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困惑？你可以捧着马列毛的经典，在网络上高谈阔论，批判“资本无序扩张”，引经据典，分析“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可关掉屏幕、合上书本的你，看向身边的同事，他们为了保住饭碗，忍气吞声；邻里之间，为了蝇头小利，争执不休。于是，你突然觉得，所谓“人民创造历史”，好像离现实很远很远，所谓“群众路线”，好像只是说说而已。要让群众明白这些“深奥”的革命道理，也太难了吧！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困惑，也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才有的困惑，而是一种思维定式的产物。这种思维定式就是许多左翼绕不开的“破而不立”：我们擅长用否定性的眼光批判旧世界，却不知道如何以肯定性的行动凝聚力量；习惯在书斋里谈论“革命”，却难以在现实中找到真正的实践抓手；喜欢按传统知识分子的方式独自思考，却不会以群众的认识为起点，自觉融入群众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当这份迷茫成为左翼群体的普遍困境，我们迫切需要回到20世纪中国革命的壮阔实践中，打捞被遗忘、被有意遮蔽的历史经验，为“再出发”寻找思想资源与行动指南。

1933年，江西瑞金的查田运动里，大批积极分子涌现，公共事务随之被纳入群众化行政网络；1937年，八路军主力东渡黄河进入华北后，地方工作团与武工队深入农村，通过组织农民抗日救国会、推进减租减息，实现了对群众的充分动员，既瓦解了地主、富农的权力基础，又牵制了大量日军，凝聚起“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正是这群曾被旧秩序视作草芥的普通民众，完成了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这场革命从来不是“精英操盘”的故事，而是将被动群众转化为主动“历史主人”的鲜活实践……

老田进一步在理论上提炼上述革命史，突破主流叙事对群众路线“去政治化”的遮遮掩掩。他从人民史观的政治公共性切入，辨析其与精英史观的根本差异；拆解群众从自发到自觉、从“一口袋马铃薯”式的分散状态到“组织起来”的转化逻辑，尤其聚焦有机知识分子的引领与“关键少数”的激活作用；区分“政治”与“行政”的关键概念，直面党内路线分歧，进而揭示旧国家机器如何被真正的人民国家超越。整个讲座以史为镜、以问题为导向，既回应了当下左翼的现实困境，也为我们重新理解人民力量、探索改造世界的路径，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思考框架。

本场讲座分为上下两场，本次推送的是上半场的文字稿，下半场的文字记录正在整理中，敬请期待后续推送。

主讲人 | 老田（民间学者，长期致力于中国革命和毛时代的历史与政治研究，试图以社会科学的语言，再现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文字整理及校对 | 再望、LL、火云、鹅童、姜饼

责编 | 侯农、非文、御寒

审核 | 侯农

后台排版 | 童话

我们今天讲座的核心目标，就是要从对革命历史的否定中捞取它的肯定性，汲取对今天有用的历史经验。今天我大概要分享这么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是关于人民史观，它背后的政治公共性是什么？这个概念如果能够成立，它的质的规定性是什么，与其他类似概念有什么不同？

第二，人民史观的对立面是精英史观，两者的相互关系是什么样的？其实各种统治秩序稳固的基础，一方面在于“铁屋”牢固，更为关键的是铁屋里的人们睡着了，没有人唤醒他们。

第三，我们探讨上述问题的经验基础是中国革命。中国革命是人类历史到目前为止，唯一一场在阶级革命的旗帜下，通过大范围、普遍性的群众动员，在群众力量的支持下打败旧统治者的案例，这极其不容易。人民怎么创造历史？一盘散沙的、消极的群众怎么变成有觉悟的积极行动者，并且能够组织起来奋斗？

第四，在此基础上，我们也要形成一些理性认识，引入一些理论性的概念，尤其需要区分革命时期的“政治”和“行政”两个概念。在谈论革命，理解群众力量的时候，“政治”特别重要，我们通常见到的是少数人驱使多数人，这实际上主要是“行政”在起作用。革命恰好反过来，它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基于群众自己的觉悟，并在此基础上共同努力奉献的实践。政治努力是创建自下而上的自觉高水平支持的基础，这跟我们的日常经验，以及对阶级社会的想象都不一样。

第五，我想讨论一下，要达到这样的认知，找回那些被遗忘的想象力空间，困难是什么？我们知道，毛教员曾在党内经历过“三起三落”。这“三落”就是党内持不同政见的人占大多数，有三拨多数人先后反对过他。今天我们回顾这场革命，需要理解这些反对的声音体现了怎样不同的认识，同时也借此检验我们提出的概念是否有效，足够概括其核心分歧。

第六，今天很多人还是没有出路，当左翼或这种革命思想重新出发的时候，尤其需要吸取历史经验，才能更好地往下走。大概七八年前，有很多我称之为纯左派的人，先后有一二十位，找上门来，对我耳提面命地教育。在和他们对话、争论、辩驳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些左翼的认识论缺乏“政治”，以及人民革命的政治公共性思维。所以，在最后一部分，我想讨论一下，纯左派的误区或方法论盲点在哪里。

所有这些讨论都围绕一个核心展开：旧世界批判者的主导认识往往是对旧统治阶级不满、对旧制度不满、对旧规则不满，这样自发地发展下去，就会变成一种看问题的方式：好像这个社会之所以不好，就是有一群人“走资”，是“走资派”决定了一切。从事实看，这个观点没有问题。但是左翼要重新出发，批判旧世界，改造旧世界，如果他只有这个眼光——就会满脑子是坏人和阻力决定论，陷入用否定性的、负面标准看人看事的误区当中，他不关注肯定性的推力是怎么发展出来的——这个努力方向才是马列毛发挥指南作用的地方。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典型，即王明派的盲点，没有肯定性的力量如何形成的眼光。得益于今天这些重新出发的纯左派对我的教育，我能够更加真切地理解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认识方法。我们也可以因此看到毛教员当年作为革命党人时，他真正领先的地方是在哪里。当然我们不是说毛教员掌握所有真理。毛教员跟王明教条宗派的核心区别，就是毛教员有政治眼光。毛教员能够看到本钱，也就是人民革命的推力或本钱怎么形成的问题。能够看到本钱的人，才会有本钱怎么合理运用的下一步打算，才有投入产出观念，最后才能达到政治现实主义，反过来说，就是彻底告别盲动主义。

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革命到底是依靠好人办好事，还是依靠高明的人运筹帷幄，还是依靠新的政治公共性？

我们知道毛教员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当然，历史有动力就有阻力，那怎么识别动力和阻力？动力怎么形成，怎么起作用？应该说，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最近四五十年来，近代史一直在被重写，但核心问题上，还是在跟毛教员对话。毛教员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明确指出了谁是阻力，谁是动力：“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2]在革命时代，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民族复兴或者经济发展、工业化进步的阻力。但是在重写现代史的风潮中，有的人着力研究和呈现市民社会、租界、新的城市公共空间等，也就是各种资本创造历史过程中的正面现象。于是，不是人民创造历史，而是资本创造近代史，创造中国的现代化。于是出现了一个新问题：曾经被视为阻力的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现在它们到底是动力还是阻力？

建党百年的讲话认为，民主革命的目标是“为民族谋复兴、谋发展”，即便是从复兴和发展的目标看，谁对中国历史有最大贡献？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写的内容，是一个方面的答案：“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有点意外的是，碑文没有直接提到共产党。从这个答案看，1840年以来，为了反对内外敌人牺牲的英雄都是人民英雄，他们是进步力量，是永垂不朽的，但是，现在这个好像也成了疑问。

整个历史被改写以后，出现了一个很诡异的状况：不是直接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不好（当然也有人这么说），而是忽视、抹杀人民革命的政治公共性，不讲它是中国近代史进步的推力。模糊了这个关键之后，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既然人民不代表公义，那谁代表公义？谁是中国近代史的进步力量？

关于历史创造者与动力问题，毛教员与文史哲领域的大佬，有过一些争论，他批评一些历史学家：“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3]

吴晗认为，清官们有意愿、有能力把握并缓和社会矛盾，这是政治上贵族的政治主体性好使还管用的表达，假如真个如此，人民的政治主体性，就不一定非要出场了。另一个就是翦伯赞，他在学界江湖地位很高，在毛主席时代是史学界“马列五老”之一【编者注：“五老”指现代中国学界五位马列主义历史学家，包括翦伯赞、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研究帝王将相，选择优秀者加以表扬，近似视之为历史动力，这就本能地高扬贵族的主体性，看不到或者遮蔽人民的政治主体性。在历史写作背后，存在着真实政治上“二选一”的跷跷板，相信贵族还是相信人民。

这说明，学界以及当时的一些进步学者，都看不到自下而上的人民是怎么觉悟，怎么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力量的。他们本能的治学方式，还是自上而下的，就像我们今天说要在上层中间找正能量，他们总是眼光向上，向历史中那些最显眼的人，比如帝王将相身上找正能量。于是，人民如何形成力量，参与历史与政治过程的历史与政治逻辑，就被遮蔽掉了。当然，这些人也不会不赞同共产党，毕竟已经执政了，看不见人民革命的政治公共性之后，赞成或者表扬共产党就会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变成了无节制地吹捧一些革命家，特别是革命后当上高官的那些人，当然也是因为他们之间，有很多的私人联系。

这样的历史叙事与个人化褒扬，实际上是走“下三滥”路线，似乎有一个很厉害的人，他能把整个历史都改变了，从而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一些党内高官也很喜欢听学阀说“只有明智的贵族在救国救民”；用这样的逻辑支持共产党，据以回溯的革命史，就会相应地把革命胜利，说成是精英群体的个人能力起作用的结果，所谓集体智慧结晶说——某一群高人共同的高见带来革命胜利而不是正确路线有效地集结了人民力量。这种历史叙事用一种想当然的符号遮蔽、抹杀了人民革命的政治公共性。

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界，发生过一个重要转折，特别五四以后，都开始向西方学习，当时的西化潮流背后，还是要救国救民。1980年代，又有一个向西方学习的高潮，也就是所谓的“新启蒙”。比较这两代西化知识分子内部的差异，可以说，从晚清到民国，一些知识分子想要学习西方，目的还是救国救民，只是认识上不足，蠢而不坏；1980年代以来的“新启蒙”中间的西化极端派，只能够联系中国阶级社会再形成过程去理解，这可能就有点又蠢又坏了。

“新启蒙”的意识形态后果是什么？不仅仅是否定人民革命的政治公共性——开启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替代了“革命范式”——而且也无从确立资本主义制度所需的公共性，相当于是在做没有公共性根基的学术和制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这必然带来精致利己主义的学术风气——学术没有底线、没有学术规则、没有政治操守，陷入一种很盲目的跟风写作，这当然也是新时代知识分子普遍陷入自发性的体现。

对于革命政治公共性的拒斥，很早就如此了，知识分子的自发性表现在哪里？毛教员在1950年代，对于知识分子的自发性表现，就做过一个总结，说自发性表现为“为五张皮服务”：“知识分子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出路。……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五张‘皮’上，就是吃五张皮的饭。第一张皮，是帝国主义所有制。第二张皮，是封建主义所有制。第三张皮，是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民主革命不是要推翻三座大山吗？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第四张皮，是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第五张皮，是小生产所有制，就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过去的知识分子是附在前三张皮上，或者附在后两张皮上，附在这些皮上吃饭。……这五张皮都没有了，但是它还影响‘毛’，影响这些资本家，影响这些知识分子。他们脑筋里头老是记得那几张皮，做梦也记得。从旧社会、旧轨道过来的人，总是留恋那种旧生活、旧习惯。所以，人的改造，时间就要更长些。”[4]

“老皮三张久已不存，另外两张也不存了。现在有什么皮呢？有社会主义公有制这张皮。当然，这又分两部分，一个全民所有制，一个集体所有制。现在靠谁吃饭？……是吃工人阶级的饭，吃集体农民的饭，是吃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总起来说，是吃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饭。那五张旧皮没有了，这个毛呢，现在就在天上飞，落下来也不扎实。知识分子还看不起这张新皮，什么无产阶级、贫农、下中农，实在是太不高明了，上不知天文，下不知地理，‘三教九流’都不如他。他不愿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5]

知识分子背负的自发性包袱，非常沉重。共产党早期，党内高层多数，也是各路文青修炼而成的旧世界批判家，他们对于深入群众做动员与组织工作的努力，启发群众觉悟与有组织奋斗的历程，也是十分隔膜的，以至于革命道路也走得歪歪扭扭。消极被动的分散群众无法转变为自觉的群众，需要政党来动员和组织，这是从自发到自觉的关键路径，但是，很多文青批判家，就是不愿意矮下身段，这样去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更不愿意成为有机知识分子，去做劳动阶级的觉悟与组织工作。

近几十年来，主流宣传最主要的变化是，逐渐背负上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包袱——看不见人民革命的政治公共性。毛教员毕生反对党内的退化变质，究其根源，退化的原因在于党的政治建设方向认识不足，导致长期的路线错误——忽视政治建设及其服务于群众觉悟与组织奋斗的主营业务方向。

革命的第一步努力目标，就是把劳动人民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桎梏中解放出来，超越自发性，实现自觉。这样的努力，只有做有机知识分子，深入群众，才可能成功。但是，传统知识分子不愿意成为有机知识分子，因为矮不下身段。身处自发性的知识人，就看不见群众转化为人民的路径，也不能够为人民力量形成过程与政治公共性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往往还自发地走向反面——从缺乏政治眼光的无知，往往会本能地走向反人民的政治反动。这就是毛教员看到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主流的自发性所在。

我们经常听到，马列主义是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而理解他们的思考，马克思也好，列宁也好，毛主席也好，均是黑格尔之后的思想家、哲学家，他们都沿用了黑格尔关于自发自觉、自在自为的辩证法思想。由此，一切严肃的马列毛反对者，其认识论，都需要回到“黑格尔之前”——以各种形而上学去反驳或遮蔽辩证法，多数情况下会以实证主义或实用主义，反对辩证法，例如著名的实证主义真理观的宣传路径。

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就看到了那时欧洲知识分子的自发性。他发现，只有很少的人清楚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思想，非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者则有一大群：“1.反动的社会主义：（甲）封建的社会主义（乙）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丙）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2.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今天这个套路，还是很火——各种幻想在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前提下治愈其基本矛盾疾病的高人）；3.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6]

这跟我们今天在网络上看到的左翼状况是一样的，它们都有自发批判旧世界、跟旧世界势不两立的鲜明立场，但是他的整个思维，缺了最重要的一种东西，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关注人民革命的政治公共性是怎么样的问题，关注让多数的劳动者觉悟，并组织起来奋斗的具体实践。

马克思对1848年革命后法国小农的分析，跟我们今天讲的主题非常接近：“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

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7]

当时，法国小农数量特别大，但是彼此之间没有办法联系起来、组织起来。他们对于历史和未来的理解，只有一种自上而下的、行政的想象力，指望好官好皇帝自上而下地施舍阳光雨露给他们。产生这种意识的根源，就是政治上没有觉悟，也没有办法组织起来斗争，没有办法认识到自己的利益进而捍卫自己的利益。与政治上无能为力有关，就会产生这种“搭便车”的思想，指望别人通过行政权自上而下地指导一切，恩赐他公平正义。

我们刚才说到，吴晗、翦伯赞等人，就是只有这种行政上的想象力，本能地在行政体系与权力中找出路，盲目地崇拜清官，吁求自上而下的好政策。后面我们会提到，党内最重要的争议，其实也是发生在政治与行政之间，很多人只有关于行政的想象力，看不到政治的重要性。所以，一方面是群众的自发性，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党内一些人缺乏政治眼光，这两者是绑定在一起的“一体两面”。

显然，如果一个人处于自发性状态，那他往往就只有行政决定一切的想象力，而看不见政治。对革命者来说，这是决定性的方法论盲点——他看不到他应该看到的第一件重要东西。

回溯历史，可以找到两个鲜明的例子，说明知识分子作为小生产者的本能，既难以看到集体理性，也看不到政治公共性所在。

第一，先秦儒家在汉代退化成了经学，成为两千多年来的主流，在隋唐还通过科举制度化了。照理说，有了制度化的资源支撑，应该能够很好地发展相关思想，但是它一开始就偏了——只愿意认识经书范围内的真理或者道。经学认为儒家的六部经书，已经穷尽了全部真理，剩下的事情，就是对经书的完美理解与完美阐释经书，形成两种不同的路径——“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由于皓首穷经的人太多，经学的解释与理解，无穷多种，无限发散，至今未曾出现收敛趋势，这就无从形成共识了，也始终外在于分析阶段——最后连一个大家都愿意承认的共同概念都没有形成。 

毛教员肯定秦始皇具有“反封建的公共性”，国家主权结合皇权制度而实现，具有降低安全成本的价值，这部分利益属于“降低成本和风险”，与每个人的生存状况相关。但是在儒生对于封建制-郡县制的两千年争论中，就找不到与时代特点相互匹配的公共性所在。在关于封建制结束、被郡县制取代的原因等问题上难以形成共识，彼此之间无法交流，总是用一个片面性反对另外一个片面性。这种儒学的过度发展，就跟随“知识的小生产本能”，发展出一种“虚伪叙事结构”——虚构了一个“正道理性”的礼教（由儒生掌握）VS“为小人或奸吝所包围”的皇权（皇权相关的行政体系内部的恶性竞争与不公正机会分配）。这种狭隘想象力掩盖了真正重要的问题：古代社会的政治公共性由谁来承担，是儒生还是皇权？

七律作于1973年，以历史为镜，借柳宗元《封建论》的议题，

与郭沫若展开了一场思想对话 | 图片来源：网络

在今天的学术环境中间，始终有把马列“经学化”的冲动，学院派研究也存在这个问题，他们拒绝面对不完美的实践与经验，于是完全退回到干净的书斋和书本。比如西方很多学者，就否弃不完美实践者及其经验的认识价值。

第二，位于现代社会中上层的小资、白领普遍感受到一种切肤之痛：一方面他们在一个监督评价体系里讨生活，工作往往高投入低产出，实际贡献很难得到合理、公正的评价；同时，个人工作意义和尊严都被贬低；于是产生一种本能的反抗思路——幻想恢复小生产者的自主性或主体性，以此为对照，去批判社会化的普遍协作与组织环境。他们花很大力气去张扬小生产基础上的（个体性的）民主自由——对抗一切干预、监督与少数人操控的评价体系，但却看不到现代社会是一个普遍分工协作的社会。如果他们不消除这个误解，就始终理解不了中国革命的进步性所在——开创一种新型现代性路径——如何在兼容人的主体性成长的前提下追求协作效率。在这个意义上看，真正的解放是要沿着革命的道路，在保留分工协作所带来的效率的基础上，实现人的主体性的成长。从三湾改编（战时）到鞍钢宪法（和平建设环境下）的实践，就为我们提供了参照。

我们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大多数人虽然都很努力，但却主导不了自己的命运，守不住自己的权利和尊严，分配也谈不上公正。这跟鲁迅笔下的旧时代很类似，鲁迅厉害的地方、眼光深邃的地方就在于：他看到了铁屋万难打破是真的，但这并不是完全因为统治阶级自己的强大，而是因为大家都睡着了，从反面助推了铁屋的坚固性。

我们在《阿Q正传》里面看：辛亥革命之后，未庄的绅士们花了几块大洋，买了一块“银桃子”挂在胸前，表示自己也“咸与维新”，但是，他们本身就是旧的载体，辛亥革命超越不了绅士们的裹挟与代理，就什么也改变不了。此外，铁屋强大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它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哪怕是反抗成功了，有很大的可能也是复制另外一个铁屋而已。阿Q设想的革命就是把赵家、钱家的家具搬到土谷祠去，然后把赵家和钱家抄了，还幻想用官方的力量，用“革命就是造反”的罪名，向官府告发去杀他们的头。

阿Q对于革命的想象力，从另外一个方面，体现了铁屋的自我修复和再生产机制，因为阿Q无非是想要换一拨人成为统治者，换一拨人之后铁屋依然存在。一方面是人们不善于反抗，不知道怎么反抗；另一方面，即使人们反抗，也可能落在旧的轨道里面：这样的反抗，只是反对一拨具体的统治者，而没有上升到反抗旧统治方式本身，这肯定会复制一个新的铁屋出来，由此，双方没有彻底超越铁屋的想象力。

鲁迅特别深邃的眼光就在于，因为他立足于打破铁屋，所以，就全面关注可能造成力量的各个方面；他敏锐地看到，不仅底层劳动者阿Q如此，那些没有既得利益的传统知识分子身上，也超越不了各种自发性的桎梏——从经营瞒骗艺术开始，到自动地再生产遮蔽真问题的各种英雄叙事。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仿佛亡国遭劫的事，反而给中国人发挥‘两间正气’的机会，增高价值，即在此一举，应该一任其至，不足忧悲似的。……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8]

鲁迅在远处观看中国革命，在近处接触到一些革命者——在鲁迅接触到的革命者身上，也存在着严重的自发性障碍。在鲁迅跟周扬等“四条汉子”的冲突中，鲁迅发现他们这些人也是充斥着旧的想象力，没有真正的新的思想。【编者注：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1936年8月）一文中，把当时上海临时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阳翰笙、田汉、夏衍、周扬四人，称为“四条汉子”，批评他们“国防文学”的口号以及右倾思想。】

鲁迅早在1925年就批评这类人：“现在，气象似乎一变，到处听不见歌吟花月的声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铁和血的赞颂。然而倘以欺瞒的心，用欺瞒的嘴，则无论说A和O，或Y和Z，一样是虚假的；只可以吓哑了先前鄙薄花月的所谓批评家的嘴，满足地以为中国就要中兴。可怜他‘爱国’的大帽子底下又闭上了眼睛了——或者本来就闭着。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9]所以铁屋怎么能打破呢？鲁迅先生看到了这些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突围，所以，鲁迅从不轻易许诺未来。

革命实践中间的毛主席，才真正从人民的积极参与经验中间，发掘出力量与希望。1938年，日本开始大规模进攻，很多人感到希望渺茫，也很沮丧，一些积极地搞改良的人，都跑到延安去，想跟毛教员谈一谈，看看你毛教员如何理解当前的局势。梁漱溟去了延安，但他有个毛病，就是困在自己造的体系里，跟别人对话以后，抓不住别人的主题思想，所以无法复述别人的观点。还有一个人是晏阳初，他有一个手下堵述初，也在1938年去见了毛主席，他没有梁漱溟那种自信，也少了“自囚”，他能够回忆毛主席讲述的内容。毛主席当时说到：鲁迅看到的农民是什么样的？哪些地方是可以改变的？共产党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激发农民身上光明、向上的部分，把他们组织起来，通过集体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真正的人民战争、人民觉悟和组织起来，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毛泽东说：“农民的性格，有两个方面，一是黑暗的，如自私自利，愚蠢守旧等。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专写那黑暗面的作品；一是光明的，如急公好义、勇敢、牺牲等。他们见了病倒的行路人，便会设法医治，见到邻居失火，一定拼命抢救，都是那光明的表现。他们一身就具备了这两种矛盾的性格。政治的作用，便在发动他们这光明面的积极性，逐渐克服他们的黑暗面，实现民主的政治。现在边区所行的，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这种民主政治。在抗战时期我们发展了广大民众的积极性，那何愁没有人上前线，何愁没有钱去抗战！……许多人只看到农民的黑暗面，便说他们什么事都不成。这是错误的。”[10]

共产党并不要求所有民众都觉悟，只要关键少数觉悟，就能解决问题了。根据当时的革命动员经验，特别是1933年在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经验，只要民众中间的积极分子达到成年人口的2.5%左右，整个舆论氛围就会大变，打破铁屋的希望就会出现。整个社会的权力与权力机制，就会彻底改变。

旧时代的地主富农与贫下中农之间的矛盾，不仅体现在看得见的经济剥削——收租、收债、放高利贷等，还体现在看不见的那部分——通过意识形态、传统观念、宗族网络等控制农民。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讲到的政权、神权、族权、夫权，都是他们可以利用的观念权力。后来，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和调查中也发现，乡村社会里有很多宗族势力、同姓网络、社会关系网，其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往往是地主和富农，他们的权力和优势，依靠这样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杜赞奇语）兑现。

查田运动后，一大批积极分子涌现出来，公共事务在领导权基础上的行政群众化网络中就得到处置了；此前那些旧的网络虽然还在，但已经不能在公共领域发挥作用了，不能再引导人们思考、组织和进行斗争了，于是这些网络只能退回私人领域。我是在1970年代的农村长大的，虽然那时已是文革晚期，但还是能看到同姓宗族之间密切联系，比如过年请吃饭、红白喜事随份子的时候，同姓或同宗的人彼此更亲近，送的礼也重一些，但这些已经完全回到了私人领域，公共领域是另外一套东西在发挥作用。

所以，激活关键少数对于促进新权力成长、替代旧权力至关重要，领导权建设基础上的行政群众网络只要成立，地主富农占优势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就退出公共领域了，新旧领导权的交替，各自运作在不同的网络中间。

理解新的权力网络及其内涵，需要特别强调黑格尔的贡献，他提出了“自在”与“自为”两个概念；劳动者一定要从自发走到自觉，从自在走到自为，这才是真正觉悟的起点，也是用新的领导权替代旧的领导权的第一步。黑格尔另外一个重要贡献是提出了整体观，即“真理即整体，整体是对立面的统一”——这个思想，汉语里通俗的说法叫“一分为二”（整体内部有对立面）。

如果没有真正理解这个整体观，只是把它当成口号，那么就会出现方法论盲点。比如今天很多纯左派在谈进步，谈开创新事业新世界的时候，因为没有“一分为二”的观点，反而变成“有二无一”。纯左派往往把旧势力、旧统治阶级、旧制度，看作一个完整的整体，这就是“旧一”了；然后自己口头上和他们尖锐对立，口头上否定一切旧东西，自己就成为臆想中间的“新一”，本能地认为革命就是“新一”替代“旧一”——把革命片面地理解为一个纯粹的否定性过程，这个错误的整体观与新旧替代思维，会在无意识之间形成“方法论的宗派主义”——他们口头上的彻底否定性就是“新一”的全部代表，谁要是跟他不一致，那就是跟旧势力没有划清界限。同时，基于这样的想象力，在左翼内部，还会本能地喜欢划小圈子——排斥自己不喜欢的一切，激发各种“口水战”与小圈子现象。

这么一来，纯左派就成为革命的唯一可靠中介——然后是自己的正确思想占据人们的头脑，人们听他的指挥，然后去消灭旧统治阶级。这样，就在群众觉悟与组织奋斗过程之外，预先完成了认识过程——仅仅只是对旧制度旧势力的口头否定，以及目标选择——一步就要跨到私有制灭亡阶级社会消失的临界点上，这样就造成了认识、革命规划与群众性政治实践的彻底分离。这样一来，认识有可能由纯左派独立完成，革命实践则需要借助群众的力量，群众就成为一种工具性的存在，理论认识不需要结合群众性的政治实践，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分离与脱节。

这种形而上学的观念会造成什么后果呢？最典型的就是极端宗派主义。他觉得自己的认识已经完美了，你要是不同意他，那你就是站在旧统治阶级一边。网络上经常可以看到这种说法：谁要是对“特色”否定得不彻底，就是跟“特色”划不清界限，就是在“跪舔特色”。在纯左派的想象力中间，他们垄断了进步事业，或者说垄断了全部革命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他们觉得自己已经代表“新一”了，你要是跟他不一致，就是在反对他；反对他，你就是站在了“旧一”那一边，于是就变成只有“新一”和“旧一”的对立。

马克思认为人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多数人的认识会落后于社会变革本身，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唯物主义的基本点；而纯左派热衷于对“非纯左”群众纠偏，这是假设“思想上的彻底革命”是可以提前完成的——关键路径当然就是在于大家都听从纯左派口头上的彻底否定性与目标选择了。

其实，革命时代毛主席已经认识到：哪怕是在基本群众中间，能够率先觉悟的人，也是少数。人们走出旧社会关系桎梏，实现觉悟的可能性，是梯度分布的——所以需要区别对待——“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动势力”。优先选择的工作对象，当然是要找到群众中间最可能觉悟的关键少数，激发让他们的政治觉悟，然后发挥组织核心的作用，引领群众前进，这样才能够形成一股推力。而真正的否定性，也只能够寄托于群众觉悟与有组织奋斗力量，通过这种物质性的推力去克服阻力，而不是口头上的彻底否定——那个什么也改变不了。

关键少数人率先觉悟过来，并成为组织核心，是群众成为创造历史的人们的关键。当这些少数人成了党团员，成了基层苏维埃的干部，成为赤卫队的干部，得到更多群众的支持以后，就能慢慢取代地主富农，更深地影响群众。于是原来支持地主富农的群众，现在都支持共产党、支持八路军，或者更具体一点，支持本村赤卫队，支持本村的苏维埃。这样的变化，是整体“一”当中“对立面”“二”的影响力，发生此消彼长。在整体内部，夺取对立面的群众基础，使其影响力逐步变小并接近于零，经过这样的转变，旧一才会转化为新一。在这里，认识高度依存于实践，口头上的否定性与大目标选择，其实什么也改变不了，真实的群众基础转移，才是决定性的因素。

如果是形而上学看问题，就很容易出现历史上的认识论宗派主义，还会发展为“党同伐异”的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我们不能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论，来理解社会的阶级对立，也不能用形而上学的方式，来理解人民力量的成长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自觉走出形而上学，引入辩证法眼光，才能够看到政治领导权——跟无产阶级专政密切相关的劳动阶级政治公共性内涵。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讲到工人阶级要成为统治阶级，同时也讲到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些，都需要世界观的革命，才能够看得见和把握到。

怎么理解无产阶级专政？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过渡阶段，中间有一个阶段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专政。他只能将“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政权建立起来后才有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这实际上是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行政国家组织的一个职能，而无法理解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阶级从觉悟和组织起来奋斗形成自己力量”的政治领导权建设过程。作为与资产阶级专政对称的概念，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样的理解方式中间丧失了政治性内涵，成为一种只剩下行政的、司法的或者镇压的职能，这些职能都是自上而下的——属于行政国家的职能分工。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作为政治概念去理解，这样，才能够与群众从消极被动转为有觉悟的积极行动者还能够组织起来奋斗的过程联系起来理解，这才是能动的政治建设过程。

这样来理解阶级专政，那么，在革命的第一天和第一步就需要展开这个方向的实践，群众不仅要形成一股力量，而且要构建全新的、不同质的社会关系总和，这才能够吸引群众积极参与形成新的推力。

一些左翼很容易陷入的误区就是对旧统治阶级情绪上的厌恶，导致认知上的彻底否定，从而导致方法论盲点，幻想一次性实现否定，从而陷入形而上学，缺乏整体观。由此，就看不见新的政治肯定性建设，如何从零开始建设与展开；而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也往往是要去镇压对立面，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如何组织起来，除了展望革命胜利后的新国家行政职能之外，就没有了当前的路径与方法。

在土豪劣绅越来越坏、越来越走极端的今天，一方面，要看到他们本身就不是好人，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正人君子”之所以强大、走极端之所以毫无顾忌，次要方面的原因还在于——我们自己没有能力组织起来奋斗，这就放纵了这些人。

革命不是随时都能发生的，需要非常苛刻的革命形势和外部条件，所以，革命在历史上很罕见。但是，我们哪怕只是想要稍微改善我们的处境，只是想要在不打破旧的阶级结构的情况下改良，那也是要逼迫土豪劣绅做出实质性让步的。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到大家都是消极被动的，唯恐得罪领导，即便知道某些事不公正，也一句话都不敢说。比如有位同事被非常不公正地对待，我们也不敢公开同情他、跟他站在一块儿。这个状况能不能改变呢？改变的可能性在哪儿呢？革命经验不仅在真正革命的时候管用，在日常生活里也有用。为了稍微改善自己的处境，我们也需要吸取革命的教训和经验——怎样找到关键少数，怎样能够团结起来，怎么让掌控我们命运的坏人、搞小圈子的人，有所顾忌。明白毛主席他们寻找关键少数的努力，这样一支“无中生有”的力量的生成过程，不仅对革命有用，实际上对改良一样有用。

在年轻人群体中流行的“窝囊废+牛马表情包”图片来源：网络

那我们就来看看，中国革命的革命者们是怎么干的。今天办企业筛选人，要考试、要看文凭、看工作资历；在革命时，没有这种条件，怎么才能发现积极分子？主要是结合土地革命的斗争实践，在分田分地、土地利益再分配的过程中，逐步发现和培训积极分子。比如，在中央苏区的时候，是靠分田分地的斗争中间，发现积极分子，后来到华北去了，是结合减租减息的斗争，去组织农民抗日救国会。具体方式变了，但核心没有变，都是组织农民、动员农民、使农民觉悟，培训农民中间最积极、最有能力的人，把那些人发掘出来，让他们带领多数群众跟共产党一道努力实现革命目标。

所谓“政治领导权建设过程”，其实就是发掘群众中间最可能率先觉悟的积极分子，让他们成为支撑点，然后形成自下而上的组织基础，让他们形成“战斗堡垒”的过程。这样，消极被动的分散群众，就成为有觉悟的积极行动者了，还能够自己组织起来奋斗。基于这样的领导权建设，推力既然形成了，那么，克服阻力的凭借就有了，如何克服阻力和消除阻力，目标要走到那一步，就成为一个技术性选择了——这个时候就转入行政上的决策与执行环节了。

我们今天讲座的一个关键就是，要区分政治和行政，要不然很多问题说不清楚。

行政比较容易理解。比方说革命的时候搞乡村政权建设，在湖南、江西的时候搞苏维埃建设，苏维埃组织网络越大，联系的群众越多，那么革命队伍能够征粮征兵的范围就越大。行政网络是可见的，也是清晰的，比较容易理解。不断扩大根据地，首先就体现为行政范围的扩大。

很容易被知识分子或很多人忽视的，不是行政，而是政治领域。知识分子倾向于把所有事物都放到理性的领域里，曼海姆在1920年的书中说：“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倾向于把事物尽可能地包括在理性领域内，并将它们置于行政控制之下，另一方面又尽量把‘非理性’的因素减少到零。”刚才谈到的领导权建设，就不是很确定和稳定，很难用精细的语言或者几个很少的词汇概括，这就很容易被追求确定性的文化人所忽略。

曼海姆还讲，行政体系内部有着本能的反政治取向：“所有官僚思想的根本倾向是把一切政治问题变成行政问题，因而德国政治科学史上论述政治的大多数著作实际上是在论述行政。”我们自己从中国的经验，也可以看到曼海姆的先见之明：“官僚保守主义者倾向于掩盖政治领域”。[11]革命后中国的状况就是这样的。建国后，以刘某某、邓某某为代表的一群高官，就相信行政决定一切，看不到政治，看不到继续组织和动员群众的必要性。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群众觉悟与组织过程，也很难摆脱先锋队的引导作用，摆脱这一类特殊知识分子的教育与引导作用，要不然，依靠群众个体走出自发性，就很难实现大范围的觉悟。有一个很好的类比：我们初中学习数理化，其内容是整个科学界几百年前赴后继创造出来的，得到公认才形成确定性的知识。我们坐在教室里，花几年时间，就能掌握前人几百年的发明创造的积累。如果不依赖老师和教育体系的帮助，靠个体去学习和提升，那就非常艰难了；而且，老师还不是一个人在努力，而是许许多多人前赴后继，按照最符合学生理解顺序和理解能力的方式编教材、改进教法，不断让学生做作业测试掌握程度，使得教学成为一个系统化过程。干革命或者让群众普遍觉悟起来，也是一样，也离不开合格教师的引领过程；只靠一个人自己觉悟、自己认识问题，当然也有可能，但就非常难了，无法带来广泛而深刻的改变。

还有一点很重要：革命时代作为劳动阶级先锋队的政党，也应承担“教师”的角色，让群众更好地认识自己的处境、觉悟过来，并找出其中的一些先进分子，使他们自觉自愿地为了共同命运而努力。从而就出现了“有机知识分子”和“无机知识分子”的差别，前者才算是合格的教师。

我们学习和理解数理化这样的技术性知识，为提高学习效率也需要老师和教育体系的帮助，而理解和把握政治性的知识，除了需要合格的老师引领之外，还存着别样的困难——政治眼光和技术性知识之间不同，政治上是存在世界观差别的，如果我们对此没有自觉，就很容易被隔住。在不同的世界观之间，存在着“不可通约性”，后面我们要讲到：为什么党内多数总是对毛主席有看法？核心原因就在于他们的世界观没有改过来，看不见“政治”，总是用形而上学、静态的眼光看问题，这样就只能够看到行政。在毛主席看到一只兔子的地方，党内多数往往只看到一只鸭子，不同世界观之间的就存在着这样深刻的“不可通约”。【编者注：格式塔心理学指出，面对同一个对象，不同的人因为认知结构不同，会看到截然相反的东西。其中最为有名的例子，就是一张既可以看作鸭子也可以看作兔子的图片。】

著名的“鸭兔图”，既可以看成鸭子，也可看成兔子 |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今天一些“纯左派”认为自己读了马列毛的书，就搞清楚了所有问题，认识过程就完成了，但马列毛主义起作用的方式不是“一人得道”，而是要让群众觉悟过来，从自发到自觉，从自在到自为，是理论与实践统一的过程。这里，恰好就出现了方法论盲点，引入一种认识上的形而上学：他们认为，真理或者认识过程可以在群众觉悟和组织奋斗之外来实现，这恰恰就是一种“无机知识分子”的看问题方式，这样的人还长期在党内占多数。

毛主席则恰好反过来，认为共产党员的唯一主营业务就是团结群众，这才是有机知识分子的努力方向。1945年春天还只有120万党员，毛教员说：“全国就是发展到四百五十万党员，也不过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每个党员的任务就是要去团结百分之九十九。这就组成一个军队。如果不会团结，就不是一个好党员，为什么要共产党员呢？难道是为世界上房子太多，小米太多？其所以要共产党员，就是要团结九十九个以上，好打敌人，建设新中国。如果不是这样，革命就不能胜利。有些人则专门革财政厅之命。只有团结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民，革命才能胜利。”[12]

今天很多左派，对毛主席的情感应该是很真挚的，也可能发自内心崇敬毛主席，但是他们实际上与毛主席的政见是很不一样的。比如，毛主席说，认识的起点是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感性认识。但是，纯左派就很讨厌这个话，他们虽然没有公开攻击，但肯定不同意这个说法。纯左派天天批民族主义左派，认为这些人上了tz阶级的当，老是想着民族复兴、老是想着跟帝国主义作战，不关注国内tz阶级的腐朽落后，不把国内的tz阶级推翻，什么问题都谈不上。外部问题要通过内部的矛盾运动去解决，这是对的。如果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也肯定能够解决外部帝国主义问题，这也能够成立。但是，在物质生产领域占主导地位的tz阶级，难道在精神生产领域就没有了主导地位？当然有。在这种情况下，你凭什么要求群众自发觉悟过来？你作为左翼或者自认为是先觉悟者，难道你努力工作的目标，不应该是努力争取让群众觉悟过来吗？

“纯左派”就是在这个地方搞错了。他们认为，好像人们都应该天然地觉悟过来。若果真如此，那阶级社会怎么可能这么持久？大同社会怎么可能崩溃？如果老百姓马上觉悟起来，像共产党那样组织原理都可有可无了，“正人君子”时时刻刻都有可能灭亡。与这种自发性假设相反，群众觉悟的过程，恰恰是一个需要高投入的事业，需要大批“教师”深入到学生中间去，起到引领和教育作用。而且教师需要先成为群众的学生，然后再成为群众的先生；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返回群众的过程，始终围绕一个核心：服务群众，让群众从自发走向自觉。但是，很多人错误地认为，好像群众是可以自发觉悟过来的，左翼作为先觉悟者，也就解除了深入群众、带领群众的义务。应该说，这是一种本能的孟什维克思想——个体不需要服务于党组织目标，党组织本身可有可无。

新区土改过程中间，干部深入群众和动员群众的“有机化”互动，茹遂初拍摄 | 图片来源：讲者PPT

上面是1950年代土改的图片，很直观地说明了这一点：先向群众学习，然后再回到群众。当然，这时我们已经夺取了政权，取得了全面胜利，我们才有这样的机会，用相机来记录土地改革的现场。

这个图片很直观地说明了群众觉悟中有机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或者说劳动阶级政党的重要性。解放军派出土改工作队，深入群众，党的工作就是要从群众中间找到并激活最可能觉悟的少数，把他们发展为新的组织核心带领群众前进。第一拨有机知识分子是解放军工作队员，第二拨有机知识分子则是群众中间的土改积极分子，有机知识分子就是在革命斗争过程中一拨拨培养出来的——这些人有觉悟、有组织能力，是从无到有、从低到高的发展过程。他们进入群众后，可以引发一个“链式反应”：第一波积极分子掌握一定方法以后，他能够动员更多群众，不断扩大规模输出；不断地造成新的积极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去结合更多的群众。

“工作队”及其工作方式，为理解有机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提供了经验模板。最初阶段，红军是分成小分队深入村庄的，他们发动群众结合土地革命斗争，把红军连队里面的党建和行政公共化经验，应用到乡村社会；到了解放战争胜利之后，各种土改工作队，也担负同样的职能，应用同样的工作方法。后来，毛主席自己总结：工作队和群众结合的方式是什么样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工作方式是怎么样的？就是依靠贫农和中农联合起来向地主夺取土地，一句话，激活农民自己的斗争精神和能力。

“我们是依靠贫农，使贫农和下中农联合起来，向地主阶级夺取土地。具体做法是：访贫问苦，发现积极分子，团结核心，进行诉苦，组织阶级队伍，开展阶级斗争。在整个过程中，党起引导的作用，反对包办代替。”[13]

这就是和地主阶级作斗争，建设新的领导权，争取整个村庄的群众站在共产党一边的政治过程。访贫问苦也好、发现积极分子也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从发现关键少数、从群众的感性认识出发、从群众的生产生活经验出发，寻找和激活关键少数，据以组织革命的基本阶级队伍。

如果和改良派做一下比较，也会很有意思。改良派还是要改变世界的，当然他们不承认阶级斗争的作用，也不承认农民群众自下而上的领导权建设的进步意义。他们认为，农民群众也好、苦力也好，他们愚、穷、弱、私，知识太少、行动能力太差，合作不起来，所以我们要给他们“赋能”。今天很多人写文章也是类似的观点，要给农民“赋能”、提高他们的能力，总体上都是为了改变农民的行动模式。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经常下农村、跟农民打交道的晏阳初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口号：“我们欲‘化农民’，先要‘农民化’。可是‘农民化’至不容易。必须先明了农民生活的一切。我们正努力在农村作学徒。……学校越进得多，离社会越远。一般人以为书本式的教育越受得多，便越有学识，越能了解社会。其实是很大的谬误。”[14]

1938年前后，八路军小战士帮老乡背柴图片来源：我们从军营走来

这跟我们刚才说到的纯左派从书本里面得到真理、完成认识过程完全不一样。晏阳初意识到，要改变农民行为模式、提高农民的行动能力，就必须跟农民在一起，向农民学习，学会跟农民对话，这样才能说服农民、教育农民和提升农民。可见在方法论上，改良派至少比纯左派进步一点：他们看到了有机知识分子深入群众的必要性——即便是为了提高与农民交流的效率，那也必须如此。

王明的教条主义很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自以为可以像传统的教师一样，高高在上。我完成了所有的认识过程，你只要听我的就行了，要以我为核心——没想到群众自己的变化会有什么重要性。他当然也会提到群众，只是跟我们文革时候批判的那个“群众落后论”一样，认为认识过程在纯左派那里已经完成，群众只要听我的话去实现目标就行了。群众不是认识的主体，不是行动的主体，也不是组织的主体，而是实现目标的工具。目标由那些已经完成认识过程、获得了真理的人来决定。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分离状况。对此，毛教员有非常深刻的认识，“脱离群众”“对立于群众”，实际上在认识层面上就已经存在了。

这里还涉及到毛教员和列宁对于劳动者认识飞跃的不同理解。什么是有机的知识？毛教员的看法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从群众的感性认识起步，从其自发性的各种表现起步，才能够更顺畅地觉悟群众并顺利地转化为自觉的行动主体：“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15]

不过，当群众还处在“自发”状态中的时候，列宁的说法——“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只能从外部灌输进去”——也是对的，此时，劳动者还没有全局的、阶级的解放观念，对未来也没有全面的想象力。

“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俄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16]

比较列宁和毛教员的观点可以发现，毛教员更强调中介的作用。劳动者要实现全局性的觉悟和认识飞跃需要一个中介，需要老师——一个能够深入群众、带领群众，像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那样的老师。这样的老师才能够高效率地动员群众，凝聚群众共识，从感性认识起步，当然内含着改良派的交流效率目标，同时，向理性认识和阶级集体处境体认上升，这就是改良派所要竭力避免的。

今天的左翼，常常忽视一个核心问题，群众如何从自发走向自觉？左翼再出发，必须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实际上，列宁和毛主席的上述发现是唯一出路，没有别的选项。

在任何情况下，有机的知识都不可能体现为预先设计好的方案，或者目标选择。与革命时代一样，我们需要挖掘、发动那些比较活跃、愿意承担风险的“关键少数”并予以激活，才会有斗争能力的生成，这是无法省略的第一步。此外，我们不能脱离群众的认识，必须以群众的认识为起点，以此为依据选择目标。就像毛主席在1964年四清时期所说，当年为什么要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这是群众教给他的。他做了很多调查，最后发现群众提出的这个方案，获得了最多的支持。毛教员说：“土地改革纲领，我在前后费了10年功夫，不费10年功夫，是搞不出来的。在大革命时，我办了两次农民运动讲习所，广州一次，武汉一次，也做过一些调查研究，但没有解决。还是以后在兴国和其他地方进行了8个月调查，才解决问题。这是群众教给我的，说应该这么样办。”[17]

我们知道，如果按照教条主义的观点，分田以后，大量的农民变成了小私有者。在欧洲的革命家看来，小私有者是向后看、落后的。马克思本人也有这样的观点。法国大革命以后，拿破仑废除封建义务，农民获得了小块土地。从这以后，法国农民就变成了小私有者，小生产者确实是容易向后看的。在大革命后期，法国农民还搞了旺代叛乱，支持教士。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一个经典的表述，这个表述今天看还是正确的：如果没有先锋队，没有劳动阶级政党深入农民、动员农民的话，那么农民就会处于“行政权支配”的自发状态。农民的这个状态能不能得到改变？如何改变？回答这些问题的革命实践，恰好体现了中国革命精神的智慧之光。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恰好是在农民中间最可能找到关键少数，让革命的整个领导发生根本性改变；在农业生产和农村环境里，恰好可以建设新的行政网络，也就是建设根据地。有建设根据地的条件，再进行有效的领导权建设来激活“关键少数”，最后就带来了农民阵营的行政能力、执行力“爆表”。所以，只要路线问题解决了，所有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不存在第二个问题。

葛兰西、卢森堡等欧洲革命家恰好走了第二条路线。在城市和工业环境里，他们没有能力建设排他性的行政网络。敌人一武装镇压，他们的组织就散架了。没有行政网络起作用，就没有办法有序汲取整个劳动阶级的人力物力资源，进而武装反抗反动势力的镇压。

这恰好也是我们今天碰到的一个新问题：tz阶级对工业生产和城市环境的管控十分强大，可以说，城市是tz阶级的根据地，如何在这样的地方进行领导权建设？有什么具体路径？这儿需要我们重新探索。但在原则上，目标选择必须以群众的觉悟为依据，也就是说，我们要按照当前群众的自发性改变、自觉状况和组织能力，而阶段性地选择斗争目标。整个革命的否定性，对旧势力和旧制度的否定，当然也要以群众的觉悟和群众有组织的力量为起点。

早在两千多年前，孙武就说过，打仗要“知己知彼”，要按照我方力量和敌方力量的对比来选择可行的目标。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或纯左派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从生产关系的不正当性或统治阶级的不正当性出发，直接推导出要否定旧生产关系和旧统治阶级的目标——这个属于一步就要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目标。这个目标有什么理论依据？又有什么实践依据？依靠什么样的力量去克服阻力？都没有。他们的依据只是想当然的需要。新的力量怎么产生？推力怎么克服阻力？他们完全不思考这些。这样想问题，必然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在实际上就完全放弃促成群众觉悟与组织奋斗过程的群众路线了。

放弃群众以后，我们会面临一个无解的困境：任何推力都没有，旧势力又不愿意主动退场，那就什么也改变不了。旧势力为什么要让步？既然新势力没有觉悟，无法组织起来跟旧势力斗争，那么旧势力走极端的空间难道不是更大吗？马克思和列宁都说，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判断背后的核心问题是，跟对立面掰腕子的力量从哪儿来？当然只能从群众觉悟和组织奋斗中来。那么，群众觉悟和组织奋斗就应该成为我们观察和思考的起点，这个路径，不仅是实践的起点，也是认识的原点。如果忽略了这个问题，相当于失去了无产阶级专政眼光和思维，此后，要么成为托派，要么就是王明式的纯左派。

很多左派强调阶级剥削、劳动价值论，当然如果这些东西能够深入群众的话，是能帮群众觉悟的，但是这绝对不是决定性的。如果认为这就有决定性，那就低估了群众觉悟和组织奋斗的临界点。我们知道，毛主席干革命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社会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生产者掌握全部的生产过程。农民收获之后，地主、军阀等通过收租、收贷、收捐税的方式压榨农民；湖南中部就流传过这样的顺口溜：“农民头上三把刀，税多租重利息高；农民前面三条路，逃荒讨米坐监牢。”《寻乌调查》也记录了当时农民的贫困生活：“‘禾头根下毛(没有)饭吃’，说的是刚打下禾交过租就没有饭吃了，这种情形寻乌简直占百分之四十。……量了田租量利谷，一年耕到又阿嗬！”“寻乌近年每年有百分之二的人家破产，有百分之五的人家半破产。”“每百家人家有十家是卖过儿子的。”[18]农民对于剥削的理解，不是非常直观吗？

农民头上三把刀，税多、租重、利息高。刊登在1926年《中国农民》第九期的漫画

图片来源：志愿者摄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正如毛教员所说：“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19]因此，对农民强调土豪劣绅的罪恶等，没有特别大的意义。农民要真正觉悟起来、看到自己的共同需要，还能组织起来奋斗，在这个临界点上，才会有觉悟和组织过程发生。红军组织分田分地后，一大批积极分子涌现出来，这才是新的政治公共性所需要的真正结果。觉悟、组织斗争只有在这个临界点上才会发生。

我们试着对刚才讲的经验过程，做一点理论性的提炼：

一是提出“毛式公共领域”的概念。什么是“毛式公共领域”？可以借助《井冈山的斗争》来理解，这篇文章实际上展现了红军中的“毛式公共领域”的内部组成。在毛式公共领域中间，有政治与行政两个方面的内容。

政治方面体现为党的领导，也就是“支部建在连上”。“支部建在连上”不仅是党建在哪一级的问题，而且是通过连队的党建工作，实现政治领导权的建设职能。依据1928年红四军党代表工作大纲要求，“党代表一切行动和言论，均需站在党的观点上，去施行党的主义政策。”“党代表在军队中，在民众中，均在党的指挥之下，积极发展党和团的组织，并使党与团为群众核心。”[20]因此，一个支部的党代表们，面向连队100多个士兵，要深入到士兵群众中间去，发掘最可能觉悟的先进分子，把他们激活，让他们积极地参与各种的管理事务的讨论，包括在日常管理中执行群众纪律、动员群众等等。可见，领导权建设的背后，就是要通过积极分子以提升群众的觉悟和组织奋斗能力；而在连队里，要依靠党代表的工作，才能够起到这样桥梁的作用。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中间说：“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21]

行政方面要做根本性的改造，领导权要起作用，必须改变管理权垄断在少数人手中的现象——少数官员垄断管理权和管理事务，就体现为一种管理上的私人领域——多数被管理者处在这个私人领域之外。如果少数人垄断管理权力的话，管理就变成只有一个自上而下的决策、命令、控制和监督的过程，那么就算有很多积极分子，他们也没无法很好地起作用、参与管理过程。所以，领导权要发挥作用，行政与管理过程需要做出相应的改变——这就是“三湾改编”所实现的行政管理的公共化与群众化，毛教员当时把这个叫做军队内部的“民主主义”。

官兵平等体现为：（1）军官不体罚士兵；（2）官兵待遇平等；（3）士兵在开会的时候有说话的自由，比如提建议，提批评意见等等；（4）废除烦琐礼节。我们今天已经很少见到“繁琐礼节”了，但是那些清宫剧里面就有比如见到皇帝、见到上级，要磕头作揖、要跪下等等。在今天看来，这是有损人格尊严的。红军当初也有一些，当然没有那么严重。在“废除烦琐礼节”中，最有特色的就是经济公开，官兵一口锅里吃饭。毛教员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这样描述军队风气的变化：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象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22]

毛式公共领域，就是要结合政治领导权与行政，实现领导权建设基础上的行政公共化，这会带来革命性的改变。还是在井冈山的时候，毛主席就提出，红军要执行三大任务——作战、后勤、根据地建设，也就是“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组织群众和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等。这就要求每一个红军士兵，都要像总经理一样，关注管理的全过程。

毛主席在古田会议上说，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首先是要执行革命政治任务。要从政治上建设红军，最核心的就是要实现领导权建设和行政公共化。这样做会带来一个很显著的后果，即打破了管理内部的绝对分工与上下级之间的对立分化，被管理者不再觉得自己被当做工具人，而是有了主动性。这样的组织，既有分工协作的效率，又有人的主体性成长空间，进而提升了成员政治觉悟和组织能力。毛教员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记录了当时士兵的转变：“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已为人民打仗。……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连、营、团都有了士兵会，代表士兵利益，并做政治工作和民众工作。”[23]

当时红军的规模很小，相当于一个“干中学”的学校。只要你有进步的愿望，红军就有这样的环境，让你不断参与公共事务管理，你就可以从不会到会，从低能到高能。随着红军规模的扩大，在红军连队内部广泛参与管理的先进分子，就会逐步成为军官、成为新的党代表，新的合格干部就源源不断地再生产出来了。然后，在根据地建设中间，红军也运用这两个经验来组织群众：一是发掘农民中间的先进分子，搞领导权建设，二是在乡村里面搞行政公共化和群众化。

应该说，红军发动群众的工作，遭遇过很多阻碍，但也有比较成功的典型经验，提供了在农民群众中进行政治公共性建设的范本。我们以1933年的查田运动为例。毛主席亲自参与了瑞金云集区叶坪乡的查田运动。叶坪乡只用20多天左右，整个云集区用了一个月左右，就搞完了查田运动。在查田运动之前，云集区全区28000人口，只有39个积极分子，在查田运动之后，积极分子增加到360多人，比之前增长了8倍，但也只占成年人口的2.57%。不过考虑到当时江西赣南地区有80%左右的成年女性是小脚，她们不仅很少参与公共事务，也很少参与农业劳动，所以真正活跃在公共领域的大多是成年男性。这样算下来，分母减小一倍，分子不变，即比例增加一倍，所以在公共领域发挥作用的成年人当中，有近5%左右是积极分子。

积极分子到了这个临界点数目以后，基层政权的执行力，就指数型地提升了，汲取人力、物力的能力都有了巨大提升。在汲取人力方面：“1932年云集区‘红五月’只扩大了九名红军，……（1933年查田运动后）云集区共扩大红军一千零二十名。”在汲取物力方面，当时正是闹荒的时候，红军缺粮，因此号召每人节约三升米来支援红军，这一目标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前线红军需要粮食，……号召每人节约三升米。……我回到区里后进行了传达动员，大家听说毛主席发出号召，家家捐献，人人出粮，三天之内共捐出一千多担，超过了原计划的四分之一。在云集区的模范作用带动下，全县其它八个区二十九万人民短时间内就捐出九千多担米，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成了著名的‘三升米运动’。”[24]

可见查田运动之后，革命政权已经能够顺利实现自己的基本职能——吸收人力物力来维持正常运转。后来赣南很多县都搞了查田运动，搞得比较好的有福建的才溪乡、瑞金的后水乡和兴国的长冈乡等。这些地方的苏维埃政权吸收了大量积极分子，让他们参加各种委员会，比如耕田队、农业合作社、消费合作社，还有粮食调剂局等等。于是，整个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都被组织起来，纳入苏维埃的管理范围之内。这样一个政权，有很多的积极分子起支撑作用，形成了领导权支撑的高效行政网络，还具有群众化的外观，此后，地主富农的权力基础就不起作用了，我方汲取资源、日常管理的能力都急剧提升。根据毛主席在长冈乡、才溪乡的调查，基层苏维埃的动员效果非常非常惊人：“长冈乡全部青年壮年男子(十六岁至四十五岁)四百零七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三百二十人，占百分之七十九。上才溪全部青年壮年男子(十六岁至五十五岁)五百五十四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四百八十五人，占百分之八十八。下才溪全部青年壮年男子七百六十五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五百三十三人，也占了百分之七十。”[25]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成年男性中绝大多数都脱离了生产，专职搞革命。你看，群众力量有多大！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毛主席说：“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26]这就是说，把农民动员到这种程度，百分之六七十的男性青壮年能够脱产参与革命，反对国民党，那么你国民党军队小小的武器优势算得了什么呢？

之所以能够实现这样充分的动员，是因为后方的生产、生活各个方面都被管理得很好。在这些地方出现的新政权说明，民众之间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关系。比如才溪乡和长冈乡出现了真正的代表制度，代表经常跟村民打交道，彼此之间很熟悉，能很好地发挥领导作用，让全村民众像网一样执行苏维埃的日常工作，这是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最明显的地方。长冈乡的同志，还把这些委员会看作工会、农会那样的群众团体，而不只是苏维埃组织的一部分，不只是基层政权组织——当然这个看法与基层苏维埃政权组织具有高度的群众化运作方式一致。可以说，共产党真正厉害的地方，跟国民党分出胜负的地方，就是在这里。

在先后顺序上，政治领导权建设在先，行政与目标选择在后，这个顺序不能够颠倒。有一个笑话说：一位法官问被告，你犯了什么事儿？被告回答说去超市买东西早了一点——在超市开门之前就去了。在政治领导权与行政相互关系上，绝对不能够先做目标选择或者行政设计，这是“非法行为”；反过来，不仅是政治领导权在先，还一定是政治领导权渗透和改造行政网络，要实现三湾改编那样的行政公共化与群众化。

在共产党成功的反面，是国民党基层政权建设的严重失败和“内卷化”。著名印度裔美国学者杜赞奇发现，从晚清到民国，各路人马都在搞下沉到乡村的政权建设，但都陷入“内卷”，他们能够依靠的基层代理人，基本上就是地主、富农这些地方上有势力的人。国民党搞政权建设，也要办一些公共事务，比如办警察所，办公共教育，因此就要向农民收税。国民党收税带来怎样的结果？我们都知道农民很穷困，国民党的执行力又很差，还摆脱不了土豪劣绅的包办和代理地位，最后就变成了往往要依靠地痞流氓收税。于是，在国民党统治下，劣绅驱逐了良绅，盈利型经济驱逐了保护型经济。这些盈利型经济从农民那里榨取的价值，远远高于国家的税收目标。最后的结果就是，虽然国民党从基层实际获得的人力、物力非常少，但是却榨取了农民非常多的东西，把农民彻底得罪了。

国民党抗日的时候还要抓壮丁。什么是“抓壮丁”？这意味着国民党作为一个“合法政权”，面对外敌入侵，要补充军队人力的时候，还需要用强盗的方式，从农民家里掳掠壮劳力。这跟长冈乡和才溪乡根据地的状况截然相反。毛主席经常说的、真正起决定作用的“人心”，就体现在这个地方。共产党能够低成本、高执行力地汲取农民的人力、物力支持，国民党根本做不到，因此真正决定国共两党胜负的，是有无“政治建设”。

根据地政权，还出现了新的状况，有大量积极分子起支撑作用之后，就能够更深入地影响各方面的舆论，并发挥多种引领作用，例如改造村里那些有轻微脱轨表现的人，比如二流子、地痞流氓等。“改造二流子”的问题，最初是1929年在福建西部提出的。当时龙岩地区的主要情况是人多、地少、山多，虽然当地以前有很多手工业，但后来都垮了。按照邓子恢的调查，当时有很多破产农民离开了土地；那么丧失了土地以后，就没有了生存资源，往往会用各种苟且的方法获取一点生存资源，这就变成了二流子或者是流氓，他们会对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构成威胁。

该如何应对这种威胁？今天我们一般给出的答案是，动用公检法机构，把他抓起来，按照其犯罪情节依法判处徒刑，监押改造。但实际上，要是违法犯罪分子占到人口百分之几的话，公检法根本应付不了这么多人，也没有那么大的监狱关他们。当时是怎么做的呢？不是一抓了之，而是设想通过土地革命，让他们拥有必需的生产和生存条件，进而把他们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党对流氓的总策略应该是：把流氓从tz阶级底下夺取过来，给以土地和工作，强迫其劳动，改变其社会条件，使之由流氓变为非流氓。”[27]

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因为当时战争威胁严重，基层组织也多数服务于战勤需要，来不及着手改造“二流子”。到了延安之后，局势相对稳定，基层组织有余力，就开展了“改造二流子”的运动：“把旧社会遗留下来那些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人，加以教育和改造，帮助他们生产的条件，替他们订生产计划，经常督促检查，使他们转到生产上来，据四三年初统计，全边区9554名二流子，到年底改造了百分之五十八点八。由此增产细粮达八千石（三百斤一石，以下均同），有许多改造后的二流子，不仅同普通农民一样劳动，而且生产积极，被群众选为劳动英雄，如三边的刘生海，甘泉丁有仁，就是证明。”[28]

这场运动的效果非常好，到四十年代的时候，美国的年轻外交官谢伟思发现，八路军所到之处，几年之内当地的土匪就消失了：“一切报道都说明，共产党控制地区不存在盗匪活动。这和国民党统治下的情况形成显著的对照。共产党人将他们对中国这一古老难题的解决归功于，农民经济条件的改善，消灭了许多匪患赖以滋生的封建基础的民主改革，和动员全民组织起来支持战争。不存在盗匪活动的事实，看来是这些说法的真实性的具体证据。”[29]

所以，要是比较国共两党之间，谁的军队和政府规模更大、物资更多、镇压力量强大，那国民党肯定是超过共产党的。但是国民党解决不了征兵征粮这样的问题，原因就在于它没有真正有执行力的基层政权。只有透过党建和领导权建设，去支持行政公共化的基层政府，不仅具有高度的资源汲取能力，还有能力接管国家机器的一部分秩序生产职能，创造并维护新的社会秩序。革命时期的这些经验一直延续到解放后，例如四清期间，重新发现和推广的“枫桥经验”，就是如此；基层群众参与社会的秩序生产，改造本地那些有轻微脱轨表现的人，从而在乡村社会内部或秩序生成现场，就把问题解决了。这恰好体现了国家机器逐步缩小、不再被需要的趋势，这就是一条国家消亡、基层治理群众化的路子。

如果有仔细读《毛选》，还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毛主席在湖南、江西的时候还经常有“土豪劣绅、地主富农是反革命”这样的表述。而到延安以后，这一类表述都没有了，只剩下“开明绅士”了。地主富农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他们的成员未必都会喜欢八路军，因为八军搞减租减息，主张累进税这样的“合理负担”政策，这些不仅会减少地主富农的租债收益，还会反过来加重地主富农的税收负担，在根本利益上存在着对立关系。但是为什么还会出现“开明绅士”这个说法呢？

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江西、湖南的时候，反对毛主席的党内多数，经常搞外线出击、动不动就要打大城市，红军没有多少时间真正深入农民和村庄，去搞切实的领导权建设，去发掘和培养很多积极分子。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到华北以后，反对毛主席的人，基本上就比较乖巧、不怎么说反对意见了。此后，红军（此时是“八路军”）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只要没有敌人进攻，就专心组织地方工作团、武工队，深入村庄，发掘人民中最有可能觉悟的那些人，把他们组织起来。这个时候，共产党已经不主张分田了，因为要跟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共产党搞减租减息，搞合理负担、累进税——你家里越富就交税越多，而这些都是不利于地区富农的利益的。但是共产党通过非常强大而细密的群众动员工作，实现了地主富农的“无害化”，从而把地主富农也组织起来了。我们以《平顺县志》的记载为例，看看当时八路军是怎么做群众工作的。在日军长期的扫荡中，平顺县是两个从来没有被日军夺走过的县城之一。

可以看看，八路军在平顺县的群众工作方面，前后投入了多少时间和精力：“民国31-32年(1942-1943)的减租减息运动中，全县召开农民诉痛苦会419次，参加人数13605人；总算帐会281次，参加人数17729人；思想论战会263次，参加人数9742人；说理斗争会545次，参加人数26859人；算租佃会305次，参加人数6953人；民主座谈会359次，参加人数9002人，参加运动总人数5938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66%。……平顺县委认真执行‘减租一般以二五为原则，减息以一分半为标准’的规定。据统计，检查前全县有贫农2460户，8159人；赤贫176户，496人，共减租19.5万公斤，减息1300余元（银洋）。”[30]

正是有了这样细密的群众工作，这里的根据地才能建设得非常充分且成功，农民抗日救国会人数才能真正地多起来，才会有“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减租减息之前，全县的农救会只有一千零几十人，减租减息以后增加了9000多人，而当时整个县域的人口是9万多人，不到10万，相当于参加抗日会的人数就有当地人口的1/10这么多，可见党对农民的动员是相当充分的，与此同时，这种组织优势也带来了平均地权的趋势。《平顺县志》提供了详细数据：“减租减息前全县有农救会员1031人，减租减息后增加到9071人；工救会员由868人增加到1031人；妇救会员由6877人增加到8012人。减租减息运动是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第一步，展露出新型生产关系的萌芽。”“对全县3个行政区的十个典型村进行系统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地主占有耕地由占总而积的25.5%下降为10.5%，富农占有耕地变化较小。贫农户中有35%上升为中农。农村中，中农已占到农户总数的63.3%。”[31]

这就说明，八路军的乡村政权组织非常有力，而且这些政权，都掌握在支持八路军和共产党的先进分子手里，他们当中很多人当然已经入党了。这样的状况说明，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基层政权是笼罩一切的，在这个政权下，地主、富农就瓦解成了“孤立的个人”了。不像在湖南、江西的时候，地主、富农还能通过宗族、同姓村落的文化网络，忽悠群众起来跟共产党对抗——那时他们还是党在政治上的对手。到了华北以后，八路军通过非常强大、细密的基层组织建设，以及农民抗日救国会的建设支持强有力的基层政权，把群众争取到自己一边，这就消解了地主富农的群众基础，使他们成为孤立的个人。如此一来，不管这些地主、富农喜不喜欢共产党和八路军，都没有能力再忽悠群众跟共产党和八路军对着干了，这就实现了地主富农无害化的过程。

这一时期，毛教员著作里面“开明绅士”的政治含义是什么？就是不要排斥那些主动靠近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地富阶级成员。因为那个时候的人，绝大多数是文盲，如果要管理根据地、军队，就需要一些有文化的人，而那时候地富成员中间，还是很稀有的有文化的人——这一笔人力资源还不能白白浪费。只要他们自己愿意，我们就要主动、积极地吸收他们参与进来。后来的“三三制”等一系列政策，都是服务于这一设想。既然地主富农没有能力跟我们掰腕子，没法公开跟我们作对，那他们就是无害的人了，充其量只是有反动思想、落后思想的人。那么，党把这些人当作普通群众，慢慢教育他们就行了。于是这些地主、富农不再是我们的敌人，也没有资格成为我们的敌人。剩下的，他们中间主动要求进步的人，党就给他们开通一个新的通道，让他们加入我们、跟我们一起努力。所以，领导权建设成果的上限就是，无害化转化敌对阶级成员。

因此，虽然八路军的武力很差，活动也很分散，没有打很多正规战，但是八路军的根据地建设非常成功。掌握了群众，就使得日本侵略军在基层是没有群众基础的。1944年秋，当日军大力恢复“治安肃正”的局面时，其驻华北部队的高级参谋住川吉光宣称：在日军进占的400多个县中，牢牢控制住的只有7个县（占总数的1.4%），有139个县（占总数的31.5%）后来又被迫放弃给共产党了，另有295个县属于中间地带，两派势力“波动很大”，同时，“在许多地区，人民都同情共产党”。[32]因此，日军长期处于一种“不安全”的状态之中：“一份原始资料估计，华北七省的大约三分之一，‘有一个时期被赤化了’。为了对付这种威胁，日本人开始实行包括构筑公路、碉堡，堑沟等手段在内的囚笼政策，以便包围抗战力量。……保密的和不保密的日本文件，对中共动员人民群众的能力表示了特殊的忧虑。群众工作是如此‘广泛和深入’，以至都做到日军驻地旁边来了，这是‘真正可怕的事情’。”[33]

1942年，冀中妇女挖地道。田振彦/摄图片来源：我们从军营走来

最后的结果就是，日军如果不住在碉堡或者炮楼里，他们都睡不着觉。侵华日军甲级战犯冈村宁次回忆，“我军（日军）步兵分队在最边缘地方布防时，驻守一般是在村庄或要冲等地修筑堡，外面围一条深水沟，沟上设置吊桥以便出入，平时将吊桥收起，士兵生活在水沟绕的范围内，并派有岗哨警戒。”[34]实际上，这说明日本已经败了，因为跟群众联系不上，就不能汲取中国的人力、物力资源，来支持他们的侵略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日本再待在中国，就是消耗自己本国的资源，所以他们威胁不了中国。我们小时候看了很多电影、连环画，日寇跟国民党差不多，也是要到农村去抢粮、抓壮丁，这意味着它们缺乏汲取群众资源的组织能力，跟群众的关系也已经不正常了。

共产党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能够激活群众中间的“关键少数”，以这一批先觉悟者为组织核心引领多数群众，这样的正确路线，如果得到党内多数人自觉执行，就会实现领导权基础上的行政公共化景观，基层政权的执行力就会“爆表”，这个路线问题解决了，那么，所有问题都不成为问题了。所以，毛教员在1971年回顾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35]

到了解放战争晚期，整个共产党，在政治上已经形成了天下无敌的态势了。到1947年秋天，国民党自己都很清楚，自己已经不可能战胜共产党了。但实际上，这个时候真正的“觉悟者”，从数量上看，还是很少的。比方说，当时山东根据地的农村里真正有觉悟的人，自觉支持共产党和八路军的，用一切办法把他们的胜利变成现实、实现真正解放的人，大概也只占3%～5%。在这个基层农村的上面，是共产党组织的中间层级，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情形——八路军和共产党到华北以后，不再热衷于搞外线出击、也不再专注于打城市，而是把军队分散到地方，组成地方工作团、武工队，深入农村，寻找和激活群众中最可能觉悟的“关键少数”；经过初步政治培训，培训“关键少数”入团入党，掌握党的基层政权。在中间层之上的党组织最高层，也就是决策层中，按照目前看到的文献，可能只有毛主席一个人，有高度的路线自觉，以及转化群众的政治建设自觉，其他的高层，只不过是经过延安整风之后，基本上处于闭嘴状态，不再发表反对意见，但自身并没有真正的路线自觉和世界观转变。

当然，实际上决策层中，还是存在反对者的。比方说，“文革”时出的一本书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写到了很多革命时代的高级将领、高级官员是跟王明走的。这是因为他们缺乏政治眼光，很容易形成“行政决定一切”的想法。这种眼光和想象力就像毛主席总结的那样，在跟国民党合作的时候，很容易变成“右倾”投降；在跟国民党破裂的时候，容易出现“左”倾观念、关门主义，非“左”即“右”。所以，这场革命能够胜利是非常不容易的，当然有很多人也算是相忍为国（为国家利益而让步）。

比方说我后来看到张闻天1970年代写的文章，实际上，他整个世界观和头脑没有改观，还是公式化看问题的一套，当然这样的人，也不是坏人。我们知道，1927年4月12日之后，继续当共产党是有杀头危险的，他拎着脑袋干了一场革命，经历一个文革，世界观却一直没有被触动，还是没有政治眼光。他的状况恰好说明，要真正摆脱形而上学，做一个有觉悟、有辩证法思维、有政治眼光的革命者，完成这样的世界观革命，是很不容易的。

我们再讲一个例子。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大连，中苏两党干部初次相遇，双方产生了比较激烈的观念冲突。此时，在大连的苏军军官，就很强调管理的正规化，还很反感群众化，而中共官员则重视群众动员与组织工作。这个冲突产生的背景是，共产党经过延安整风以后，整个干部队伍对群众路线的认识水平达到历史最高点。而在大连担负领导工作的柳运光他们，因为要跟苏军合作，也需要经常迁就苏军军官的看问题方式，例如搞了很多“大盖帽”（穿制服的警察）而不是民兵，这就被很多党内高级干部看不惯。1945年底开始，有一大批干部从华东、华北、山东等地坐船去东北，经过大连，就说大连的“三光”【编者注：当时大连的主要负责干部韩光、吴子光、柳运光被称作“三光”】搞了个“四不像”——不像解放区、不像日占区、不像国统区，也不像苏占区，反正就是各种不伦不类。之所以会产生这一现象，就是因为“三光”受苏军影响——苏联到二战后已经立国二十多年了，党内行政眼光反对政治眼光的趋势，发展得很充分，可能接近于我国文革晚期官场的状况，各种厌恶动员和组织群众的观念都大大发展起来了。而来自解放区的干部，恰好刚刚亲历过延安整风，对群众路线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他们是能够看到群众路线及其政治公共性内涵的。[36]显然，在大连两党干部的观念冲突，预示了1960年代前期，中苏两党分歧与论战的关键内容。

最后，分阶段简单总结一下，毛教员的革命路线——以毛式公共领域内涵的领导权建设支持行政公共化的组织建设效果。

第一个阶段，如何在红军连队内部，搞领导权建设基础上的行政公共化。最初，还有很多人反对，合格的干部也还没有培养出来，由此，红军连队内部和根据地建设两个方面，领导权建设和行政公共化努力，成效都不够好。在红四军内部，朱德、陈毅和多数军官，是反对或反感领导权建设+行政公共化的，这体现为红四军七大前后的争论，以及毛教员落选前委书记离开红军，去闽西地方工作。

就红军分兵发动群众的时间分配看，大多数工作日也是白白地浪费掉了。就时间先后顺序列举，1927年年底，红军上井冈山之后，去湖南东部茶陵县一带游击，此时，恰逢国民党桂系与唐生智的战争，军事压力小；红军打下茶陵之后在那停留了48天，依赖商会派款筹饷，基本上没有做群众工作；回师井冈山后，在砻市河滩上，毛教员首次提出红军要执行“三大任务”。1928年全面展开建设根据地的努力，初期的苏维埃组织，未能摆脱“小地主富农挂起红带子”伪装革命的裹挟，这些人延宕和反对土地革命，最后只能展开“九月洗党”把他们排除出去；6月份“龙源口战斗”之后，红四军决策集中力量预备在永新县创造一个较好的群众基础，后续被两省会剿牵引，大部队去湘南，后续又有“八月失败”，未能真正集中力量投入根据地建设；1929年1月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到达赣南闽西，在那里与闽西地方党组织会面，实现了较好的结合；但是，夏天即出现红四军内部的激烈争论，毛教员离开红军之后，基于多数军官的本能与习惯，红四军欣然接受上级指示，出击东江和梅县等地，损失兵力三分之一，大部队没有做分兵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的工作；等到十一月份中央“九月来信”到达，毛教员回到红四军并筹划古田会议，就到了年底了。

古田会议之后，红四军回师赣南，召开“二七会议”确立“伴着发展”的战略，此后，红四军分兵发动群众的工作，做的较为扎实，赤化了赣南多个县份，形成中央根据地的基础。到了五六月份，立三路线下达，南阳会议和汀州会议之后，红军开始整编，不得不接受命令去打大城市，此后，红军大部队从闽西出发向南昌方向进军，8月份去湖南接应红五军（偶然打下过长沙），此后一路争论到10月份；此时，蒋介石打赢了中原大战，开始接管剿匪事务；毛教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军内高官，接受在根据地内部进行反围剿作战的部署——这一部署还受到江西省行委的竭力反对。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之后，任弼时等人的中央代表团就到达宁都清塘，开始系统和全面地反对毛教员的军事战略战术和根据地建设方略。

总之，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干部不成熟和不熟练，建设根据地成效面临着各种不足。同时，在红四军内部和外部，领导层多数长期反对毛教员的军政方略，最为具体的体现就是红军分兵发动群众的时间很少，所以，群众觉悟与组织奋斗力量的提升，就还不够落实。领导权建设在经验上成熟，还要等到毛教员受系统排斥，重新主持查田运动之后，才从根本上找到如何寻找和激活农民中间“关键少数”的路径与方法。此后的成功经验，则是农民中间的有觉悟者，推进基层政权建设的巨大效果，不仅实现了苏维埃政权的权能扩张——把生产生活都管好，同时还极大地提升了基础苏维埃组织的人力物力动员效果，毛教员则履行记录员的职能——在《长岗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中间，很高兴地记录基层农民先进分子的创造性努力。

到这里，根据地建设中间，如何以领导权建设促进行政公共化的执行力效果，其基本经验才逐步完备起来。恰好，这也是中国革命的全局动员经验与效果，远超巴黎公社经验以及西方革命家想象力的新高度——旧的国家机器在何种意义上和方法上，被真正的人民国家所超越，其经验显示为——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建设基础上的行政权公共化与群众化，以政治建设统帅行政，两相结合。

应该说，在第一阶段的八年时间内，毛教员虽然一开始很清晰地看到领导权建设结合行政权公共化与群众化的方向与路径，要求首先在红军连队里实行，但是，各种内外部的条件桎梏，使得这一设想未能很好地落实下去，这一争论，直到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才算结束。此后，经由查田运动的领导权建设效果，基层苏维埃模范乡的经验，第一次全面地揭示出人民国家的真实面貌。由此，革命政治的公共性内涵与路径，已经达到了全局性的经验认识。

第二阶段，从1937年八路军主力渡过黄河，进入华北，开始以主要的精力，深入根据地建设。如前所述，八路军地方工作团或武工队深入农村，寻找并激活关键少数，结合减租减息的斗争，实现了对群众的充分动员效果。基层政权组织非常有力，地主富农的权力基础被彻底瓦解，成为无害化的孤立个人，共产党还能够团结地富成员中间的“开明绅士”一道工作；同时，成功的群众动员，还彻底夺取了侵略军的群众基础，使其面临着日常的生存威胁，还断绝了其人力物力资源的补充渠道。在这份成功的背后，是共产党和八路军中间层多数干部，能够践行群众路线；而最高决策层中间，虽然只有毛教员一个人具有高度的路线自觉，但是，经过长征之后，从前的非毛化人士，多数不再发表反对意见了。

第三个阶段，是日寇投降之后，毛教员决策率先进入东北，彼时有11万军队和2万干部，于1945年年底到达东北地区。此时，多数干部已经经历过延安整风运动的洗礼，对于群众路线的认识，达到一个更高的自觉水平，由此，多数人都看不惯大连“三光搞了个四不像”。正是基于这样的进步幅度，这批干部和军人，不仅短时间就在东北站稳了脚，还迅速动员和组织了群众力量的支持，仅仅三年时间之后，就在“辽沈战役”中间打败了国民党军队，彻底解放了东北，并由此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进程——此前毛教员曾经预言五年时间解放全中国，在辽沈战役之后全国解放预计只需要三年了。

我们看到，第一阶段的八年，毛教员虽然指明了方向，但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结果遭遇到很惨重的失败。在第二阶段的八年中间，多数干部能够深入农村，切实组织、动员农民，组建了强有力的乡村政权组织，由此，不仅无害化了地主富农，还抽空了日寇的社会基础，取得了辉煌的业绩。第三阶段，已经是延安整风之后，大批干部进入东北转向群众动员工作，结合分田分地的土地革命斗争，迅速创建了无敌的政治优势，并由此极大地壮大了自己的力量，短期内就实现了胜负手转换。

1949年之后，土地革命的经验更为丰富。结合土改进行群众动员和再组织工作，在城市也展开动员和组织劳动阶级的系列民主改革，形成强有力的人民国家政治基础。结果，在仅仅三年时间内，不仅在外部打赢了抗美援朝战争，一举解决了鸦片战争之后一百多年的外部忧患，还在内部首次彻底剿灭土匪，实现了真正的国内和平与秩序稳定，还给工业化事业创造了一个厚实的基础。这样的成就，不在于新一代干部队伍自身的管理能力与个体素质，而在于充分动员广大人民自觉支持的王道政治建设效果，革命和新中国的执行力与效率根基，始终在下不在上。

我们今天就讲这么多吧，谢谢大家。

主持人：在东西方的各种革命中，老田老师讲的领导权建设过程和政治公共性的问题都是核心问题。它包括如何发动群众，如何处理群众和革命领导者的关系。当我们讲“人民”的时候，有一种看法认为人民是“乌合之众”，革命的时候把他们组织起来，只不过为了实现革命者的目的而已。但是，老田老师讲，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以往很多革命都不一样。在这场革命中，人民的力量建立在人民当家作主、人民能够参与管理并产生政治觉悟的基础上，而不像有的革命那样，人民只是实现革命目的的工具。

老田老师看历史的眼光也和一般的很不同，因为他关注的是人民如何被发动。我听了还是有点震惊的，因为从数字来看，觉悟的农民可能就3%～5%。但是仔细一想，以中国农民的数量之多，3%～5%农民的力量，也已经远远超过了当时的行政力量。现在有的乡镇干部说，没法管理乡村，因为乡镇的干部就那么多，人手不够，一个乡镇下面又有几十个行政村，干部怎么管得过来？所以要做好基层治理，有一个重要的制度条件，就是发展群众力量，持续更新、扩大群众中的觉悟分子、进步分子。

问题1：老田老师强调政治和行政分开，这里的政治和行政分别指的是什么？

老   田：行政就是管理网络。比方说，基层的网络能够联系千家万户，能够向农民征兵、征粮。政治就是要挖掘积极分子、集合积极分子，让他们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形成自下而上的支持力量。打个比方，政治和行政分别对应了儒家的“王道”和“霸道”。人民革命的“王道”是促进人民觉悟和组织起来，并提供自下而上支持力量；“霸道”则是少数人自上而下地驱使多数人。或者说，“王道”就是多数人觉悟起来，去追求自己的未来，形成自觉自愿的付出与高水平努力。

长冈乡、才溪乡之所以厉害，就是因为经过查田运动以后，这些地方的积极分子涌现出来，自下而上地组织各种委员会来接管公共事务，不管是农业生产，还是人民的生活，都得到有组织的改善。当时，在这两个模范乡，高达70%以上的青年劳动者脱产当红军或工作（就是当干部去了），这样的效果，当然只可能是源自自下而上的自觉支持。所以毛主席真正的理想，不只是单纯地反对资产阶级法权或者强制性管理，更不是没有依据地迷信群众的自觉，而是要务实地创造好“王道”政治的基础；同时，“霸道”也要有，但是要最小化、还要逐步消亡。

所以共产党的执行力，基础在下不在上。更不是像某个大人物所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话说得也对，也不对。对的地方是强调了投入-产出关系：组织动员的力量越大，就可以实现越大的目标。但是，这句话没有办法区分共产党与国民党，因为国民党集中力量也是不遗余力的。四十年代，国民党搞“三征”，田赋征实、粮食征购和粮食征借。其中粮食征借在集中力量方面，做得特别过火，国民党在四川一些县份的税费搜刮，已经收到20世纪初了；就连一般的小地主，家底都要掏空了。

在这个意义上看，国民党并不是不搞集中力量，但是他们没有办成过大事。共产党厉害的地方，也不是搜罗的力量多和集中，而是共产党的力量，深入到了国民党无法着手的群众中间去了。形成那种“王道”政治的支撑力量，由此得到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自觉支持，这才是共产党天下无敌的地方。

问题2：那现在讲的王道和霸道，是赞成“王道”、批评“霸道”呢，还是说这两个实际上是相互结合的呢？

老   田：“王道”和“霸道”其实是一种自然的替代关系，“王道”政治越有力，那么政权对“霸道”的依赖就越小。就像上面所讲的那样，在根据地，农民参与社会秩序再生产，国家机器的镇压功能，都最小化了，所以王道替代霸道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如果“王道”建设得好、领导权特别有力，即便“霸道”完全没有，组织应该也很有力量。

抗战时，党的觉悟分子很多，哪怕没有“霸道”，人民群众也有高度的自觉和积极性。还可以看一个解放后的例子——大寨。我认为，即便让大寨那些最勤奋的人拿最少的钱、最少的工分，应该也不会影响大寨人民的干劲儿，因为整个积极分子自下而上的支撑力量是足够的，甚至还是有余的。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的天然知音，是陈永贵这些先进分子，他们支持的“霸道”是这样的——“有制度，不繁琐；有差别，不悬殊”，这当然也是“霸道”最小化的体现。【编者注：陈永贵在大寨时提出“自报公议”的工分计算方法，账目接受群众监督，定期公开，得到了群众的认可，陈永贵说这套制度“有制度，不繁琐；有差别，不悬殊”】如果依靠少数人控制多数人，强迫他们参与这么多艰苦的劳动，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王道”和“霸道”也是一个自然的替代过程。一个政权中“王道”的建设越有力，对“霸道”的需求就越小。

注释：

[1]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1页。

[2]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2页。

[3]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摘录）》（1966年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思想万岁》（1961-1968），第257-258页。

[4] 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1957年7月9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53页。

[5] 毛泽东：《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90页。

[6]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62页。

[7]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6-567页。

[8] 鲁迅：《坟·论睁了眼看》（1924年7月22日），《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4页。

[9] 鲁迅《坟·论睁了眼看》（1924年7月22日），《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5页。

[10] 堵述初：《毛泽东先生会见记》，载《晏阳初全集》第2卷，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422-423页。

[11] 〔德〕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知识社会学导论》，李步楼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15、119、123页。

[12] 毛泽东：《在七大上的口头报告》（1945年4月24日）。

[13]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1月，第115-116页。

[14] 晏阳初：《在欢迎来宾会上的讲话》（1932年4月16日），《晏阳初全集》第1卷，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21-222页。

[15] 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6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9页。

[16]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7-318页。

[17] 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591页。

[18] 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7、139、143-144页。

[19]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页。

[20] 《红军第四军党代表工作大纲》（1928年）

[21]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页。

[22]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4页。

[23]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63页。

[24] 朱开铨：《毛泽东同志带领我们开展查田运动》，载《革命回忆录（5）》，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页。

[25] 毛泽东：《才溪乡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41页。

[26] 毛泽东：《愚公移山》，《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02页。

[27] 《流氓问题——红四军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案》（1930年6月）

[28] 转引自：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92页。

[29] 参阅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191页。

[30] 《平顺县志》，海潮出版社，1997年，第73页。

[31] 《平顺县志》，海潮出版社，1997年，第73页。

[32] 〔瑞典〕达格芬·嘉图：《走向革命——华北的战争、社会变革和中国共产党1937一1945》，杨建立等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259页。

[33] 〔瑞典〕达格芬·嘉图：《走向革命——华北的战争、社会变革和中国共产党1937一1945》，杨建立等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24-25页。

[34] 〔日〕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325页。

[35] 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1971年8月-9月）

[36] 根据讲者对柳运光的访谈，2011年。