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什么一名印度尼西亚（下文简称印尼）革命者会辗转于厦门、上海、香港和福建乡村？英国、荷兰等殖民政权又为什么能够跨越管辖边界，在中国的港口城市对他进行监控和审讯？谢侃侃老师以丹·马拉卡在中国的流亡生涯为线索，串联起印尼革命、中国近代史与亚洲反殖解放运动。在这一视野下，中国的港口城市既是革命者的避难所和联络枢纽，也是帝国情报监控与警务镇压的前线。

丹·马拉卡是二十世纪印尼重要的革命者，曾于1925年提出建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政治设想。1926—1927年印尼共产党起义失败后，殖民地内部的革命网络遭到重创，丹·马拉卡与同志建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党（PARI），试图摆脱共产国际的直接支配，通过曼谷、新加坡和中国港口城市来维系革命活动。PARI的实际规模有限，却因其跨越殖民地边界的组织方式，在殖民情报机关的档案中被放大为一个危险而无处不在的革命网络。

在流亡中国期间，丹·马拉卡主要从事理论写作和干部训练。他的经历让中国的半殖民地处境变得具体可见。租界、华界与殖民地之间交错的主权边界，既是帝国统治的基础，也留下了革命者可以利用的缝隙。航运、邮政、电报、银行和侨民网络为跨境革命提供了基础设施，同时也被殖民警察追踪革命者所利用。围绕对丹·马拉卡及其他革命者的追捕，英国、荷兰、美国等殖民势力交换情报、协调行动，形成一种跨越帝国疆界的“帝国主义团结”。因此，后来被视为冷战特征的跨国反共合作并非二战后才突然出现。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亚洲的殖民帝国已经在共同镇压左翼和反殖运动的过程中建立起了一套跨境合作机制。沿着一个流亡者的足迹，我们看到的不是一段孤立的英雄传奇，而是一张中国史、东南亚史和全球殖民史彼此交汇的亚洲革命地图。

点击此处《诚食讲座 | 谢侃侃：租界里的通缉犯——一名印度尼西亚革命者在中国的流亡岁月（1927—1936）》，可以观看讲座回放。

主讲人 | 谢侃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系长聘副教授，关注广义“马来群岛”地区的历史及当代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左翼运动、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及去殖民、冷战中的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等。

文字整理及校对 | 侯农 贾克敏 芦苇 粥粥

责编 | 非文、青松

审核 | 谢侃侃

后台排版 | 净怡

关押丹·马拉卡的香港域多利监狱（Victoria Prison）与狱中的丹·马拉卡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租界里的通缉犯：一名印度尼西亚革命者在中国的流亡岁月，1927—1936》，主要探讨一位叫丹·马拉卡（Tan Malaka）的印尼革命者，如何与近代中国的港口城市发生联系，如何在帝国的夹缝中流亡；以及中国如何跟世界革命，特别是全球南方的革命、反殖民、反帝国主义运动息息相关。

丹·马拉卡是20世纪印尼最重要、最具传奇色彩的革命者之一。他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曾经辗转活动于厦门、上海、香港和福建。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听众来说，这个故事非常陌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印尼革命到最后并没有取得胜利。虽然印尼在1945年获得了独立，但它的左翼在1965年的“九三〇事件”中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在60—90年代的苏哈托新秩序政权时期，印尼左翼的历史被系统性地清除出印尼的国家历史。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丹·马拉卡作为左翼革命者，他的历史并没有得到印尼官方的叙述和言说。其实，丹·马拉卡当时的角色和作用可以跟越南的胡志明媲美，但是因为两场革命的不同命运，后来我们只记住了胡志明，却遗忘了丹·马拉卡。

编者注：“九三〇事件”：1965年9月30日夜，以翁东中校为首的一批印尼军官先发制人，抓捕并处决了多名陆军高级将领，声称要挫败陆军内部预谋推翻苏加诺总统的“将领委员会”。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随即接管局势，将事件定性为印尼共产党策划的“共产主义政变”，以此为由发动大规模清共清洗。随后数年里，数十万印尼共产党员及被怀疑同情左翼的民众遭到屠杀，苏加诺被逐步架空并于1967年下台，苏哈托由此开启长达三十余年的威权统治。

此外，还有一个需要澄清的事情：大家如果去搜丹·马拉卡的名字，在很多中文网页上会看到一个错误的翻译方法。他的名字被很多东南亚华人翻译成“陈马六甲”，在东南亚，Tan和闽南语“陈”的发音一样，所以很多人就以为丹·马拉卡有华人血统。但这是一个误解，Tan实际上是苏门答腊米南加保族（Minangkabau）的一个家庭称号，马拉卡是他的名字，所以我们在翻译的时候最好还是采取音译的方式。

这次讲座，我想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丹·马拉卡这样一个印尼革命者，他的中国经历如何连接起了印尼的革命、中国近代史和整个亚洲的反殖民运动？我会以他个人的流亡经历作为线索，试图重新理解中国的港口城市在亚洲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我想我们大多数听众来自中国大陆，可能习惯于把中国的革命置于中国的城市空间里讨论：我们熟悉的叙事有中共一大会址在上海，省港大罢工发生在广州和香港等等。但我们忽略了一点——中国的港口城市和租界不仅对中国革命有着重大意义，实际上对整个远东地区乃至整个亚洲的革命、反帝反殖民运动也非常重要。它们不是简单的背景板，而是枢纽和中心。

我的讲座会还会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丹·马拉卡为什么会选择中国作为其流亡或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也许他本身并没有选择，而是被迫如此。那么，这种“被迫如此”又启示我们以怎样的方式去理解中国的租界、港口、本地社会和交通网络以及这些因素对丹·马拉卡的政治活动的影响呢？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我们说，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家对“半殖半封”的理解基本上停留在这样的叙事中：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沦为任西方列强宰割的国家，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真正摆脱这一命运。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理解是不完全的。至少在今天的讲座里，我会进一步讨论：西方殖民帝国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去监控、逮捕并审讯一名印度尼西亚的革命者？一个外国革命者的经历如何帮助我们具体理解中国的半殖民地处境？

大部分听众可能对丹·马拉卡或印尼革命并不是非常熟悉，所以在正式开始前，我会为大家介绍一下丹·马拉卡以及1920—1930年代印尼革命的情况。

1、丹·马拉卡：印尼共和国先驱与革命异端

首先，丹·马拉卡是一位非常富有争议的人物。一方面，他可以被称作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先驱，因为是他率先提出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概念。1925年，他在广州为共产国际工作的时候写了一个小册子，提出印尼独立、建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设想，比1945年苏加诺与哈达签署《独立宣言》早了20年。但另一方面，他是印尼左翼反对派诟病的革命异端，被指为托派，但该指控不实。他信奉共产主义，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又在20世纪20年代末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共产国际的对立面，反对共产国际特别是莫斯科的遥控。他追求民族独立，又屡次跟其他革命领袖发生冲突。

他从一个乡村教师成长为印尼共产党的领导人、共产国际的干部和跨国的革命者，最后成为一个足迹遍及欧洲、东亚和东南亚的传奇人物。1949年，他在印尼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候，却被他为之奋斗的印尼共和国的军队秘密处决。1963年他被追认为民族英雄，却在漫长的苏哈托军政府统治时期遭到历史的抹煞。我前面也提到过，这个政权一直在系统性清洗印尼的左翼历史。所以时至今日，印尼左翼在印尼的政治版图中依然是一个非常边缘的存在。总的来说，丹·马拉卡既是印尼共和国的先驱，也是革命阵营中难以被任何组织容纳的异端流亡者。他的流亡涵盖很多的地理空间和时段，我们今天着重讲他在中国的流亡。

2、印尼共产党1926-1927年起义与革命网络的瓦解

提到丹·马拉卡，不得不提及印尼的共产主义运动。印尼共产党是亚洲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其成立甚至早于中国共产党。早在1914年，在荷属东印度（今天的印度尼西亚），一批左翼的社会民主党成员成立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Indische Sociaal-Democratische Vereeniging，ISDV），只不过这一组织仍然受到宗主国的影响，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我们熟悉的马林。马林率先在荷属东印度建立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后来他被荷属东印度政府驱逐出境，回到荷兰，辗转到莫斯科，最后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到了1920年，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改名为东印度共产主义联盟（Perserikatan Komunis di Hindia，PKH），从更名已经可以看出它变成了一个更加基于本土成员的组织。它在1921年加入了共产国际，并且在1924年正式更名为印尼共产党（Partai Komunis Indonesia, PKI）。

在印尼共历史上发生过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1926到1927年印尼共发起了一场准备非常仓促、以失败告终的起义。虽然丹·马拉卡反对这场起义，但他当时置身海外，无力影响国内政局。当时印尼共产党在爪哇和苏门答腊发动了反殖民的起义，但很快起义被镇压，数千人被逮捕，许多人被流放到荷属东印度群岛边陲的利辜（Boven Digul）集中营。印尼共在殖民地内部的公开组织网络几乎被彻底摧毁。所以在1927年到1945年，印尼共产主义运动只能采取地下活动的方式。

我的博士研究就聚焦1927年以后的印尼左翼运动。我把目光放到印尼以外——我认为印尼共产党虽然在1927年覆灭，但其革命运动本身并没有完全消退，而是大部分运动转向海外。新加坡、曼谷、马尼拉和中国的港口城市，成为新的联络节点。

3、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党（PARI）的建立

在1927年印尼共产党被荷兰殖民政府彻底镇压之后，丹·马拉卡和当时他的几个追随者马鲁丁·达敏、苏巴卡汇聚到未被西方殖民者殖民的独立王国暹罗（后来的泰国），在曼谷成立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党（Partai Republik Indonesia，以下简称PARI）。简单来说，PARI继承了印尼共产党的衣钵，主张建立独立的共和国，摆脱荷兰殖民统治以及共产国际的直接支配。丹·马拉卡意识到共产国际和莫斯科的遥控指挥对印尼反殖民运动非常不利，想努力摆脱共产国际的支配，其建立的PARI也确实在组织上脱离了共产国际的网络，但PARI依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纲领的政党。丹·马拉卡的追随者马鲁丁·达敏在新加坡负责经营地下网络，招募了很多印尼的水手和移民；另一个助手苏巴卡在曼谷负责联络；而丹·马拉卡则在中国从事写作和干部训练。

实际上，PARI的规模非常小，鼎盛时期无非几十上百人，力量非常有限，但是它在殖民政府眼中却非常庞大。一个重要原因是PARI接过了印尼共产党的衣钵，被认为跟印尼共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个原因是PARI的跨国属性——它超越了简单的帝国和殖民地边界，在亚洲很多港口城市都有自己的据点，主要领导人也分布在不同地区。在殖民者眼中，这个组织相当危险。这也导致了后来丹·马拉卡要面对帝国主义多方合作的监控、追捕和监禁，一直处于流亡之中。

在流亡过程中，丹·马拉卡长期受贫困之苦、疾病缠身，与印尼国内的联系时断时续，他能直接训练和调动干部的数量非常有限。PARI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一个具有良好群众基础的政治力量。但另一方面，丹·马拉卡有很多化名，可以频繁进行跨境移动，保持着和共产国际的复杂联系。所以在英国、荷兰、美国和法国的亚洲殖民情报网络中，丹·马拉卡被塑造成一位无处不在的亚洲革命的策划者。因此我们需要关注的，不只是他实际的政治活动对推翻荷兰殖民统治、对印尼政治进程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还需要理解殖民帝国的政府、官员是怎么样制造、理解政治威胁的。

4、殖民者想象中的威胁vs“从监狱到监狱”的政治生涯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丹·马拉卡在中国的流亡时期已经彻底成为传奇。他不仅是殖民档案中的巨大威胁，也成了印尼流行文化的传奇符号，比如下面这张图片，就是以他的故事为原型创作的小说叫《印尼红花侠》（Patjar Merah），故事来自奥尔奇（Baroness Orczy）的英文小说《红花侠》（The Scarlet Pimpernel），图片最上面一排的文字“Spionage-dienst”是荷兰语“间谍服务”的意思。总的来说，丹·马拉卡被刻画成一个谍报小说里的传奇人物，永远在殖民监控之下，但是永远可以逃脱。

编者注：《红花侠》（The Scarlet Pimpernel）：190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主要剧情为法国大革命恐怖时期，表面庸碌浮夸的英国贵族布莱克尼爵士化名神秘的红花侠，屡次冒险潜入法国营救保皇派贵族，同时化解了与妻子之间的信任危机。

20世纪30年代以丹·马拉卡为原型的谍战小说《印尼红花侠》 | 图片来源：讲者PPT

在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另外一层张力：在实际的革命活动和想象的威胁当中，丹·马拉卡是完全不同的存在。丹·马拉卡在20世纪40年代的自传中对自己的经历进行了描述，自传的书名叫作《从监狱到监狱》（Dari Pendjara ke Pendjara），他基本上用“从监狱到监狱”概括自己的政治生命和革命生涯。革命在监狱之外，意味着他不断逃亡、隐藏身份，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监控和逮捕；另一方面，他每次被逮捕、抓进监狱，反而能够暂时结束充满不确定性的逃亡，有时候还可以在监狱里跟其他政治犯交流，讨论革命的前景。

今天的讲座聚焦丹·马拉卡，我不想把他塑造成一个具有革命浪漫主义情调的英雄，因为他走的流亡之路并不是一条清晰的英雄道路，反而是一段由疾病、孤独和失败构成的流亡史。我们不要浪漫化丹·马拉卡在中国的经历，而是通过他的经历加深我们对20世纪20—30年代中国以及亚洲革命的认识，希望对大家有一定的启示。

5、“Merantau”：从米南加保远行传统到丹・马拉卡的孤独流亡

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印尼文化本土概念，叫作merantau（印度尼西亚语，意为出走、远行，探索外部世界），这是米南加保族的传统。在西苏门答腊，米南加保族是一个很重要的族群，这个族群的青年男性在未成年之时或成年之际，需要离开故乡到外面的世界去求学、谋生和积累经验。虽然米南加保族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族群，但它在印尼当代历史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除了丹·马拉卡，还有其他非常多的印尼革命者、民族主义者和后来的领导人都是米南加保族，包括印尼首任副总统穆罕默德・哈达（Mohammad Hatta）与首任总理苏坦・夏赫里尔（Sutan Syahrir）。

丹·马拉卡自己也践行了merantau传统。虽然merantau意味着要离开故乡，但在故乡之外，依然有亲属、商业和文化网络提供支持，并不意味着跟故乡的彻底断联。在丹·马拉卡组建的PARI网络当中，也有相当数量的米南加保族人。虽然说革命网络是正式的政治组织，应当由政治身份和意识形态来组织成员，但它相当程度上利用了米南加保族的merantau文化以及亲属关系，使得很多流亡海外的左翼革命者联系到了一起。

不过丹·马拉卡作为米南加保族的一员，他的流亡有他的特殊性，他的流亡是非常孤独的，逐渐失去了跟故乡和革命组织的稳定联系。这种跨国流动一方面拓宽了他的政治视野，另一方面也加深了作为无国籍者的孤独感与不安全感。

1、为什么是中国的港口城市？

铺垫到这里，那我们来点一下题：为什么是中国的港口城市？为什么是厦门、上海、香港？

首先，大家可以结合对这三座城市已有的了解，将其置于 20世纪20至 3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理解它们在中国历史与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地理空间上，这三个地方都是重要的港口城市，连接中国、日本、东南亚的海上航线。下图展示的是20世纪初荷属东印度五大航运公司运营的亚洲航线：其中主干航线连通欧亚大陆，即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通航；与此同时，东南亚与东亚内部的航线同样十分密集，大量船只往返于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新加坡、香港、澳门、汕头、上海、厦门等城市。而这还仅仅是荷兰一家殖民帝国航运公司的运营网络，可以想见，以新加坡、香港为枢纽的英帝国航线只会更为密集。

20世纪初荷属东印度五大航运公司运营的亚洲航线 | 图片来源：讲者PPT

在这一背景下，港口城市中的轮船航运、邮政、电报、银行与侨民网络发挥了关键作用，为革命者的跨境活动提供了基础条件。除此之外，厦门、上海、香港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租界、华界、殖民地和领事管辖区相互交错。城市内部既有高度的人口与信息流动性，治理结构却又高度碎片化。这种双重性使同一座城市既可以是革命者的避难所、联络站、交通枢纽，同时又因其作为帝国控制的重要中心枢纽，而成为监控与警务镇压的前线。在这样的空间中，我们不仅需要理解中国革命如何在租界与殖民统治的缝隙中发生，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今天讲座试图提供另外一个视角：包括印尼革命在内的亚洲革命，如何反过来对中国城市产生了深远影响。

2、从菲律宾被驱逐，前往厦门

故事讲到这里，终于可以进入丹·马拉卡的流亡之路了。一切始于1927年：丹·马拉卡和他的追随者在曼谷建立了PARI。很快他们意识到，核心成员集中在同一座城市风险太大，于是将骨干分散到东南亚各港口城市。丹·马拉卡本人则在离开曼谷后前往菲律宾，当时菲律宾处于美国殖民统治之下，他抵达不久便被美国殖民当局逮捕。

美国当局指控他的罪名是非法入境：他持假护照进入菲律宾，证件上登记的并非本人姓名，这一罪名可大可小。丹·马拉卡在菲律宾并非孤立无援，他得到了不少本地民族主义者与重要政界领袖的支持。阿巴德·桑托斯（José Abad Santos）后来成为菲律宾独立后的首席大法官，奎松（Manuel Quezon）时任菲律宾议会议长——在美国给予菲律宾有限自治的框架下，这些政治领袖公开呼吁给予丹·马拉卡政治庇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菲律宾民族主义政界对丹·马拉卡深怀同情：他们认为丹·马拉卡的活动针对的是荷兰殖民当局，对美属菲律宾本身并不构成任何破坏或威胁。与此同时，菲律宾学生工会也公开声援丹·马拉卡。甚至在民族主义报刊《辩论报》（El Debate）上也出现了专门报道，其中一幅漫画的大意是：菲律宾民族主义先驱黎萨与菲律宾人民一同守护丹·马拉卡，使其免受帝国主义的威胁。由此营造出一种舆论氛围，即菲律宾对这位革命者持支持态度。

1927年8月，菲律宾民族主义报刊《辩论报》（El Debate）声援丹·马拉卡 | 图片来源：讲者PPT

美国殖民当局对事态的发展非常担心，一旦对丹·马拉卡进行公开审判，恐怕会引发更大规模的殖民地抗议。最终，当局决定将丹·马拉卡驱逐出菲律宾，一个折中的选择是把他驱逐至厦门。在驱逐出境的同时，又向周边的殖民政权通报他的行踪。一方面向菲律宾民族主义者承诺，不会将丹·马拉卡移交给荷属东印度的荷兰政府；另一方面又向周边殖民政权通报他的行踪与目的地，示意他们前往厦门继续追踪。因此，所谓的驱逐并不意味着恢复自由，而是从一个殖民警务辖区转移到了另一个监控空间。

3、在厦门的主权缝隙中逃脱

丹・马拉卡的这段经历颇具传奇色彩。当时的厦门并非一座普通的中国城市，鼓浪屿与上海公共租界十分相似，同属列强共同管理的公共租界。大家可以看下面这枚鼓浪屿公共租界警察徽章：上面除了印有“Kulangsu Police”字样，还刻有“鼓浪屿公地”的字样，并绘制了多国国旗。鼓浪屿自1902年起成为公共租界，由西方列强及日本共同管理，工部局与警察机构亦由多方掌控，岛上集中了外国领事馆、警察机构与国际航运相关设施。当丹·马拉卡抵达厦门时，荷兰方面已事先与鼓浪屿警方取得联系，准备对他实施拦截和抓捕。简言之，在鼓浪屿或厦门这样的地方，殖民权力并非来自单一国家，而是通过多国机构的协作共同运作。

鼓浪屿公共租界的警察徽章|图片来源：讲者PPT

抵达厦门后，丹·马拉卡在自传中留下了生动的记述：在菲律宾船长与中国船员的帮助下，他秘密地从一艘船转移到另一艘船，由此避开了鼓浪屿警察、美荷两国领事以及外籍海关人员的联合搜查。熟悉鼓浪屿与厦门的听众或许知道，从鼓浪屿乘船到厦门中山路一带的码头，五分钟就足够。在如此狭窄的空间内，丹·马拉卡竟成功躲过联合搜查，潜入了由中国政府控制的厦门华界。鼓浪屿警方虽与厦门华界的政府部门有所合作，但要进入华界追踪丹·马拉卡却困难重重，因为他们难以获得中国地方官员的充分配合。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租界与华界之间的管辖边界，意外地为革命者创造出了逃生与藏匿的空间。主权的分割既是殖民统治的基础，同时也是殖民控制的漏洞。这正是厦门屡屡成为丹·马拉卡逃脱之地的原因。

4、客居福建乡村：印尼革命者的孤独生活

离开厦门后，为进一步躲避追捕，丹·马拉卡一度潜入闽南乡村休养。在他的描述当中，这个地方叫“Sionching”。这一拼写显然不是按照普通话的拼写方法，而更可能是依据闽南语发音。经AI的分析，目前有两种可能：其一可能性较大——来自ChatGPT的分析——丹·马拉卡还描述了“Sionching”附近的地名，包括泉州附近的围头村，而围头位于今晋江市金井镇，旁边有上清自然村，因此“Sionching”或许就是“上清”；其二则来自 DeepSeek的分析，认为该地名发音与“深青”相近，可能对应厦门市集美区的深青村。无论如何，丹·马拉卡离开厦门进入闽南乡村后，面临语言不通与生活条件恶劣的双重困境，气候不适、疾病缠身令他备受煎熬。远离港口也意味着切断了交通、通信与政治联络，在此环境下他几乎无法参与组织的革命活动。这一阶段展现的并非浪漫的革命流亡，而是一个异乡人在中国乡村的孤独生存状态。

在丹·马拉卡的自传当中，可以看到他对乡村生活有这样的描述：

5、重返厦门：秘密信件维系的革命

很快，丹·马拉卡意识到在中国乡村很难坚持下去，又回到了厦门。回到厦门后，他开始积极与PARI成员建立通信，撰写党纲，为机关刊物供稿，并培养年轻干部。此时他远离印尼本土，开始以化名进行秘密通信。厦门与东南亚各港口城市之间有着密集的交通与通信网络，如果大家看过近期上映的电影《阿嬷的情书》，便会知道在厦门做这类事情十分便利，很容易就能联络到曼谷、新加坡乃至荷属东印度的革命者。

但殖民警察也开始慢慢发现情况微妙，通过这些通信逐渐意识到丹·马拉卡有化名，化名叫Esquire Lawson，一个听起来很像菲律宾人的名字。同时，警方追查到他在曼谷的联络人苏巴卡（化名Mohamad Zain），并确认其为丹·马拉卡的追随者。这导致苏巴卡在曼谷被暹罗政府逮捕，随后被移交至荷属东印度，于1930年死于狱中。PARI的跨境通信网络由此陷入瘫痪。

丹·马拉卡可以在厦门这样的城市空间里，非常容易地对政治网络或革命网络进行遥控；但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危机也是实时发生的。这些活动和通信也为殖民情报机关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最终导致他的联络人即使距离遥远，依然会被信件牵连，最后被捕入狱。

PARI当时的网络跨越了多个政治空间：中国南方的厦门、暹罗的曼谷、新加坡，并以新加坡为枢纽辐射至荷属东印度。若将PARI简单理解为一个印尼革命网络，它显然已远远超越印尼的地理范围，对保存印尼革命力量、延续革命火种、反抗荷兰殖民统治具有重要意义。

图片来源：讲者PPT

6、来到上海，再度与共产国际接触

意识到厦门危机四伏后，丹·马拉卡开始转移阵地。他选择的目的地毫不意外——上海，当时远东最重要的港口与商业中心之一，1930 年代初人口已近 300万。我们今天熟悉的上海租界主要分为两大块：外滩附近的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公共租界、法租界及华界各自拥有独立的行政、司法与警察体系。在这样一座国际大都市中，人员、书信、资金与出版物可通过航运和通信网络迅速流转，人员也能在不同辖区之间自由移动，使上海成为地下革命者非常理想的藏身之所。

这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上海作为亚洲革命（包括中国革命在内）重要地理空间的地位。在这样的环境下，革命者的地下活动成为可能。城市的国际化与权力的分割，共同塑造了上海作为革命枢纽的角色。如果想了解上海警察，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的《上海警察》（Policing Shanghai）是一本重要的著作。

丹·马拉卡抵达上海后，选择住在华界的闸北地区，那里紧邻公共租界，便于隐藏身份。上海不仅是帝国列强在远东的重要商业中心，共产国际也以上海为枢纽建立了自己的网络。中共早期中央机构设在上海，这一点我们已十分熟悉；共产国际同样在此设立了秘密组织，包括1926年成立的远东局，负责协调东亚与东南亚各地共产党的联络；1927年又成立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试图串联中国、日本、朝鲜、印度支那、马来亚及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的工人运动。因此，上海不仅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也是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亚洲革命枢纽。

一位日本学者Onimaru Takeshi的文章揭示了这一网络的实际运作方式：以上海为中心，可辐射至荷属东印度、马来亚、新加坡、印度支那与暹罗，同时也经香港间接与上述地区保持联系。

共产国际的远东网络（制图：Onimaru Takeshi）|图片来源：讲者PPT

丹・马拉卡于1927年创立PARI，其核心奋斗目标是争取印尼独立，同时与共产国际划清界限。但重返上海后，他又再度与共产国际接触。在上海期间，丹·马拉卡身体状况极差，且深受贫困困扰。他与昔日的政治对手阿林明（Alimin）重新建立联系，一度获得共产国际的资助与医疗救助。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也正力图扩大在远东的影响，计划派遣丹·马拉卡与阿林明一同前往英属缅甸首都仰光，建立南亚与东南亚联络站。

此前我们说PARI是独立于共产国际的政治网络，但从丹·马拉卡在上海的活动来看，他并未完全切断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二者关系因此十分复杂。丹·马拉卡的政治立场并非在民族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之间简单二选一，而是在两者之间不断动态调整。

上海工部局警察截获的一封共产国际信函揭示了当时的情形。这封信由共产国际工作人员撰写，信中称：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共产国际认为，丹·马拉卡虽然在1927年脱离其领导，但目前仍是替共产国际建立这些联系的最适合人选，一方面因其传奇经历，另一方面因其出众的语言能力。共产国际在与他重新取得联系后，希望他能在一两周内启程前往东南亚。

就在此时，上海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1931年6月，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了一对夫妇并查获大量文件，二人均为共产国际高级官员，也是远东网络的核心成员。被捕者之一 Hilaire Noulens是波兰籍革命者，原名Jakob Rudnik，中文名牛兰，该案因此在后来的报道中被称为“牛兰案”。牛兰夫妇被捕后，英国殖民警察在马来亚、新加坡、香港等地大肆搜捕共产国际成员，胡志明即在香港被捕。由此可见，革命网络的跨国形态也促使殖民警察建立起相应的跨境情报合作机制。在这一背景下，上海同时成为革命国际主义与帝国联合警务的中心。

牛兰夫妇被捕成为当时上海报纸的重要新闻，远东地区许多革命者的身份随之接连暴露，各殖民帝国政府在其势力范围内大肆搜捕革命人士。见此情形，丹·马拉卡再度意识到自身处境危险，已无法执行共产国际指派的任务，不得不再次转移，离开上海。

我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意外发现了一份档案，是荷兰驻沪外交官与上海工部局之间的往来信件。内容大致是：驻沪荷兰外交官密切关注殖民地革命者的行踪，而他们合作的重要机构正是上海工部局，即上海警察，当时主要由英国人控制。在工部局档案中，我看到了丹·马拉卡与阿林明的照片，这张照片肯定是由荷兰外交官提供的。上海工部局的档案为何会藏于美国国家档案馆？实际上，1949年5月解放军进入上海前夕，工部局档案被美军转移至日本，随后又从日本运回华盛顿。因此，今天研究上海警察的许多情况，都需要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查阅。我查到的这份档案对本研究至关重要，至少可以确认：当时西方列强之间的监控与警务合作相当紧密。

荷兰驻沪外交官与工部局频繁交换关于印尼革命者的情报（美国国家档案馆SMP档案）| 图片来源：讲者PPT

7、在香港被捕，遭遇“帝国主义之团结”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上海卷入中日军事冲突。丹·马拉卡在战乱中损失了大部分财物，闸北的居所也遭破坏，于是决定离开上海，经香港前往缅甸或印度，继续寻找新的革命据点。然而抵达香港后不久，他因联系当地一名印尼革命党同志而行迹暴露，随即被捕。殖民警察此前已通过被捕人员、地址簿与通信记录掌握了他的行踪，帝国情报合作网络的存在，意味着这种空间流动并不安全。丹·马拉卡被关押于香港域多利监狱（Victoria Prison），这个监狱如今已改建为香港的“大馆”博物馆，既展示当年的监狱风貌，也展出艺术作品。

关押丹·马拉卡的香港域多利监狱（Victoria Prison），现“大馆” | 图片来源：讲者PPT

参与审讯丹·马拉卡的不仅有港英政府人员，还有来自新加坡、上海、南京等地的英国官员与警务人员。此外，荷兰、美国、法国及中国方面也均派代表参与对他的调查与身份核实。荷、美、法当时在东南亚各有殖民地；中国国民政府则急于弄清丹·马拉卡这样的革命者是否卷入了中国的革命活动。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国民政府对左翼运动，尤其是共产主义运动高度警惕。

这些参与调查的代表，将荷属东印度、马来亚、美属菲律宾、法属印度支那乃至印度的革命活动，统统归结到丹·马拉卡身上。在丹·马拉卡看来，这既荒诞又讽刺：他的革命活动始终针对荷兰殖民政府，目标仅仅是争取印尼独立。正是在香港，他真切地意识到帝国主义之间存在一种“团结”，即所谓的“帝国主义团结”（Imperialist Solidarity），他们在面对共同的威胁时，可以放下彼此之间的隔阂，联手应对所谓的“红色威胁”，共同监控、镇压共产主义革命者。

英国档案记录了当时的审讯情形：“丹·马拉卡坚称，他唯一关心的是PARI的发展。PARI是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组织，旨在把爪哇和苏门答腊的无产阶级组织起来，最终将荷兰人赶出荷属东印度。他断然否认自己与任何针对英国的颠覆活动有关，也完全否认牛兰文件中的不利证据。”但英方坚持认为他的供词有所隐瞒，因为在他们看来，“像丹·马拉卡这样具有国际主义经验的人物一旦成功推动PARI的纲领，不可能不对马来亚、暹罗、印度支那、菲律宾，乃至缅甸产生影响。”

尽管档案中并无证据显示丹·马拉卡有任何颠覆英国的实际行为，审讯者仍坚持认为他非常值得怀疑，认为“他此次南下必定涉及影响更为广泛的计划，而非PARI所声称的局部目标。”在他们看来，逮捕丹·马拉卡意义重大——这将是对莫斯科政策的一次重大打击，也是“对南洋各帝国列强的一次有力捍卫（in defense of the Imperial Powers in the South Seas）。”（英国殖民当局就丹·马拉卡案进行的内部讨论，存于英国国家档案馆，Malay and Indonesian Communists: Supplement No. 5 of 1948, NA-UK-CO 537.）如今，“帝国主义”在我们看来是一个极具贬义的词汇，但在当时，英国殖民官员极为珍视“帝国的荣光”，认为必须采取积极行动捍卫帝国在南洋的利益。

这里牵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殖民地法制究竟如何运作？1932年，丹·马拉卡在香港被投入域多利监狱时，另一位东南亚著名革命者胡志明也被关押在同一座监狱中，但二人的境遇截然不同。首先，港英当局难以证明丹·马拉卡在香港或任何英属管辖区内犯下了可予审判或引渡的罪行，他刚刚抵达香港即遭逮捕，想要对他进行指控是很难成立的。其次，荷兰方面虽想将其引渡回荷属东印度，却也拿不出充分的法律依据，引渡须明确丹·马拉卡究竟犯了什么罪。印尼共产党发动起义时，丹·马拉卡并不在印尼境内，且他本人当时也反对这次起义，因此缺失引渡依据。

英国政府对此极为谨慎，唯恐丹·马拉卡案陷入旷日持久的司法与舆论程序。因为彼时胡志明案已在香港和英国本土引发广泛讨论，许多律师及国际知名人士，包括爱因斯坦和宋庆龄，都在积极营救胡志明。在这一背景下，港英政府决定不对丹·马拉卡进行正式审判，也不允许他接触任何律师或辩护人，即使这严重违背法律程序。直至被驱逐出香港，丹·马拉卡始终未经历正式审判；港英政府完全凭借行政权力将其监禁并驱逐。

此外，丹·马拉卡案与轰动一时的牛兰案还有一个显著不同——种族差异。当牛兰这样的白人政治犯被抓捕之后，他可以利用西方政府的“治外法权”，号称自己是比利时籍，随后逃脱相应的法律程序。但丹·马拉卡、胡志明这样的亚洲革命者，在当时盛行的种族主义氛围下，却得不到同等对待。来自殖民地的亚洲革命者更难获得“治外法权”与帝国法律的庇护。就丹·马拉卡而言，这一点体现得尤为直接，他连接触自己律师的机会都没有，殖民地法制的真实面貌由此清晰可见。

审讯期间，丹·马拉卡表示希望离开香港，但英国政府禁止他前往任何英属领地。他甚至提出前往牙买加，英方仍以牙买加隶属英帝国为由予以拒绝。与此同时，他又无法返回荷属东印度，甚至在整个远东地区都找不到合法而安全的落脚点。这种无国籍状态使他暴露在不同国家的行政命令、秘密警务监控与任意驱逐的威胁之下。

1932年，丹·马拉卡终于获准搭乘一艘法国轮船前往上海，而一旦这艘船停靠法租界，他大概率会被法国警察逮捕，最终引渡回荷属东印度。然而传奇再次上演：轮船途经厦门时，丹·马拉卡再度逃脱。此后他藏匿于厦门及周边地区，再度从殖民情报机关的视野中消失。

8、三返厦门：制造幽灵，成为传奇

在厦门，丹·马拉卡开办了一个外语培训班，以教授外语为生。之前我们提到他是一个语言天才，除了印尼语作为母语以外，还精通荷兰语、德语、法语。在躲避殖民情报机关的这些年里，他一直靠语言培训谋生。

丹·马拉卡虽然消失了，却变成了一个更大的“幽灵”，各国殖民警察在他们的档案中将丹·马拉卡塑造为更大的威胁。这种“幽灵”的制造，也使他成为更大的传奇，尤其在印尼流行文化当中。

另一个重要背景是：到1932年丹·马拉卡被逐出香港、藏匿厦门时，PARI的组织网络已接近瓦解，大部分成员与干部不是被捕就是被流放，活跃成员寥寥无几。丹·马拉卡本人则长期贫病交加，缺乏稳定的资金、交通与通信渠道，与印尼本地的革命网络断了联系。与此同时，他依然在使用化名，他的出现、失踪以及跨境流动，使得殖民警察始终无法确定他的真实位置与实际活动。丹·马拉卡的神秘消失非但没有减轻殖民政府的焦虑，反而因信息不足，促使殖民情报机关想象出更大的革命阴谋。正因为他下落不明、屡屡逃脱追捕，其威胁反而被不断放大。就这样，一个实际力量极为有限的流亡者，成了殖民档案中具有国际性威胁的“红色幽灵”。前面提到的以丹·马拉卡为原型创作的小说《印尼红花侠》，便是1930年代印尼的畅销书。

丹·马拉卡究竟成了怎样的一个人？他的追随者在后来的回忆中这样描述道：

在讲座的末尾，我想重新点一下主题：中国的港口城市与亚洲的革命史。从丹·马拉卡的经历可以看出，近代中国并非印度尼西亚革命史乃至整个东南亚革命史的外围背景，而是革命得以发生的重要场域与空间。厦门、上海、香港既是连接亚洲革命者与共产国际的全球网络，也连接着相互交织的侨民社会与国际交通网络。中国的半殖民地秩序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一方面允许外国警察开展跨境监控，极为有效地镇压和控制任何政治风险；另一方面，这种半殖民地秩序也产生了可供革命者利用的主权缝隙。因此，港口城市既是革命者的避难所与重要枢纽；但同时，却也可能成为极其危险的陷阱，在这些城市空间中，帝国监控的前线无处不在。

关于“surveillance（监控）”这一概念，我在其他的研究当中进行了很多探讨。在今天的讲座中，我们则通过一位印尼革命者的流亡经历，看到中国史、东南亚史与全球殖民史如何在中国城市空间中交汇。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重要的意义吗？我们常说，二战后全球进入新的冷战秩序，意识形态对立清晰而尖锐，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因意识形态分野而矛盾重重，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左翼运动与共产主义活动，以及相应的反共、反左翼浪潮。英、法、美等前殖民帝国在冷战时期结成反左翼、反共联盟，但这并非冷战之后才出现的新情况。我的研究可以展现一段：至少在远东、在亚洲，各殖民帝国在二战之前便已形成一套反对左翼革命、反对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网络的合作机制。这种合作从最初简单的情报共享，演化为系统性的镇压，再到殖民帝国之间的经验分享，为二战后冷战秩序下的帝国间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细节，可以参阅我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收录于编著《The Indonesian Lef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eyond the Rise and Fall of a Party》，该书由莱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回顾了印尼左翼运动的历史，并试图超越印尼共产党单纯组织史的叙述，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在其中找到更多细节。

Xie, Kankan. “Merantau in Solitude: Tan Malaka’s Exile in China, 1927–1936.” In The Indonesian Lef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eyond the Rise and Fall of a Party, edited by Lin Hongxuan, Klaas Stutje, and Rianne Subijanto. Leiden University Press, 2026.

问题1：丹·马拉卡是政治流亡者，他和同志们的奋斗过程其实影响范围很小，没能形成很好的群众基础，远非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如何看待他们努力的性质和意义？这让我联想到流亡海外的伊朗左翼。

谢侃侃

在我看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党（PARI）所产生的直接政治影响确实有限，但关键在于两点：第一，它保留了印尼革命的火种；第二，它通过直接与间接的方式，对仍在进行的印尼反殖民民族主义运动产生了影响。我在讲座中提到过，丹·马拉卡在华期间进行过很多写作，其中不少小册子由当时的海员带回印尼，对1930年代印尼民族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印尼首任总统苏加诺日后也常在自己的政治演讲中引用丹·马拉卡的观点，可见这种影响是真实存在的。

此外，整个1930年代，印尼反殖民革命运动都处于低潮期。1942年印尼被日本占领后，特别1945年二战结束后，争取独立的革命浪潮才空前高涨。在这样的情况下，印尼的左翼，特别是当时的印尼共产党，又成为了非常重要的力量。不过，印尼共产党新一代领导人与丹·马拉卡之间有非常大的矛盾，这导致40年代印尼左翼发生分裂。此后，印尼共产党更在60年代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之外最大的共产党，规模仅次于苏联和中国。从这个角度看，很难说其影响不大。但很悲剧的是，1965年“九三〇事件”之后，印尼共产党被整体清洗出印尼的政治版图。我觉得这非常需要进一步讨论。

在我看来，任何革命的海外网络都值得研究。其重要性不在于产生了多少直接影响，而在于它如何形成一种网络与机制，成为与国内运动呼应、互动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会认为孙中山的同盟会没有意义和重要性；在我看来，PARI的作用堪与同盟会相比。与流亡海外的伊朗左翼相比，二者确有相似之处，但毕竟处于迥异的时代与语境，不能简单划等号。所有海外革命网络都具有某种相似性，但对他们的共性进行讨论时还是要非常小心。

问题2：丹·马拉卡在不同地区、空间流动转移时，语言问题是否会成为他的困扰或者受影响的因素？同时，我对各国在追捕、通缉过程中情报共享的严密程度感到惊讶，关于这部分，谢老师有推荐的研究吗？

谢侃侃

丹·马拉卡显然是一位语言天才。他自幼在荷属东印度长大，接受荷兰语教育，早年在荷兰学校也受过良好的正式教育。与共产国际合作期间，他的许多通信都以荷兰语或德语书写。在高度国际化的环境中，语言并未构成特别大的障碍。但某些情境下，语言确实会成为问题。比如，他在福建农村藏匿时，因不会说中文而深感孤独。当然，他的中文此后逐渐进步；随着在厦门日久，他的语言积累日益深厚，使他得以在中国各港口城市间较为自由地活动。可以说，在中国的经历对他帮助极大。

关于研究推荐：近年来最受瞩目的一本是剑桥大学历史系Tim Harper的Underground Asia: Global Revolutionaries and the Assault on Empire，探讨了不同革命者如何开展地下的反殖民、反帝国运动。不过我对这本书最大的一个批评在于，它还是聚焦于1910至1920年代，对1930年代的反殖民运动着墨不多。类似研究西方学者做的很多，因为大量档案都留存于殖民档案当中。尽管革命者是我们叙事中的英雄，但他们自己留下的文字其实非常有限，大部分信息与材料都来自殖民档案；而殖民档案观察他们的方式必然带有殖民帝国的滤镜，因此后来的学者都会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这些材料。

除了这本书之外，还有日本学者白石隆（Takashi Shiraishi）的关于印尼利辜集中营（Boven Digoel）的研究The Phantom World of Digul：Policing as Politics in Colonial Indonesia, 1926–1941，也值得关注。

问题3：1936年以后丹·马拉卡去了哪里？有完整的革命经历吗？他的理论和主张是否有系统的理论作为基础？

谢侃侃

1936年后，他辗转前往新加坡，又从新加坡回到印尼，在印尼经历了整个二战时期。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重新现身，成为印尼革命的领袖。然而，1945至1949年间印尼革命形势极为混乱，在1946年左右，他被关入印尼共和国军监狱，并在狱中完成自传《从监狱到监狱》（Dari Penjara ke Penjara）的写作。他最重要的理论著作，除讲座中提到的《朝向印度尼西亚共和国》（Naar de Republiek Indonesia）外，还有一部重要的作品《Madilog》。Madilog是丹·马拉卡自创的词：Ma代表Materialisme（唯物主义），Di代表 Dialektika（辩证法），Log代表 Logika（逻辑学）。单从这个书名便可看出，他是一位具有极高理论素养的革命者。不过，Madilog至今未被译成其他语言，国际学界只有少量学者开始对其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总体而言，他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印尼形势。

问题4：东南亚共运的历史我们并不熟悉，有些国家就失败了，像印尼，有些成功了，如越南。能否简要介绍东南亚哪些国家有比较重要的革命运动，各自的经历有何不同？

谢侃侃

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话题，无法在问答环节进行非常系统的讨论，但对东南亚革命进行比较分析又十分必要。比如，相对成功的革命，像越南、老挝，都发生在前法国殖民地，或社会同质化程度较高的地方；而在马来亚、印尼，革命的结果则远没有那么理想。此外，革命成败也与外部环境密切相关：马来亚革命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源于英国的强力镇压；越南则是在印度支那战争中击败法国，从而赢得革命胜利。在我看来，胜利与失败也是相对的，并非非黑即白。比较好的篇幅较短的论著，可以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他在后几章对东南亚革命与激进运动进行了很多讨论，对泰共、缅共也有所讨论。如果时间有限，安德森这本书很值得一读；如今已有中译本，是相当不错的参考。

问题5：现在在印尼的各大书店（比如Gramedia等）有很多丹·马拉卡相关的书籍，往往和1965年研究的书籍放在一个书架上，成为公众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于他在中国流亡的经历没有太多涉及。在印尼1965反思和记忆不断丰富的今天，应该如何看待1998年后印尼公众记忆中的丹·马拉卡？

谢侃侃

如今印尼各大书店里有很多关于丹·马拉卡的书籍，他不再是谈论的禁忌，似乎慢慢走进公众视野，尤其在印尼的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中，他再度成为新的象征。我最近去过一家印尼左翼出版社开设的书店，名叫Marjin Kiri，大概可以翻译为“左翼边缘”，书店墙壁上画着的印尼青年身上纹着丹·马拉卡的形象。可以说，他正逐渐成为印尼进步青年与进步团体的象征。

Marjin Kiri书店墙壁上画着的印尼青年|图片来源：讲者拍摄

当然，关于1965年的反思与记忆，在当今印尼依然是敏感而有争议的话题。佐科（Joko Widodo）执政时期曾承认印尼政府出现过大规模侵犯人权的事件，包括1965年；但在新的普拉博沃（Prabowo Subianto）时代，这一话题又被搁置不提。1965年后发生了一场巨大的悲剧：50万至100万印尼共产党成员及其同情者遭到屠杀。这是印尼近代史上、乃至 20 世纪人类历史上黑暗的一页。近二十年来，国际社会对这一事件的讨论已相当深入，但在印尼国内，由于这一话题常常触及当权集团的核心利益，能够自由公开地探讨仍非易事。

在中国国内，大家对印尼1965年与1998年事件的了解都还比较有限。前些年，我和罗杰老师带着北大外院印尼语专业的研究生翻译了《杀戮季节》一书（The Killing Season: A History of the Indonesian Massacres, 1965-66），比较详细地讨论了1965年印尼共运的失败以及新秩序政权的镇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看。

问题6：丹·马拉卡成立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党（PARI）实际力量有限，为什么会被殖民当局视为心腹大患？在长期流亡、与国内联系时断时续的情况下，他是如何维持对PARI的领导与影响的？

谢侃侃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殖民政府为何要“小题大做”，认为丹·马拉卡和他的组织是巨大威胁？我认为这需要联系殖民政府的正当性及其所面临的合法性挑战来理解。总的而言，在他们看来，受莫斯科指导的左翼运动极其危险：它不仅在一战后的欧洲掀起巨浪，这种世界性的共产主义运动更动摇了殖民帝国的统治根基。丹·马拉卡的活动极具国际性，流动性极强，而这种流动性与国际影响力恰恰是殖民政府所无法容忍的。在他们看来，一个 “合格”的本地人（native）应当接受殖民统治、认同欧洲文明的；而丹·马拉卡显然不属于此类，成了殖民统治眼中的异类，对殖民统治的根基构成挑战。

另外，在我看来，二三十年代殖民政府面临的挑战来自诸多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它需要树立一个明确的敌人。将共产主义的幽灵树立起来，塑造成可打击的目标，就能为镇压、流放与监禁提供合理性。从这个角度看，尽管殖民当局已剿灭印尼共产党，却仍觉得共产主义的威胁无处不在，它永远出现在帝国控制延伸不到的地方，出现在海外，出现在流动的网络之中，因此格外危险。

至于他在流亡期间如何维持对PARI的领导与影响：丹·马拉卡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与思想理论层面，他与追随者保持单线联系，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人是贾马鲁丁·塔明（Djamaluddin Tamin）和苏巴卡特（Subakat）。至于网络的实际运作，这两位追随者发挥的作用更大，丹·马拉卡本人的作用相对有限。因此，不能说他是在远程遥控革命网络的运转。

问题7：有没有类似印尼或马来（或东南亚）的人物以中国为活动场地开展行动的？以一个人物或党派活动来描绘近代东南亚史或殖民史非常有意思，想请教老师是如何搜寻多国档案的？

谢侃侃

与丹·马拉卡最相似的人物就是胡志明。胡志明在中国的活动同样可圈可点，尤其是他在广州创立了越南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青年会。中国学界对胡志明的兴趣也很大，尤其在越南建国以后，相关研究陆续出现，但仍不够充分。除胡志明外，马来亚与泰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也与中国联系紧密，因为泰共、马共的成员多为当地华人，而华人天然与中国革命网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类话题有时会被视为比较敏感，我认为这取决于你怎么样切入到这样的研究当中。

总的来说，国内学界仍较缺乏对原始档案的直接利用。我主要是因为在海外读的硕士、博士，在比较长的时间里，就有机会去做荷兰、美国的档案。英属马来亚与新加坡的档案在新加坡保存得较为系统，因此我主要通过长期待在对象国来搜集档案。近年来，尤其是2019年回国工作后，又受疫情影响，只能利用假期赴海外搜集档案。这很有挑战性，但也非常必要。

问题8：我想请教各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丹·马拉卡强调印尼的民族独立和民族主义诉求，跟共产国际的关系是动态调整的；跟胡志明相比，他表现出更强烈的不受共产国际掌控的意识。您也分析过四个国家在反殖和共产主义运动中不一样的表现。各国革命领导人、理论家一方面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具有超越民族主义诉求的国际主义视野；另一方面，他们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又十分微妙，难以处理。

谢侃侃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核心的问题，但并不容易回答。许多人都讨论过民族主义革命与共产主义革命究竟是什么关系，而在不同国家与地区，革命运动的呈现方式也各不相同。按理说，共产主义高举国际主义的旗帜，但在实际革命动员中，通常都能看到各方借助民族主义话语进行动员。在中国如此，东南亚乃至世界其他地方都是这样。

那么，如何处理国际主义的共产主义运动与受本土民族主义影响的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没有简单的答案。但从结果看，凡是共产国际过分介入的运动，通常都没有太好的结局。共产国际的优势在于能够构建一个世界性的革命组织中心、提供较为可行的路径，但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通常仍需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本地实际情况。任何成功的革命，都不是另一场革命的附庸。尽管在中国语境下常说十月革命对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中国革命的成功并非简单来自十月革命的启示。同样，越南革命虽深受中国革命影响，最终也走向了独立自主的道路，其间有着非常清晰的“去中国化”过程。

此外，我在研究中注意到：共产国际内部存在优先级的等级序列。当时共产国际的工作重心聚焦于中国革命，这引发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论战：斯大林主张“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托洛茨基主张“不断革命论”。他们一度想把中国革命所谓的成功经验，即1927年以前的经验，复制到世界其他地区，但至少在印尼，这些经验并未顺利落地。我写过一篇文章（谢侃侃：《国际共运视野下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1926年起义——基于共产国际档案的重新解读》，2025年第3期，第32-51页），讨论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论战如何影响共产国际。但总体而言，共产国际并未真正帮助各地的革命实践，许多讨论最终流于空谈。因为这些理论家并不熟悉各国的实际情况，他们虽精通理论，但理论与现实脱节，实际上也背离了列宁的初衷。我认为这值得进一步引申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