈批评——说他们是方法论的国民党，看不到人民的政治主体性成长路径。

我们回顾革命的历史，以及系列革命政治的公共性方面的争论，目的是帮助形成有关政治公共性的路线自觉；对于那些愿意觉悟的人来说，把劳动阶级的政治公共性，自觉地打捞回来，避免在无意识之中成为方法论的国民党，能够由此提高辨识各种歪理邪说的能力。

二〇二五年九月五日

原文标题：群众路线与人民史观：人民政治主体性的成长与力量生成路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